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15年《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計量學研究
一、緒 論
《自然辯證法通訊》（以下簡稱《通訊》）是由中國科學院大學主辦的核心學術期刊，1979年1月10日，《通訊》季刊正式出刊， 1980年《通訊》改為雙月刊至今。《通訊》、《自然辯證法研究》和《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被稱為自然辯證法領域的三大主要核心期刊，其學術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中國學者研究《自然辯證法研究》較多,而研究《通訊》的極少，僅有賀天平等對《通訊》1979-2003年文獻的類型、作者年齡、作者地域分布等進行了研究；湯建民對《通訊》1994-2007年文獻的被引數、學科、學術期刊和作者進行了梳理；張丁傑等對《通訊》2005-2014年文獻的總被引數、影響因子、即年指數、學科影響、高被引論文和高被引作者群等指標進行綜合分析。由於這些研究的時間跨度有限，無法看出《通訊》自創刊以來的發展全貌，本研究對《通訊》1979-2015年進行了從創刊至今的37年全面的研究，從而可以從整體上了解《通訊》的整體發展動態。
二、研究方法、內容與結果
本文運用科學計量學的方法，依據對中國知網（CNKI）資料庫，對《通訊》1979-2015年的文獻進行載文量、引文、期刊、作者、機構、學科、關鍵詞和地域等評價指標數據進行採集和篩選，再運用相關的統計軟體對數據進行逐一分析。
1. 載文量、引文量、被引量
我們統計了《通訊》自創刊至今的載文量、引文量、被引量數據製成了圖1。1979-2015年《通訊》的論文總數為3991篇，總被引頻次為19366次。
《通訊》的載文量在1979-1981年呈快速增長趨勢，此後載文量開始下降，在1991年跌入最低水平，後從1999年又開始逐漸攀升，之後基本保持平穩發展態勢。引文量從1999年開始上升，在2006年出現大滑坡，隨後又恢復增長態勢。被引總頻次在1979-1999年一直在緩慢發展，從1999年後開始快速上升，在2010年出現驟降後也馬上恢復快速發展的態勢。由此可見，《通訊》能夠堅持正確的辦刊方向,在遇到挫折時能夠及時扭轉下降的趨勢。（見圖1）
圖1 1979-2015《通訊》 載文量、引文量和被引總頻次
2. 篇均引用率、篇均被引率
圖2 1979-2015《通訊》篇均引文頻次和篇均被引頻次
由圖2可知，《通訊》的篇均引文頻次是從1999年開始上升，在2002和2007年分別出現兩個拐點，隨後又一直上升。而《通訊》的篇均被引頻次從1980年開始逐漸上升，在2001年達到最高峰，隨後開始一直在持續下降，值得警惕。
3. 基 金
科研基金是重要的物質資助方式, 一份期刊中基金論文的多少是評價該期刊的質量高低的重要指標，一般而言，基金項目級別和文章質量保持正比例的關係。
表1 1979-2015《通訊》基金和被引基金
由表1可見，在《通訊》基金論文的前10名中，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國家軟科學研究計劃、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和國家留學基金，這些國家級基金就占基金論文總數的77.08%。在被引論文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軟科學研究計劃、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和國家留學基金佔總數的76.74%。由此可見，《通訊》和社會發展關係緊密，積極促成科技轉化成生產力。
4. 引文類型
圖3 1979-2015《通訊》引文類型
從圖3可以看出，《通訊》的引文類型主要是期刊和圖書，學位論文較少，僅出現在2006年之後。圖書類引文在2004年達到引文量的高峰，期刊類引文在2012年達到高峰。《通訊》引文語種是中文， 外文一直低緩發展，在1993至2002年間出現中斷，在2003年開始恢複發展，在2012年開始飛速發展。
5. 期 刊
《通訊》3991篇論文分布在 774種期刊上, 被引期刊超過1000種, 前1000種期刊的總被引達7841次。
《通訊》引文主要期刊是《自然辯證法通訊》、《自然辯證法研究》和《哲學研究》等，引文總量分別占 14.13%、8.08%和3.73%。 而被引期刊主要是《自然辯證法研究》 、《自然辯證法通訊》和《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它們的被引總量分別佔5.92% 、5.82%和3.83%。可見，《通訊》引文期刊主要是科技哲學和哲學類刊物，而被引期刊範圍更廣，被科技管理類和科技史類期刊廣泛引用。（見表2）
表2 1979-2015《通訊》被引期刊和引用期刊
6. 作 者
對《通訊》的發文作者和被引作者進行統計分析，可以分析出高產作者群和高被引作者群。《通訊》高產作者主要來自科技哲學和科技史專業，其高被引作者主要來自三個專業：一是科技哲學和科技史：如李醒民、馮鵬志、苗東升、關士續、郭貴春、李伯聰、樊洪業、陳凡、郭斌；二是來自管理學： 魏江、張鋼、項保華、許慶瑞、劉景江；三是心理學學科, 方俐洛、楊傑、鄭雪、凌文銓、邱林、嚴標賓。 （見表3）
表3 1979-2015《通訊》發文和被引作者
7. 高被引文獻
高被引文獻是測量科研工作者作為個體研究成果的指標，對《通訊》高被引文獻進行統計，排名如下。
表4 1979-2015 《通訊》高被引文獻
