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國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嗎?

原標題：明清中國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嗎?

內容摘要:有一種觀點認為明清中國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該觀點產生的原因與明清時期中歐貿易和文化交流有關。從中歐貿易來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自給自足論、中國的歐洲商品進口結構常被用來支持「明清中國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 從中歐文化交流來看，中國的「文化中心主義」和歐洲的歐洲中心論推動了這一觀點的流行。對以上五個方面分別進行分析和駁斥，說明早在鴉片戰爭前，明清上層社會在日常生活中就存在明顯的追捧和消費歐洲商品的現象。

關鍵詞:明清 歐洲商品 消費

作者簡介：李坤，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生。北京100191

當前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追求「歐美范」的現象，歐洲商品在中國市場很受歡迎。但對於明清中國，有一個流行觀點認為明清中國閉關自守、故步自封，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對於明清之前的中國，並沒有被扣上對外國商品缺乏興趣的帽子，為何明清中國被扣上這頂帽子?

針對「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這一觀點，近年來有國內外學者提出新的見解，梁柏力指出，早在明末清初，當時的各類書籍就顯示了中國人對歐洲商品的興趣，羅·威廉提出，到18世紀下半葉，鐘錶、鼻煙壺、西洋緞子等歐洲商品成為中國城市精英的日用品。彭慕蘭認為18世紀時中國社會存在歐洲商品消費時尚，他還提出學術界主要基於兩個理由認為明清中國人民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一是因為明清中國人「對自己文明的優越性深信不疑」，二是在鴉片大量輸入之前中國微小的歐洲工業品輸入量和巨大的白銀輸入量。本文在彭慕蘭等學者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從中歐貿易和文化交流兩個角度揭示並駁斥支持「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的理由，事實上，早在鴉片戰爭前，明清上層社會就存在明顯的追捧和消費歐洲商品的現象。

一、中歐貿易與「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

認為明清中國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的看法並不是20世紀才出現的。在16至19世紀，隨著中歐貿易的發展，歐洲人看待中國社會對歐洲產品的態度和需求，與歐洲產品出口中國的態勢緊密相關。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自給自足論、明清時期中國的歐洲商品進口結構對推動「明清中國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這一觀點的出現和流行有重要影響。

(一)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與「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

英國開啟工業革命後急於擴大海外市場，中國成為一個明確的目標，馬戛爾尼帶著改善和擴大中英貿易的重要使命，率領一個準備充分的使團出訪被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製造業主認為市場潛力巨大的中國，卻發現對於這個能迅速增進中英貿易、進而能更方便地獲取英國先進產品的機會，被乾隆毫不猶豫地拒絕。

使團失敗的結果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中國對歐洲先進產品不感興趣。清朝統治者確實未對使團足足準備了一年的先進禮品予以應有的重視，不了解禮品蘊含的科技、經濟、軍事等內在價值，而當初英國精心挑選禮品時，正是希望通過贈送工業革命的最新成果，向清政府展示這種內在價值，從而誘導清政府達成相關貿易協定。由於清朝統治者並沒有充分認識到禮品的內在價值，使團想利用先進禮品達到目的的企圖失敗——當初「英王陛下決定挑選一些能顯示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並能給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啟迪的物品」，但清朝統治者並沒有像使團預想的那樣懷著好奇心去深入了解先進禮品的內在價值，沒有被正在蓬勃發展的、向全世界擴張的西方器物和文明所折服，尤其是當使團的要求被乾隆拒絕後這種挫敗感更加明顯，這使得馬戛爾尼認為「無論乾隆本人，還是他身邊的人，對這些東西都沒有好奇心」。

