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人的律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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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現代法律的一個重要作用是懲處罪行，它帶有強制、權威和嚴厲的色彩。但中國古代的法律系統則具有不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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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是明德慎罰，也就是重視用道德和禮樂教育、規範人的行為和心靈，將可能的犯罪消解於未萌階段，從而盡量少地使用刑罰手段。這種明德慎罰的製法精神，可以追溯到西周時代。

在西周第五位君王周穆王執政晚期，呂侯為相，他向穆王建議，依據寬大原則修訂一部國家刑律，頒行天下。

這部律典被稱作《呂刑》，其中包括了當處以墨、劓、臏、宮、大辟等五種懲罰的罪行共三千條。

這三千條內容早已失傳，但在《尚書》中保存了《呂刑》一篇，對如何利用這些律條公正地判案做了相當詳細的闡述，對我們今天理解周代人的刑罰思想具有重要的價值。

在這篇以周穆王的名義頒布的誥詞中，周天子首先提出了要警惕濫用刑罰的觀念。這種觀念從何而來呢？

據說，最早的先民都是淳樸有德的，那時候自然用不上刑罰。後來蚩尤開始作亂，在他的影響下，苗民制定了嚴酷的法律來制裁平民，不論有罪無罪，不容分辯，濫用刑罰。由於苗民對法律的不恰當運用，最終招致整族傾覆。周人從苗民的遭遇中吸取到的經驗是，刑罰決不可濫用。

那麼，在具體的案件審理過程中，如何才能貫徹這種慎罰的精神呢？

首先，懲罰要與罪行相符合。按照罪行程度的輕重不同，《呂刑》相應地制定了三大類不同的處罰方式：五刑、五罰、五過。五刑是最嚴厲的，包括墨、劓、臏、宮、大辟這幾種對人身產生傷害的刑罰，五罰處以是五等不同的罰金，五過沒有明確的說法，但可以推測出是比五罰更輕一等的處罰。

其次，《呂刑》指出，執法者在實施每一種處罰的時候，都必須有明文可據，要核實罪行是否符合法條。當案情存疑時，處罰應該從輕不從重，如果同時犯下兩種罪的，只按一種罪處罰。不過，也不能隨意採用大赦的方式，還是要盡量核實案情細節，力求做出公允的審判。

再次，除了依據法條判案外，具體案件也要具體分析。譬如，雖然犯案者罪情較為嚴重，但如果他並非慣犯，只是偶一為之，可以考慮從輕發落，反之，如果罪情不嚴重，但犯案者一貫不法或者故意為之，則要從重處理。

此外，也要考慮社會背景的影響。如果是在亂世中，百姓犯罪行為的增多更多是受到衰亂風氣的影響，這時用刑就要輕一些。如果是在治世中，大多數百姓都能夠安分守禮，而只有少數惡劣之徒故意犯案，這時候就要處以重刑。

《呂刑》特彆強調，執法者應注意在以下兩個方面自我要求。一是要冷靜地分析供詞與犯案事實：遇到能言巧辯的犯人，不被他的狡辯所迷惑，仔細比對供詞的矛盾之處；如果不同證人供詞發生出入，必當細察其中的曲直原委，務必做出讓人信服的裁斷。

二是不可貪圖賄賂，既不可將罰金據為己有，更不能因為收受賄賂而對犯人有所偏袒。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呂刑》表示，執法者在審理案情的時候，要懷有悲憫之心，但如果是執法者本人貪贓枉法，那麼國家一定要給予嚴厲的懲處。

在《呂刑》中我們看到的不是面對平民的訓誡警告，而是對各級執法者的要求和規範。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平民的道德水平、行為模式，都是效法上級管理者的，因此，對於有位者而言，他們所處的地位不是權力的象徵，而是責任的象徵。

在這種明德慎罰的精神中，包含了對政治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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