根據表4，前10的文章主要來自管理學、心理學、哲學，反映了自然辯證法學科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反映了《通訊》對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科學和社會焦點問題的關注。其次，第5名是楊振寧在1998年發表的文章，其餘的前4篇文章均在1999-2005年，可見經典文獻能夠經久不衰。
8. 機構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山西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廈門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是《通訊》的主要發文機構，前10名發文機構佔總發文量的29.94%。被引前10是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華南師範大學、山西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它們共占被引總量39.81%。（見表5）
表5 1979-2015《通訊》前10發文機構和被引機構
9. 學科
《通訊》具有交叉性和跨學科性，對《通訊》引用學科和被引學科進行統計分析，可以分析出《通訊》文獻的學科來源和被《通訊》 影響的學科。
由此可見，《通訊》論文主要是來自自然科學理論與方法、哲學、科學研究管理等學科，分別占發文量的36.89%、15.23%和13.17%。《通訊》被引的學科主要是自然科學理論與方法、哲學和科學研究管理和企業經濟，分別佔總數的28.84%、13.75%、11.85%和5.96%。（見表6）
表6 1979-2015《通訊》發文學科和被引學科
10. 地域
表7 1979-2015《通訊》發文地域和被引地域
從表7可見，除北京外，其餘地域可以按照發文量分成4個等級：（1）發文量在101-300之間：上海、浙江、湖北、廣東、江蘇、安徽、山西；（2）發文量在51-100之間：遼寧、福建、天津、湖南、陝西、山東、黑龍江、河南、河北；（3）發文量在11-50之間 ：內蒙古四川、廣西、吉林、重慶、江西、甘肅；（4）發文量在10以下：香港、貴州、青海、新疆、台灣。
普賴斯定律不僅僅適合計算科學家論文的產出量，還能同樣適合計算科研團體的論文產量。「普賴斯在1969年發表的《小科學、大科學》一書中指出，撰寫全部論文的一半的高產科學家的數量，等於全家科學工作者總數的平方根。」[4]我們取表7中論文產量的前25名（除北京外），其論文總篇數為2118。而25的平方根為5。我們計算了前5名的論文總量，總數為992。前25名論文總數的一半為1054，和前5名的論文總量992相差不大，這表明《通訊》的地域論文產量的分布符合普賴斯定律。 除北京外，《通訊》被引地域也可以分成4個等級。（1）被引量達1000以上：浙江、廣東、上海；（2）被引量在500-1000之間：湖北、山西、安徽、江蘇、天津、黑龍江、遼寧；（3）被引量在100-300之間：湖南、福建、河南、陝西、山東、內蒙古、河北、四川、廣西；（4）被引量在100以下：吉林、重慶、甘肅、雲南、香港、江西、貴州、青海、寧夏、新疆。
11. 研究熱點
《通訊》主要關注科學、科學史、技術和技術創新等主題，表明它具有學科的綜合性和交叉性，這是源於《通訊》將其定位為一份關於自然科學的哲學、歷史和科學學的綜合性、理論性雜誌，其宗旨為「探索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和規律，介紹當代科學的前沿和發展趨勢，討論科學學和科技政策，開展百家爭鳴，促進科學家和哲學家的聯盟，為我國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服務」。（見表8）
表8 1979-2015《通訊》研究熱點
三、小 結
本文對《通訊》創刊以來的1979-2015年的每年的載文量、引文量和被引量等各項計量指標進行了詳細分析，從而初步獲知《通訊》從創刊以來的發展歷史、目前現狀和未來趨勢等情況：從整體發展來看，《通訊》能夠長期堅持傳播科學知識的辦刊方針, 有著很強的駕馭期刊的能力。儘管在發展過程中有若干次過挫折，但是能夠馬上扭轉頹勢，重新恢復快速發展的態勢；從基金來看，《通訊》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刊物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結合，能夠有力地促進科研成果轉化成社會生產力；從語種來看，在2006年以後《通訊》加強了同世界科學的合作，逐步和世界科學發展接軌；從期刊來看，《通訊》在科學成果和社會生產力之間起著十分重要的橋樑作用；從作者和學科來看，《通訊》具有綜合性和複雜性，不僅促進科技哲學和科技史專業的發展，還促進了管理學和心理學的發展，對科技管理和經濟等學科產生廣泛的影響；從機構來看，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浙江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為代表的學術團隊是雜誌發展的堅強後盾和不竭源泉；從地域來看，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廣東、江蘇、安徽、山西等地是《通訊》的文獻主要來源地；從關鍵詞來看，《通訊》具有綜合性、理論性和時代性，主要關注科學、科學史、技術和技術創新。
《通訊》的未來發展任重而道遠，本研究結果可以加深對《通訊》的認識,有助於對《通訊》發展方向的把握，還可以近一步管中窺豹，了解我國科技哲學學科的發展現狀和動態，從而為制定相應的科技政策提供參考。
本文選自《自然辯證法通訊》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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