但是，不了解產品的科技、經濟等內在價值並不意味著不會去追捧和消費該產品。消費者用產品來展示身份、地位和時尚，用來娛樂和便利生活，而不是研究它的內在價值。比起爺爺康熙，乾隆在追求西方產品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馬戛爾尼發現乾隆擁有價值至少兩百萬英鎊的各式英國產品。這又給出了為何乾隆和他身邊的人對英國禮品沒有好奇心的另一種解釋:他們已經擁有大量歐洲商品，而且能利用權力獲得歐洲商品。乾隆在回復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信中說:「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在乾隆眼裡，德威遠被的天朝本就能獲得天下萬國的各種貴重之物，因此沒有必要特別同意英國使團提出的貿易條件，從英國獲得「奇巧」;相比其他國家，也不能給英國更多的貿易權利，否則即是損害了乾隆公平公正的形象;更加重要的是，乾隆了解英國在「西洋諸國中較為強悍」，對「各國夷人在洋搶掠」，為海疆的穩定考慮，同時為減少中國人和歐洲人的接觸，乾隆嚴格維持一口通商的廣州體制，拒絕了使團提出的貿易條件，但他並沒有拒絕中英貿易，也沒有拒絕進口和消費歐洲產品。

乾隆在外交場合聲稱「從不貴奇巧」，但卻曾數次傳諭粵海關採辦西洋奇巧，如乾隆14年(1749)傳諭兩廣總督:「從前進過鐘錶、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進鐘錶、洋漆器皿、金銀絲緞、氈毯等件，務要是洋做者方可」，乾隆要求廣東官員進貢歐洲原產正品;乾隆17年傳諭兩廣總督:「將西洋物件內有新異者尋覓幾件進內」，這次乾隆要求「新異」的歐洲產品;乾隆23年又傳諭粵海關:「買辦洋鐘錶、西洋金珠、奇異陳設或新式器物……皆不可惜費」，這表明乾隆在追求歐洲產品方面既時尚又奢侈。

清朝統治者一邊利用廣州體制獲得歐洲商品，一邊又擔心「百姓喜歡新鮮事物，想方設法得到各種歐洲的珍異」，因為追求歐洲產品會增加漢人與歐洲接觸和聯繫的機會，這是追求政權穩定的清朝統治者忌憚的。但不管統治者如何嚴格限制人民接觸歐洲事物，馬戛爾尼訪華期間觀察到中國民眾對英國產品存在濃厚興趣，他在廣州發現「好些時髦的中國青年習慣在家裡穿上英國的褲和襪，而當他們上街時就加上中國衣服掩蓋」;他還評價中國人:「我從沒有見過一個比中國人更充滿好奇心、酷愛新事物、致力使自己的生活更舒適方便的民族。」對於英國想要同中國簽訂的貿易條約，馬戛爾尼一條也沒有達成，但他對中國民眾的歐洲產品需求抱有希望，使團從北京返回廣州時馬戛爾尼仍樂觀地認為，在需要面前政府的一切預防手段都難以阻擋，中國民眾「不能缺少的棉、鴉片、厚黑呢這類貨物」，英國不久就會壟斷它們的供應。

(二)自給自足論與「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

在馬戛爾尼看來，一口通商的廣州體制限制了英國的對華貿易，使團試圖改變但沒能做到。外交手段沒有實現的目的在約半個世紀後通過戰爭辦到了。但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始，儘管西方列強強迫中國簽訂了有利於開展對華貿易的不平等條約，貿易的增長卻遠遠沒有達到他們期望的水平。馬克思在1858年完成的《英中條約》一文中稱，自從1842年的條約使中國市場開放以來，「英國工業品輸入中國的數額，整個來說停滯不變」。「以為天朝帝國大門被沖開一定會促進美國和英國的商業」是「十分虛妄的見解」和沒有根據的奢望。這使得歐洲人重點從中國國內的經濟結構方面思考妨礙中國進口和消費歐洲商品的因素。馬克思認為，雖然西方列強用武力創造了一個能更方便地與中國貿易的環境，但中國社會妨礙歐洲商品進口和消費的主要因素卻不是政府對海外貿易的限制，而是國內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有文獻將「自給自足論」作為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的理由。但是，需考慮中國社會不同階層和家庭的消費情況。上層社會有足夠的購買力，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消費與其他階層完全不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他們對歐洲產品的態度也可能與其他階層不同。著名古典小說《紅樓夢》描寫的賈府生活，反映的是18世紀上半葉中國官宦人家的富貴生活，書中描寫賈府追捧和消費多種歐洲產品，如鐘錶、穿衣鏡、眼鏡、玻璃屏風、玻璃杯、玻璃繡球燈、哆羅呢、西洋布手巾、葡萄酒、鼻煙、膏子葯依弗哪、油畫、西洋銀剪子等。可見，明清中國社會也存在追捧和消費歐洲商品的家庭。

