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懼審查的「葯神」是如何成神的？
文 | 蘇夢真
《我不是葯神》似乎是一部很難被定義的電影，因為它以一個類似好萊塢英雄敘事的外殼包裹了一個相當沉重的現實故事。
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戲外也得到了佐證——監製寧浩曾在採訪中多次提到，之所以將這部本想親自操刀的電影交給新人文牧野來導演，是因為在他身上看到了某種浪漫的英雄主義情結。
如你所見，在影片的前半段，它有著與一般好萊塢商業電影相差無幾的套路設置——一個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人，不經意間攤上了某個大事兒，接受了一項難以完成的挑戰，前進過程中他結識了一些朋友或幫手，並在與反派的戰鬥周旋中，最終取回所要之物，將受難者拯救。
可是不同點在於，本片將反派設置為現實中的話語權佔有者（大型醫藥公司）、某種秩序權威的象徵（警方），則使影片多少帶上了某種反烏托邦的色彩。可以說，《葯》藉助了英雄敘事的外殼，卻是一次對好萊塢類型片的十足解構。因為它並非將社會矛盾轉移至未來與外太空，或是某個反社會者，某種邪惡的神秘力量，而是將我們的眼光拉回現實，逼迫你看清現實的殘酷與無奈。
於是，在短暫的狂歡之後，《葯》的敘事動力便從「程勇能不能通過賣葯改變自身處境」，悄然轉換為「葯能不能繼續賣下去，這些病人能否獲救」。在插曲式的片段中，我們跟隨程勇一起走進了患者及其家屬的內心世界，也在不知不覺中與他們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情感聯結：
當思慧對著跳舞的男領班，聲嘶力竭喊出一聲聲「脫褲子」時，我們在她閃著淚光的眼睛中看到生活曾在她心中投下怎樣的陰霾；當呂受益在夕陽的輝映下凝視孩子熟睡的臉龐，說他不想死了，想當爸爸、還想當爺爺時，我們忽然間發現，這個永遠彎著腰、臉上掛著訕笑的小男人，竟然也在夢想著成為孩子的大英雄。
劉牧師瘦弱、膽怯，卻會在危急中第一個走上講台，拆穿騙子的陰謀；黃毛是那麼魯莽而不通人情，像個警惕的小動物一般活著，卻會在對程勇交心之後，以命報恩，萬死不辭。
我們為之傷感、落淚，不僅在於白血病患者遭受的折磨是如此令人絕望，更在於悲劇正內生於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秩序本身，在於沒有超級英雄能夠一勞永逸地打敗邪惡徒留光明，而只有一個個渺小脆弱的普通人，被逼到絕境時所爆發出的或笨拙、或危險，卻絕對富有力量的反抗。在這反抗中，我們看到了對悲劇的否定性超越，看到了美，也看到了崇高。
因此，當坐牢的風險令程勇恐懼退縮並在散夥飯上宣布放棄時，我們會感到那麼無奈、那麼不舍。明明他不是神，也不是英雄，他只是做出了任何一個理性的普通人都會做出的選擇。可是病人們剛剛積攢起的希望也因之而摔得粉碎。在四人窘迫的眼神中我們再次體認了那隻屬於病人的屈辱與無助——他們將生之希望交付他人，也註定要面對隨時被拋棄的痛苦。
那又是什麼，讓程勇知其不可而為之，重新走上賣葯救人的道路？是張長林的失信，是呂受益的死亡，是黃毛在散夥飯上早已警示過、卻被程勇一再逃避的後果——他將病人推給一個惟利是圖的騙子，等待他們的便只有更深重的危險與災難。
此刻，赤裸裸的現實擺在程勇面前，他看到後視鏡里的弟妹匍匐在地上嚎啕大哭，看到小呂那曾經熟悉的臉龐形容枯槁，卻仍掛著雲淡風輕的微笑，他聽到清創時撕心裂肺的叫喊聲，萬般愧疚，湧上心頭。
