生命里不止詩和遠方 我們為世界盃而跋涉

文/克韓

7月8日深夜22時50分，我在莫斯科的列寧格勒火車站登上了006號專列。俄羅斯的火車站很有意思，一個城市內根據不同的去向，它會分成好幾個火車站，然後以目的地來命名。比如，聖彼得堡專門用來發莫斯科方向列車的火車站，就叫莫斯科火車站。而莫斯科開往聖彼得堡的呢？就叫列寧格勒車站了，列寧格勒是蘇聯時代聖彼得堡的舊稱。

006號專列是所謂的FIFA球迷專列，就是專門運送球迷往返於賽地的，免費。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之間雖然沒有我們那麼快的高鐵，但最快的火車四個小時也足夠走一趟單程了。但既然是運送球迷，當局就想不一定有必要這麼快了，所以這趟列車夕發朝至，到達聖彼得堡的預定時間是清晨6時47分，全程長達9小時07分鐘。

對於接近50歲的我來說，已經好久沒有乘坐這麼長時間的火車了。自從京滬和京杭高鐵不斷提速之後，我常去的這兩個地方，都已在4個半小時左右就可以抵達。而我上一次乘坐時間更長的火車，還是2012年倫敦奧運時隨英國旅遊局的記者團去愛丁堡的夜班火車了。再往前，就要追溯到京滬之間需要14個小時的年代了。當然，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絕不是時間最長的一列世界盃專列——最長的是從莫斯科到索契的，可以開將近兩天兩夜（42小時）。

由於兩場半決賽安排在連續的兩天，又在兩個不同的城市——聖彼得堡和莫斯科，所以最大的問題不是去聖彼得堡，而是在聖彼得堡看完比賽後如何隨著大量人流再回莫斯科。由於我這次決定來世界盃時間比較晚——往年我通常會較早制定行程——所以等我準備行程時，11日當天從聖彼得堡返回莫斯科的航班已經基本沒有合適的了，只有轉機再回莫斯科。

我買了一張機票，是7月11日早晨7時50分從聖彼得堡飛阿爾漢格爾斯克——一個地圖上看在聖彼得堡西北的城市，飛行距離1個半小時——然後再在阿爾漢格爾斯克機場等待兩個小時後，飛回莫斯科，飛行距離為近2個小時。總計這一趟，從去機場開始到到達莫斯科，也需要8個小時左右。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但後來我權衡之下還是放棄了飛行（雖然機票不可退），而是選擇了從聖彼得堡再坐專列回莫斯科，因為感覺這樣更保險，出錯的概率較小。但也是因為來晚了，好的班次基本都被搶光了，所以最後搶到的票是凌晨5時30分就要從聖彼得堡上車，下午15時20分才到，全程將近10個小時。換句話說，為了看上兩場半決賽，我要在火車上總計熬將近1天的時間。

出發前，我因此發了一條微博：「就當是修行。」

其實，當球迷，本來就應該是一種修行。我一直建議大家不應該滿足於在舒服的家中當一個沙發土豆，只看電視直播，而應該儘可能間關萬里，遠征跋涉，去享受那種身臨其境的感覺——相信我，現場看球和電視機前看球是完全不一樣的兩件事，是人生至少應該有一次的球迷體驗。

和宗教苦修者一樣，球迷的上路都是為了一個聖潔的目標，通過對自己的凡胎肉體進行深度的考驗，忍受疲勞困苦，去達到彼岸的真諦。比起宗教苦修者來說，我們其實還差得很遠：歐洲和小亞細亞歷史上，有過很多苦修團體，有發願不說話的，有摧殘自己身體的，有旋轉跳舞中領悟神的旨意的，也有在一個柱子頂上一待就是37年的（阿勒頗附近著名的苦修者「坐柱者西門」）……而我們，相比之下只是要忍受一下旅行條件的艱苦和身體的疲累而已，或許還有很多前期艱苦的策劃和安排。

和宗教苦修者一樣，我們最終的目標都是不一定能完成的。苦修者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通過這樣遺世獨立的冥想來完成和神的靠近，而我們同樣不知道我們的跋涉是否有意義——如果意義只在於我們的球隊能否因為我們的支持而獲得一場勝利的話，那其實大多數時候的答案是否定的。

2012年歐洲杯，有一條著名的新聞，就是時任義大利主帥的普蘭德利在藍衣軍團幸運地小組出線後（西班牙沒有和克羅埃西亞打默契球，從而為自己留下了決賽對手），趕回駐地已經是凌晨3點，但他還是和義大利足協的官員按照事先的發願，立即出發到波蘭克拉科夫附近的一個修道院去還願。當時為了表示自己的虔誠，他們都是純步行走了21公里，花費了三個半小時。

普蘭德利的發願，與義大利隊那屆歐洲杯最後能殺入決賽有關係嗎？有可能有，有可能沒有，按照唯物論的觀點來說就是沒有，純屬迷信。但普蘭德利等人還是做了，而且很虔誠地徒步跋涉，相當於為了神的旨意而在苦修。球迷在追隨自己的球隊時，往往都沒有那麼理性，他們會做一切對球隊有幫助的事情，哪怕這種「幫助」旁觀者看起來很牽強。

英格蘭球迷這幾天把瑪莎百貨的索斯蓋特同款馬甲或領帶都已經買斷貨了，在11日晚的盧日尼基球場看台上，我就看到了不少身穿這種馬甲的球迷。視頻網站上，還有一個女兒給老球迷的爸爸買了一件帥氣的同款馬甲，引起很多英格蘭人共鳴。有用嗎？當然沒用，不然英格蘭隊也不會再度半決賽出局。