馬克思在《對華貿易》一文中引用身在廣州的英國官員米切爾的話說:「中國人的習慣是這樣節儉，這樣因循守舊，甚至他們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們祖先所穿過的。這就是說，他們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論賣給他們的東西多麼便宜，他們一概不要。」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1835－1911)與馬克思觀點相同，他在《中國及其對外貿易》一文中寫道:「中國人相當能夠抵禦外國貨，而用他們自己生產的消費品來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對外貿易對中國來說「充其量不過是靠邊站的無關緊要的事情」，「中國既不需要進口，也不需要出口，他們可以沒有對外交往而安然獨處」，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綢和皮革。中國擁有這些大宗物產，還有無數的土特產品」，因此中國人民「實在不需要從外面購買哪怕是一分錢的東西」。

米切爾和赫德作為歐洲官員，與歐洲商人一樣，關注的是開拓針對中國大眾，特別是廣大農民群眾的市場。他們所認為的不需要購買西方產品的中國人其實主要是指農民群體，不能將農民對歐洲商品的態度和消費狀況代表整個中國社會，特別地，它不能代表上層社會的情況。

歐洲產品之於中國大眾，除了考慮「是否感興趣」外，還要考慮「能否買得起」，在有購買力的前提下，再判斷是否對歐洲商品感興趣才是恰當的。當消費者買不起某商品時，便認為他/她對該商品不感興趣，這是錯誤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她不購買某商品，與其說他/她對該商品不感興趣，毋寧說是個人在經濟能力有限條件下的理性選擇。

(三)明清中國的歐洲商品進口結構與「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

認為明清中國對歐洲商品缺乏興趣和需求，還與中國的歐洲商品進口結構有關。近代早期歐亞貿易的一個普遍特徵是，歐洲明顯偏愛進口，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在鴉片大量輸入中國之前，中國從歐洲和歐洲殖民地輸入的商品中有90%左右是白銀，以至於肩負向中國人推銷工業品任務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們抱怨，稱中國人「除白銀和鉛之外什麼都不喜歡」。

但是，不能因中國進口白銀較多，就忽視了其他歐洲商品的流入和消費。對於鐘錶、眼鏡、玻璃製品等幾種代表性歐洲商品在明清中國社會的生產和傳播狀況，國內學者作了很多研究，這幾種歐洲商品在中國上層社會很受歡迎。關於西器東漸的研究也關注歐洲商品在明清中國社會的傳播及影響，西器東漸這個歷史事實本身就說明，明清中國上層社會對歐洲商品感興趣，正是他們追求時尚和奢侈的慾望促進了歐洲商品流入。

早在18世紀，擁有和消費歐洲商品是一種時尚。乾隆年間楊米人有竹枝詞寫道，在北京「三針洋表最時興」，他還有一首竹枝詞描寫北京原本不近視的年輕人跟風名士老先生戴眼鏡:「車從熱鬧道中行，斜作觀書不出聲。眼鏡戴來裝近視，學他名士老先生。」林蘇門(約1748－1809)的《邗江三百吟》記載，揚州有一班不善吃鼻煙的人追隨時尚，在應酬時攜帶鼻煙:「近有一班趨時之輩，本不善吃鼻煙，往往酬應時攜一玉壺，以為時尚。」