當程勇再度走上印度街頭時，所見之景卻大變了模樣。不再有斑斕的色彩，也沒有鼎沸的市聲，只有一張張毫無表情的面孔和迷霧中冒著鬼氣的迦梨女神。他走在遍地的傷痛與苦難中，卻無法再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因為他終於意識到，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可是，與其說這是某種靈魂/道德的升華，倒不如說是程勇目睹的一切激起了他心中最樸素的階級認同。我們都可能會生病，卻不是每一個人都生得起病。用影片中的金句來說，「這世上只有一種病，窮病。」。窮病是沒法醫的，只有窮過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同為孤立無援的被剝奪者，我們並無孤軍奮戰的可能，而只有團結更多的朋友，在彼此的關懷與拯救中探尋未來的微末希望。
與程勇賣葯救人這條主線平行展開的，則是來自警方的搜捕行動。警方與醫藥公司對仿製葯的追查在程勇的生意剛有起色時便悄悄展開了，因此程勇會否被抓也成了縈繞在觀眾心頭的一大懸念。
公安局領導始終向下屬強調著「法大於情，執法者理應站在法律一邊」的道理。然而影片的故事呈現卻讓我們看到，正是法律的限制讓病人買不起葯，走私者卻成了大家心中敬仰的葯神，甚至就連毫無節操的假藥販子張長林都能在審訊室里大言不慚地說：「我害誰了？我救的人沒有一千也有五百。」，而對象徵秩序與權威的警方報以無情嘲弄。
儘管必須承認，在當下社會中，技術創新的動力相當程度上依賴於知識產權保護，但令人無法忽略的是，也正是專利制度本身助推了大型醫藥公司在市場中的壟斷。某種程度上說，維護專利權，就是在維護大型醫藥公司的超額壟斷利潤。而在藥商賺得盆滿缽滿之時，買不起葯的窮人只能坐著等死。此刻，當法律無法再保障大多數人的權益甚至僅僅是生命權時，法律的神聖性被消解掉了，階級性暴露出來。
而始終對上司指令懷有質疑的曹警官，則承擔了這樣一個秩序內部的自我反省與革新的象徵意義，他的執著在於他始終對病人和弱者抱有同情。最終他不惜違抗命令選擇放棄追查，而時間也證明了他的正確。
正如我們在故事結尾所看到的，程勇被提前釋放，正版葯納入醫保。對應到現實中則是國產仿製葯鼓勵政策出台，電影大規模點映引發熱議。
這一次，電影不再只能為我們提供某種社會矛盾的想像性解決，而是真切地將理想照進了現實。當然，這同時解釋了為何《葯》能夠如此大膽地針砭時弊，無懼審查風險，因為在影片中，元社會已然通過對舊有秩序的必要修正保住了它的合法性與權威。
誠然，作為一部商業電影，《葯》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臉譜化傾向，特別是體現在對醫藥代表的刻畫上——他看似道貌岸然實則冷酷無情，是片中唯一的大反派。或許在藝術層面，我們可以詬病這樣的人物塑造不夠真實豐滿，但從意識形態角度而言，我卻將其視為一個不小的進步。要知道，我們討論的前提是，沒有任何一部電影/藝術作品能夠脫離其意識形態而存在，區別只在於誰的表現形式更為隱蔽、更難以察覺。
自好萊塢主流電影及其敘事模式風靡全球開始，我們看到的豐滿立體的富人形象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他們或高貴優雅或宅心仁厚，卻鮮有作品能夠直指其實質——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他必須不斷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對其間被剝奪者的痛苦選擇性失明。
影片將資本集團的冷血一面進行了放大處理，既加強戲劇衝突，又令觀眾直觀感受到了作者想要表達的立場。儘管同樣是在毫無知覺中操縱著觀眾的情感與認知，儘管將階級矛盾訴諸道德難免有庸俗化、片面化的危險，但我仍然要說，屁股正了，就是好的。畢竟正確的感性認識總可以通過學習思考上升為深刻的理性認識，而且相較於樣板戲之類簡單粗暴的意識形態說教，本片的可接受度已經算很高了。
總而言之，就社會意義而言，《我不是葯神》是一部太難得的電影。我們呼喚這樣有良心有擔當的商業片，也呼喚這樣精彩好看的現實題材故事。
作者簡介
蘇夢真/電影
作夢中夢 見身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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