這讓我想起玩足球經理遊戲時，我有時會在比賽開打後站立起來像個主教練一樣指揮著比賽。有用嗎？顯然沒用，但我需要這樣做來「幫助」我的球隊，球迷都不會想放過任何一個「幫助」球隊的機會。

這，或許就是球迷「跋涉」的意義所在。當你進進球場聽到山呼海嘯，你會明白一切都是值得的。

俄羅斯的車廂是那種老式的卧鋪車廂。這列球迷專列，全部都是二等車廂，也就是一個包廂四張床，有點類似國內的軟卧，但比國內的軟卧簡陋得多。俄羅斯另有豪華車廂，那是供兩人詩意棲居，有自己的衛生間甚至淋浴間的。一等車廂則是兩人一間，哪怕你是陌生男女也是如此。而三等車廂則有點類似國內的硬卧，沒有包廂的門，而上中下兩邊共6個人。

從莫斯科去聖彼得堡，同車廂的有兩個秘魯球迷。從聖彼得堡回莫斯科，同車的有兩名巴西球迷。這次世界盃，南美球迷表現非常出色，這或許與本來地理上更近的歐洲國家與俄羅斯關係趨冷有關，英國外交部就警告球迷去俄羅斯旅行的種種風險，但南美球迷沒有這些顧慮。他們歡歡喜喜來到這裡，在紅場載歌載舞，在葉卡捷琳堡又唱又跳，在索契晒晒陽光，那是過得相當快樂。

ESPN前兩天的報道就說，一共有4.3萬名秘魯球迷來到俄羅斯，為自己闊別世界盃36年之久的國家隊加油。其中，就包括一個把自己的公寓、車都賣了，然後工作也辭了的瘋狂球迷：秘魯隊一打入世界盃，他就開始了搶票行動。這個名叫里卡多·班達的球迷說：「我們這一代是聽著秘魯隊1970年代事迹長大的球迷。我從來沒想過，我居然能活著看到我們的球隊再度殺入世界盃。我必須在這裡，這樣我未來可以告訴自己的孩子，爸爸在俄羅斯一路支持自己的球隊。」

對於跋涉的球迷來說，這或許是旅行的另一層意義：我們認識了很多人，交了一些新朋友，我們感受到異質文化的新鮮，和一種狂歡節的氣氛。我們輕易與陌生人交心，為了比賽歡呼和落淚。或許，看球本身已經只是一個出行的借口。這是對庸常生活的一種反叛，我們的跋涉，是因為生命里總有「詩和遠方」，這也是為什麼總有那麼多公路電影和那麼多旅行遊記的原因。

《奧德賽》就是最早的公路電影，講述了主人公奧德修斯在特洛伊陷落後，走了十年、經歷一路風霜雨雪後才回到家鄉的「公路」故事。《西遊記》是中國的公路電影，孫行者和唐僧去取什麼經、最後成為什麼佛並不重要，我們津津樂道的是他們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的旅程。在路上，英雄磨礪自己的意志，而我們慢慢成長，變成更好的人。

在路上，我們結識了有趣的人，也知道了很多新的有趣知識，激發出我們自己生命的光彩。在聖彼得堡期間，我頂著疲倦的身體連續兩天逛了俄羅斯博物館和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即冬宮），每次都是五六個小時的「跋涉」。雖然累到最後，我的兩條腿就像打滿了120分鐘的球員一樣，連多邁出一步的力氣都沒有了，但我看到很多倫勃朗、很多范戴克、很多畢加索、很多馬蒂斯，以及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庫因吉——請原諒我的孤陋寡聞——《第聶伯河上的月夜》美得讓人窒息，所有相機拍攝都無法展現它那不可方物的美。

這是不遠行就看不到的美。

在這次去聖彼得堡之前，我在體壇+的《世界盃人物誌》專欄上寫過一個英格蘭當年小球迷的故事，他叫尼克·斯通。這是一個來自德比郡的小人物，他最出名的事迹是在1990年世界盃上，在看台上抓住了瓦德爾射飛的點球。後來，參加那場半決賽的所有英格蘭球員，都在這個球上籤了名，其中包括瓦德爾本人。瓦德爾還自嘲說：「我知道那個球我射得太用力了，但是沒想到球都飛到了德比郡。」

但我想說的不是這些，而是：尼克·斯通去義大利看世界盃時，剛剛7歲，是他的爸爸約翰·斯通帶著他一起跋涉，去感受世界盃氣氛的。非常不幸的是，爸爸約翰·斯通在這次世界盃之旅的9年後，英年早逝了。可以想像，對於一個16歲的小孩來說，這是多麼大的一次心理衝擊。

尼克·斯通說，出多少錢他都不會賣出這個皮球，因為這是他和爸爸曾在一起的證據，「每一次我拿起這個皮球，它就會激活那個夜晚的神奇回憶。回憶過去，我意識到我有多麼幸運，而當我還是一個眼睛亮晶晶的7歲小孩時，我並不知道這一點。」這讓我想起金庸先生喪子後在《倚天屠龍記》後記里說的：「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太也膚淺了，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在人生的跋涉旅途中，我們紀念某一段征程，往往是因為同行的人。當時他或她的一顰一笑，在我們的生命中打上如此深的印記，只是當時我們並不明白。人生修短隨化，終期於盡。我們終究需要一些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活過的證據，而曾經跋涉，或許就是最好的證據之一。

無論如何，我們不會忘記。在萬人如海的球場里，我們曾經振臂高呼。在夕陽西下的看台上，我們曾經放聲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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