在清代文學作品中，歐洲商品在很多情節表現為時尚的奢侈品，是中國上層社會送禮時的熱門選擇。《紅樓夢》第71回，賈母生日時收到粵將軍鄔家送來的一架玻璃圍屏，權貴之間送禮選擇玻璃圍屏，那它必定是奢侈品，否則也不會被當作生日禮物送給賈母了。《蜃樓志全傳》第1回，蘇萬魁等一眾廣州行商被新任粵海關監督赫老爺關押，蘇萬魁為打探消息，將一塊上好西洋表贈送給赫老爺的下屬杜寵，正所謂「十三行貨總堪誇」，「爭先挑取貢官家」。第2回，申公幫忙解救了蘇萬魁，蘇萬魁備禮叩謝申公，申公「單收了洋酒點心、賀蘭羽毛布十匹，其餘禮物一併趙璧」。雍正乾隆年間，廣州民間和瑞典人的交往很多，瑞典商人坎貝爾和廣州商人陳壽觀關係親密，坎貝爾回歐洲後，還拖來華商船給陳壽觀帶禮物，包括幾瓶洋酒和一箱葡萄牙鼻煙。

18世紀下半葉流入中國的歐洲商品中價值最大的是紡織品。1775－177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輸入中國的毛織品價值為277671兩銀，1820－1824年每年平均為2042102兩銀，增長了約6．35倍(見表一)。早在18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的英國毛織品價值便超過一百五十萬兩白銀。價值如此巨大的毛織品被中國人購買，18世紀末以前中國的歐洲紡織品消費不應被忽視。

表一:英國東印度公司輸華毛織品價值，1775－1824年每年平均數

資料來源: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1頁。

晚明著名文人冒襄曾用義大利傳教士畢方濟贈送的西洋布為愛妾董小宛做成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艷」，「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穿它登山遊玩時引起轟動。清初還有用哆羅呢製成的鵪鶉袋，劉廷磯(約1654－?)稱:「近今惟尚鬥鵪鶉，鵪鶉口袋有用舊錦蟒緞、妝花刻絲猩氈、哆羅呢。」《紅樓夢》中的一眾姐妹多次穿戴歐洲織物，如第40回賈府準備吃飯時，鳳姐手裡拿著「西洋布手巾」。第49回，下雪天李紈穿著一件「青哆羅呢對襟褂子」。第51回襲人準備回家，鳳姐見襲人的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綢里的夾包袱，裡面只包著兩件半舊棉襖與皮褂」，怕丟了賈府臉面，於是「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綢里的哆羅呢的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給了襲人;這一回還提到，大雪時其他人穿的「不是猩猩氈就是羽緞羽紗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著大雪好不整齊」，就只邢岫煙「穿著那件舊氈斗篷」，因此平兒自作主張，將鳳姐的一件大紅羽紗送給了邢岫煙。第105回賈府被抄家，搜出嗶嘰、天鵝絨等歐洲紡織品。《蜃樓志全傳》中粵海關監督赫老爺被抄家，搜出的歐洲紡織品包括大紅、大青、元青哆羅呢各八百板，大紅、大青、元青嗶吱各四百板。1799年和珅被抄家時也搜出大量歐洲紡織品，包括五色大呢八百板、鴛鴦呢一百五十板、五色羽毛六百板、五色嘩嘰二百板。以上例子表明，早在18世紀末之前，歐洲紡織品就已經流行於中國上層社會。

二、文化中心主義與「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

明清時期中歐之間不僅存在貿易聯繫，也進行著文化交流。明清中國社會對歐洲商品的態度，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歐洲人對明清中國的看法，受歐洲中心論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和歐洲中心論，在看待外國事物時都存在文化中心主義傾向。文化中心主義強調自我和貶低他者的特點，也推動了「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這一看法的流行。

