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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狗事件:網路暴力的刀,離你的脖子僅一個屏幕的距離——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學會理性的對話

江蘇的「摔狗事件」已經不算熱點了。這件事的焦點從死狗轉移到人亡,最後變成了愛狗噴子們的網路暴力表演。

噴子變成了最後的主角,這就是一出荒誕劇。現實情況是,我們身邊隱藏著無數的噴子,是這個社會潛藏的深層危機。我們的世界已經到了極其危險的邊緣:

我們不會明亮的對話,不會理性的言說

狗傷幼童,調解不當,父親摔死狗。

事後,父親雖然公開道歉,還是免不了給人肉搜索,網路謾罵、簡訊攻擊、人身威脅。噴子變成道義的化身,用愛狗的道德戕害人命。最後,妻子割腕自殺,要為狗償命。

我不敢討論摔狗和愛狗孰是孰非,因為惹不起愛狗的人。愛狗者有一種執念,導致大家都回不到理性的對話中來。

他們的邏輯是:

狗乃一個國家是否現代、文明和偉大的標誌,能把狗當爹媽或子女奉養,才是人,否則就是非人。非人就是畜生,畜生皆可宰殺。

這種邏輯,沒法反駁,也不敢反駁。

很多人身邊都有愛狗的朋友,我從他們那裡學來了一些智慧的表態:

堅決反對虐殺狗;堅決反對不文明的遛狗

重點還是噴子,他們出現在各種場合,帶給我們很多困惑。

很多人都有過這種經驗:把一篇文章分享進微信群,在最短的時間內,就會有噴子跳出來開噴。他們的反應時間一般都不夠讀完文章,不足以明晰作者想要表達的觀點。

噴子們的速度,並不體現在思維速度,主要是生理反應。這種生理反應的機制是:我不同意,我不高興。只願意表達情緒,不準備講理。

很多時候我都充滿疑惑,噴子們的大腦是否直接跟下半身連接,只要略一亢奮,他們最喜歡調動的就是人類下半身的各種器官,以及跟要噴的人或事的女性長輩發生關係。

為什麼會產生噴子?他們何以常以道德者自居。

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實驗室里,莫利·克羅基特等心理學家一直在追蹤研究公眾情緒在網路上的變遷,尤其是道德義憤情緒

他們通過腦部影像研究發現,面對突發事件,人們產生道德義憤時,腦部的獎賞中心會被激活——這會讓他們感覺愉快。抨擊讓他們感覺良好

現實生活中,譴責別人會有風險,可是一旦進入網路環境,成為一個匿名者,抨擊甚至謾罵的勇氣就油然而生了。網路匿名制度變成了面具,能把普通人順便變成網路上行俠仗義的佐羅。

噴子的道德要求很高,成本卻極低。一個人只需要敲擊鍵盤,不用背負責任和義務,任何風吹草動都能引發以道德為名義的暴力譴責。而噴子們的情緒還能自我滋養,愈演愈烈。他們堅信自己表達的是正能量——提升社會道德,促進公平和正義。

比如在這次摔狗事件中,我為看到一條評論,評論者稱:我從來都不喜歡人肉搜索,但這次,作為一個愛狗者,我支持人肉,需要讓摔死狗的人付出代價。

這種自相矛盾的表達,由「道德義憤者」說出來,如此自然輕鬆,他們總是能獲得充分的道德自冾。

很多對噴子的研究都集中在網路環境和社會心理方面,我則更同意是因為我們的教育系統中缺乏從小對閱讀、寫作的訓練,尤其是說理的訓練

微信群里噴子多的例子特別典型,大部分時候,文章都沒讀完,觀點還沒看清,只需要幾個關鍵詞,就有人開噴了。在需要交流和對話的時候,隔著手機、電腦屏,能感覺到的是滿滿的情緒,理性缺席。這僅僅用網路環境和社會心理不能徹底解釋。

如果學校教育確實讓每個人接受了基本的閱讀和寫作訓練,養成讀而後思,思而後述的習慣,會形成一種自然的反應機制,阻止人們毫無章法地發泄。

良好的閱讀寫作訓練,除了是每個人日後發展的根基,也是一個理性、民主社會的根基。

噴子們的霸氣、含混、反邏輯、少理性已經成為中國公共文化肌理中的痼疾。喬木斯基認為,一個人的語言能力基本表現個人思維能力。噴子不講道理,大部分時候,不是不願意講,而是沒有講道理的能力。

基於閱讀寫作訓練的說理教育,大概十一二歲的孩子就應該系統接受。大致訓練三項能力:

1.判斷作者結論所用論據的恰當性;

2.用準確、有說服力的引述語合理地陳述觀點;

3.考察文本中缺乏論據支持的推理和邏輯謬誤。

這種訓練的基礎是「文本細讀」,讓一個孩子從小養成一個習慣,一篇文章、一個觀點,先細讀以了解作者的行文邏輯,明晰事實、觀點、依據和論述之間的關係,然後再開始表達自己的觀點。

最好的結果是,也用一篇文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娛樂至死》這本書里,波茲曼直接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就說理而言,寫作優於口語,寫作的表述方式對文化有更健康的影響

我們也經常碰見噴子,只要有可能,在對罵這個環節結束之後,我總會挑釁似地約個架:有種,寫一篇有理有據的文章,咱們見個真章

一般不會有噴子接受這種約架,也足見我們不可救藥的迂腐,人家一下爽完的事情,誰還會有興趣陪你玩這個遊戲。

我在讀屠格涅夫《獵人筆記》的相關資料時,看到了一個正面的例子,能拿來給噴子們看看。

從正面渠道看屠格涅夫的資料,很容易看到各種偉大和傑出,但在納博科夫那本著名的《俄羅斯文學講稿》中,看到了這樣一段評價:

屠格涅夫是個非常虛榮的人;聲望,甚至聲望的外在標識對他來說都意義重大。

如果只斷章取義,馬上就能給納博科夫定性:他在噴屠格涅夫,文人相輕。可是,如果我們願意耐下性子讀完這本書里關於屠格涅夫的文本細讀和幾十頁的分析,就會理解,納博科夫的批評道理在哪裡。

一位作家,同時也是人,他一樣可以怯懦和愛慕虛榮。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對他的評價是否能經得起推敲。

納博科夫一向認為:聰明的讀者在欣賞一部天才之作的時候,為了領略其中的藝術魅力,他不只是用心靈,也不全是用腦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讀」。

很多人都承認:說理是文明的產物。從小開始的說理訓練,能更多地體現文明和教育的價值,教育未必能成就什麼,但它一定可以形成有效地勸阻機制,在我們情緒中野蠻、無禮的部門要噴薄而出時,有效地遏制。

文明是一種規訓,說理就是讓我們不斷確認這種規訓,在一個人與人高度融合的世界裡,不能隨心所欲。

老實說,每次提到噴子這個話題,難免有些後怕。因為噴子不自知,你的說理一樣會輕易成為他們噴射情緒的由頭,這是他們的自由,又似乎不能全部怪他們,社會缺乏這種訓練的時候,任何放肆的結局,都只能有社會自身承擔。

所以,回到「摔狗事件」的各種評論里時,你會看到,有理性的人在呼籲,不能讓所謂的道德高地變成肆意侵犯個人的理由,但這種呼籲又顯得如此蒼白。

如何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理性,學會明亮、理性的對話,這個問題,自然不會由噴子思考。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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