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書單「泛濫」之後

書單年年有，新媒體時代特別多。如今，一個讀者收藏的書單比讀過的書多，已是司空見慣。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數據顯示， 2016年，中國人人均閱讀圖書為7.86本。過去兩年，這個數值不會有大變化，但中國人人均收藏的書單，可能就遠超這個數值了。

書單市場巨大。筆者在運營出版社公眾號時對此感觸尤深。但凡是發布書單的日期，公眾號的數據都會比較好看，後台每天也會有讀者主動催促，希望出版社和編輯多推薦圖書。於出版社而言，書單反而成為一個推銷新書、增強曝光度的平台，但是這些新書的成色幾何，更多靠的是出版社自己的判斷力，很少會有書單組織者額外設置匿名評審會。所以，書單雖然多，可濫竽充數、敷衍了事的卻不少。

發布書單的初衷本是推薦好書、鼓勵閱讀，但隨著「書單經濟」的崛起，書單正慢慢變得不靠譜起來，成為跑關係、軟廣告的重災區。即便是由專業出版社、媒體推薦的書單，因為內部的人情因素，有時候也會鑽進一些名不副實的作品，在劃分名次的書單里尤其如此。

但很快，書單文化便迎合了讀者的取巧心理。相當一部分人看重的是書的裝飾作用、書的觀點，他們想在最短的時間內知道一本書講了什麼、有什麼意義。書籍被視為一種攝取別人乾貨和觀點的工具，而書單，顯然就成為按圖索驥的便捷手段。

於是，書單的流行成為一種必然。在稍縱即逝的現代人生活中，騰出一周時間細讀文本顯得過於奢侈。尤其是上班族，總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挑選出最符合自己期待的圖書，並提煉出這本書最精鍊的觀點，這樣一眼掃過去，就顯得自己讀過了，然後便可以在豆瓣標記讀書、轉發朋友圈，到年末，再曬一曬自己的閱讀記錄，收穫一種心安理得的參與感。

其實大部分書並不能讓人學到新知識，只是用一種新鮮的語言模式「新瓶裝舊酒」。很多時候，閱讀的樂趣不在於顛覆三觀，而是沉浸在作者獨特的敘述語言之中。換句話說，重要的不是閱讀的結果，而是閱讀的過程。例如林奕含的代表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本書的觀點並不新，無論是對性侵的看法，還是對「話語即權力」的探討，在納博科夫乃至更早的作家的筆下，都已經被詮釋過了。但林奕含用自己獨特的口吻，將這一舊話題又重新提煉出來，市場的反映則證明，這本書的語言十分成功。

書單的流行，還有一點在於滿足了大量國人的格調追求。保羅?福塞爾在《格調》一書中提出這麼一個觀點：在社會上，底層試圖裝扮為中層，中層試圖裝扮為上層，上層試圖裝扮成頂層，頂層身處食物鏈頂端，卻不願被關注，於是扮作底層。而區分底層、中層、上層和頂層的重要標誌就是格調，也可理解為品味二字。那怎麼突顯出自己階層較高又富有品味呢？《格調》援引法國後現代大師羅蘭?巴特的一段話作為註解，那是在羅蘭.巴特談到自己所希望的理想生活時說：「有點錢，不要太多；有點權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閑暇。」對面的記者問他：「那你渴望得到的大量閑暇用來做什麼呢？」他說：「讀書，寫作，和朋友們交往，喝酒(當然是葡萄酒)，聽音樂，旅行等等。」

即便功利一點來說，如果只是想要修鍊出讀書人的格調，光靠書單也是不成的。曹文軒說的話在理：「讀書人的氣質是由連綿不斷的閱讀潛移默化養就的。有些人，就造物主創造了他們這些毛坯而言，是毫無魅力的，甚至可以說是很不完美的。然而，讀書生涯居然使他們由內到外獲得了新生。依然還是從前的身材與面孔，卻有了一種比身材、面孔貴重得多的叫『氣質』的東西。我認識的一些先生，當他們安坐在藤椅里向你平易近人地敘事或論理，當他們站在講台上不卑不亢不驕不躁地講述他們的發現，當他們在餐桌上很隨意地詼諧了一下，你會覺得這些先生真是很有神采。此時，你就會真正領略『書卷氣』的迷人之處。」

比起書單，還有另一種不常被人提起的方式，雖然不顯山不漏水，卻是一個效果不錯的法子，那就是欣賞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重點引用的書目。作品的引用、注釋和參考文獻，有時候也是隱藏的「書市」。因為，作品是作者的命根子，關乎作者的面子和里子，當一位嚴肅的作者認真對待自己的作品時，他的引用、注釋和參考文獻，其實都是鑄就作品的一部分。尤其是經過編輯、同行、出版社層層把關的作品，對引用、注釋和參考文獻更是講究。

只是，把書當作擺設的人，也就很難留意這些引用、注釋和參考文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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