(一)中國的文化中心主義與「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

清政府利用一口通商的廣州體制限制百姓與歐洲人接觸，這是基於統治利益的考慮，但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社會出現的對歐洲事物的貶低和排斥也是與高度的文化優越感聯繫在一起的。美國漢學大家費正清認為，與同時代歐洲的民族主義一樣，明清中國也宣揚本民族的特殊與優越，不同的是，歐洲的民族主義是競爭精神和危機感的一種表現，中國的民族主義則是一種「文化中心主義」，中國從未感到在文化上低人一等，即使在軍事上弱於「化外之民」，中國也是作為一個「天朝上國」作出反應。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在訪華日記中寫道，中國一向自認為是「天府之國」，可以不需要對外貿易而自給自足，中國同任何外國的貿易，絕不承認是互利，而只是由於外國人需要中國產品，是中國對外國的特別恩賜。

國內很多文獻也認為，明清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文化與社會排斥和貶低西方器物的態度緊密相關。這類文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利用明清一些著名人士排斥和貶低歐洲先進技術和器物的言論說明中國文化的自大保守，或用中國文化自大保守的一面解釋這些人對歐洲事物不屑的態度。如明末士大夫許大受攻擊天主教和耶穌會士的文章《九闢夷技不足尚，夷貨不足貪，夷佔不足信》，便被國內學者頻繁引用說明中國士大夫階層對待歐洲事物的保守心態。

第二，受相關歷史言論影響，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保守一面的強調，有學者認為，雖然從明末開始大量西器進入中國，但最終中國傳統文化限制了明清之際東漸的西器在中國社會的傳播和影響。

但是，鴉片戰爭前，貶低歐洲技術和器物只是明清社會看待歐洲事物的其中一個態度。明末徐光啟(1562－1633)對歐洲文化、技術和器物推崇有加。對耶穌會士帶來的西學，徐光啟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試圖用西學挽救陷於內憂外患的明朝。林則徐、魏源在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面前發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喚，與徐光啟以西學經世致用、富國強兵的主張一脈相承。明清開明之士認識到中國文明之外，還存在歐洲這樣與之媲美的文明。在李之藻(1565－1630)眼裡，歐洲「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想在彼國亦有聖作明述，別自成家」。清代趙翼(1727－1814)在《初用眼鏡》一詩中描寫晚年嗜用眼鏡之由以及眼鏡之神效，感嘆「始識創物智，不盡出華夏」;在天主教堂欣賞了西洋音樂後，感嘆「始知天地大，到處有開闢。人巧誠太紛，世眼休自窄」;論及鐘錶和歐洲曆法時，又提出「天地之大，到處有開創之聖人，固不僅羲、軒、巢、燧已也。」

19世紀上半葉之前，中國士大夫對歐洲器物的看法始終是多樣化的。明清時期西方器物常被認為「奇」、「巧」，如乾嘉學派大師俞正燮(1775－1840)在《天主教論》一文中評價歐洲器物:「洋人巧器，亦呼為鬼工，而羅剎安之。其自言知識在腦不在心。蓋為人窮工極巧，而心竅不開。」顯然，在俞正燮眼裡西方器物不過是奇技淫巧，「鬼工」之喻也反映出他對西方器物的蔑視。但在阮元(1764－1849)眼裡，西方器物之「巧」是「智」的表現，他的詩《大西洋銅燈》寫道:「泰西之人智，制器巧且精。鐘錶最利用，其次銅燈檠。」

清代有一種看法認為歐洲產品是無用之物。蕭令裕(1789－?)便稱中歐貿易是「以茶葉、大黃易呢羽、鐘錶無用之物」。但也有證據表明，明清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了解歐洲產品的實用性能，歐洲產品絕非無用之物。明代錢謙益(1582－1664)誇讚西洋玻璃眼鏡「能使老眼回少年」。被譽為「清初八旗第一才女」的高景芳有詩稱讚鼻煙的功效:「西洋葯妙巧，透鼻先熏腦。略吸竅齊通，味辛能去風。膩香勻玉屑，小蓋和銚揭。一寸琢玻璃，隨身便取攜。」納蘭性德(1655－1685)有賦盛讚自鳴鐘的用途:「於是深宮聽之，不失九重之宵旰;在位聞之，毋愆百職之居諸。縱令雨晦風瀟，而惜陰之士自識晨昏而運甓;即使終霾且曀，而刺繡之姬應知中昃而添絲。或處深山幽谷之中，若聆音而起，當弗昧於茅索綯之候;或居修竹長林之內，若辨響而興，亦勿迷弋鳧與雁之期矣。」在納蘭性德筆下，各行各業都因自鳴鐘受益，它能幫助———皇上按時處理政事，官員按時工作，惜陰之士抓緊時間學習，刺繡女工準確添絲，農戶按時農作，獵手成功狩獵。

還有清代文學作品涉及中西產品之比較，承認西方產品的實用性，擁有中國產品沒有的優點，反映中國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對歐洲商品的認可。《紅樓夢》第45回，曹雪芹借林黛玉之言比較了歐洲的玻璃繡球燈和中國的明瓦燈，兩者都能在雨里點，但前者更亮。林蘇門認為玻璃窗雖然「不隔人目」，但「風寒不透」，而且相比窗紙和窗紗，能增加室內採光效果:「碧紗隱約護窗欞，中嵌玻璃望更明。冰玉一方秋月炯，相看內外總澄清。」阮元使用歐洲銅燈後，覺得其良好的效果「非筆舌所能述也」，從此「十餘年不用燭矣」。趙慎畛(1761－1825)稱中國傳統計時工具在冬天時會「因冬水凍，漏不下」，「故需火炊水沸以沃之也」，西洋表則「冬寒不凍」，「其法為更精耳」。

明清時期大量歐洲商品的流入也對上層社會的卧室風格造成了影響。寶玉居住的怡紅院，有來自歐洲的穿衣鏡、自鳴鐘、自行船、油畫、玻璃窗等陳設裝飾，瀰漫著濃厚的歐洲情調。寶玉使用玻璃穿衣鏡、自鳴鐘等歐洲產品，而不是中國傳統的銅鏡和計時工具，這種替代現象表明，在一些富貴之家反倒是中國器物被束之高閣，成為無用之物。寶玉的例子也說明，早在18世紀，歐洲器物就對中國的物質文化和日常消費造成了一定的改造性影響。

(二)歐洲中心論與「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

與中國社會存在的文化中心主義一樣，歐洲中心論認為歐洲具有不同於其他地區和民族的特殊性和優越性。歐洲中心論在19世紀得以發展和盛行，這正是歐洲確定全球霸主地位的時期。布勞特提出，歐洲中心論者的信仰是，歐洲文明具有某種獨特的歷史優越性，某種種族的、文化的、環境的、心靈上的或精神上的特徵。一般而言，歐洲中心論涵蓋了所有認為歐洲人在過去和現在都比非歐洲人優越的觀點。

從15世紀開始，歐洲積極尋求海外財富和商品，開拓殖民地和市場，探索新世界，中國對此茫然無知。歐洲各國競相與中國貿易，中國卻表現被動，被認為在與歐洲交往時顯示出一種「與好奇的、充滿慾望的、生氣勃勃的歐洲心態相反的中國心態」，彭慕蘭對此提出批判，事實上明清中國上層社會對來自亞洲和歐洲的商品很感興趣。中國社會在消費領域同樣存在強烈的獲得慾望，認為與歐洲社會對舶來品濃厚的消費慾望相比，明清中國社會對外國商品不感興趣的觀點是一種基於歐洲中心論的錯誤看法。

將18世紀的消費與工業化聯繫在一起的學術思潮進一步貶低了明清消費。但是，通過比較19世紀中歐的發展差距，得出歐洲的獨特性，進而認為18世紀的歐洲在消費領域的獨特和優秀，這無疑受到歷史發展的結果影響，是一種「以成敗論英雄」的推論。

事實上，歷史上歐洲人對中國消費文化的看法存在一個轉變，轉變的原因即歐洲中心論的盛行。1872年來華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特性》一書中提出，中國「一方面接受西方新鮮事物的慾望極其之小，另一方面又根本沒有放棄老傳統的勇氣」;但在兩百多年前的明末，另一位傳教士利瑪竇評價中國人對外國實用物品和技術的態度:「一旦發現外國的質量更好，就喜歡外來的東西甚於自己的東西」，這與歐洲消費舶來品的積極態度相似。可見，19世紀的一些歐洲人只看到中歐之間存在巨大差異，17和18世紀來華的歐洲人卻發現中歐在物質和消費文化方面擁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被中歐之間的相同而不是不同震驚。這說明進入19世紀後，由於西方崛起和歐洲中心論的出現，西方的中國形象由正面轉向負面，部分西方知識分子認為歐洲文明大大優於中國文明，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產生誤區，貶低中國文化的價值，製造中國文化停滯的形象——總之，強調中歐之間的差異。

近年來消費研究的全球史轉向試圖超越歐洲中心論的偏見，一些西方學者對16－18世紀中國社會的消費文化持積極看法。柯律閣對晚明物質和消費文化的研究認為，晚明中國擁有生機勃勃的消費文化，也具備早期現代性的特徵。柯律閣還對全球史視野下18世紀消費的相關研究提出批判:「關於中國的消費就僅僅涉及中國，關於英格蘭的消費必然涉及全世界」。安東尼婭·芬安妮提出，清朝鼎盛時期揚州和中國主要城市表現出非常典型的現代意識，即參與全球時尚潮流，市民積極模仿其他地區的風格，競相發展與眾不同的時尚，最新潮的商品被格外追捧。韓書瑞提出，18世紀中國的物質文化和生活方式受到歐洲商品影響，在廣州的商店可以買到許多西式的物品。可見，18世紀中國社會的消費，並不僅僅只涉及中國產品，也受全球影響，而且，也並不像約翰·威爾斯形容的那樣，在17和18世紀，歐洲是消費者，中國僅僅是為歐洲提供消費品的生產者，事實上，18世紀的中國也是全球各地產品的消費者。

三、餘論

本文在彭慕蘭等學者的研究基礎上，梳理出支持「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的五個理由。利用「自給自足論」、「明清中國的歐洲商品進口結構」、「文化中心主義」等理由來印證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是一種整體的、宏觀的分析，缺乏微觀和日常生活的視角。判斷對歐洲商品是否感興趣，歸根結底要深入到大眾瑣細、真實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消費中去，在大眾的日常生活和消費情境中尋找歐洲商品，進而判斷他們對歐洲商品的態度。利用明清史料和文學資料，本文尋找到了鴉片戰爭前中國上層社會在日常生活中追捧和消費歐洲商品的大量例子，認為明清社會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的看法是片面的。事實上，正因為有一個上層群體在日常生活中追捧和消費歐洲商品，歐洲商品才更容易招到保守主義者攻擊。

鴉片戰爭前，明清中國不斷增長的歐洲商品進口價值也反映出上層社會對歐洲商品日益濃厚的興趣。不過，鴉片戰爭前中國的歐洲商品價格昂貴，是以奢侈品面貌出現的，主要流行於上層社會，大眾購買力有限，明清社會沒有能力實現歐洲奢侈品大眾化，中國的歐洲商品市場雖有發展但仍較為局限，因而歐洲商品進口價值遠低於白銀進口價值，一口通商的廣州體制已能滿足上層社會的歐洲商品需求。這說明，鴉片戰爭前明清社會並非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而是在歐洲奢侈品大眾化方面失敗了。

*本文原刊於《浙江學刊》2018年第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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