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太陽神符號
良渚文化太陽神符號
陳逸民 陳鶯
在中國各個區域的史前文明中，發現了眾多的太陽神遺迹，它們或者以立體雕像的形式出現，如圖5-1所示的紅山文化太陽神雕像；或者以平面圖畫的形式出現，如圖5-2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金器，更多的是以紋飾圖案出現，如前文已經介紹的河姆渡文化的丹鳳朝陽刻紋和跨湖橋遺址出土的太陽紋彩陶片。同樣，良渚文化出土的陶器和玉器上，也不乏太陽神的紋飾和圖案，這些精美的紋飾鐫刻在各類大小不一的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讓人驚嘆其工藝的精湛，讓人驚嘆其創造力的豐富，更讓人捉摸圖案隱藏的良渚文明不為人知的信息。
5-1 紅山文化太陽神
5-2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金器
5-3 神人獸面紋
圖5-3是良渚文化最為著名的神人獸面紋，它以反山遺址出土的玉琮王上的此類紋飾最為完整。關於這個紋飾，不少學者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眾說紛紜，張明華先生在其著作《中國古玉發現與研究100年》中作了詳盡的統計，各種解釋有29種之多，其中不乏類同之見。張明華先生正確地「認定良渚文化所謂『神人與獸面的複合像』其實就是與中國道教有直系淵源的巫師御虎蹻的形象」，[1]他的解釋使三星堆一號祭祀坑跪坐銅人與虎形器合二而一，成功復原了神人御蹻的銅造像，此事堪稱文物研究中的極為成功之舉。但張明華先生卻沒有對此類神人究竟是何神祇作出自己的判斷，而所謂的「巫師御虎蹻」最早是由張光直先生提出的。在各種研究中，只有牟永抗、吳汝祚認為：「神人頭部的羽冠，實際上也是太陽光芒的象徵，可能含有使獸面神具有太陽那樣的威力，或者太陽神使獸含有神的意義，是一幅很具體的表意性圖畫，畫面上太陽的光芒轉化為符號中的翅膀，清楚地反映了表意圖和文字向兩個方向的演化過程。」[2]儘管吳汝祚先生在《略論長江、黃河兩流域史前時期的太陽神崇拜》中指出：「關於大河村白衣彩陶缽紋飾的含義，吳汝祚先生認為F19：1的上部先施白衣，再用紅彩繪弓形紋飾，在其下有短斜直線。這樣的紋飾，與反山M12：98『琮王』上的神像形紋頭部戴的冠的形態相似，也應是太陽的象徵。」[3]可惜的是，這兩位雖然就紋飾本身具有太陽光芒作出明確的表述，已經非常接近於說出神人的屬性，但還是沒有明確界定神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梁麗君先生《紋飾的秘密》，[4]對良渚文化時期陶器和玉器上的各種紋飾展開了詳盡的討論，特別是對各種最為常見又最為簡單的圓和弧邊三角等幾何形狀及其內涵做了深入的研究，但也沒有對神人的歸屬明確提出自己的意見。方向明先生的著作《神人獸面紋的真像》一書，[5]對圖5-3這種紋飾做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細的探索，該書不僅介紹了獸面紋的演變軌跡，也就神人獸面紋和鳥形象、器物等諸關係做了深入的研究。同樣遺憾的是，他也沒有對神人的屬性做出明確的界定。
要明確良渚文化神人獸面紋中神人的屬性，不僅應該對神人獸面紋的演變有一個確切的了解，還應該掌握較多的神人獸面紋的資料。只有在眾多資料的對比中，才能對這種紋飾的內涵及其歸屬作出正確的判斷和界定。
太陽是人類最為熟悉又最為密切相關的天體，人類觀察太陽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太陽在東升西落時所呈現的紅彤彤的圓形，以及中午時分刺眼的光芒，前者在天空中是幾何形狀的圓，後者在天空中給人一種萬箭四散直線形幅射的感覺，所以，原始人類最初對太陽的描繪，就一定是圓和圓圈外幅射發散的直線。這樣原始的太陽符號往往都是用簡單的圓圈來表示，少許複雜一點的就是在圓圈外添加幾條不規則的短直線，這在早期的新石器時期的諸文化中都有發現。
5-4 上山文化彩陶殘片上的太陽紋
5-5 河南博物院展示的賈湖契刻符號
5-6 克什克騰旗百岔河閣老營子岩畫上的星象圖
在和良渚文化同一地域的東南沿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年發掘了浙江義烏橋頭村的上山文化晚期遺址，發現了9000年前的上山文化彩陶殘片（見圖5-4），殘片上，乳白色彩條帶紋和太陽的圖案，猶如太陽在城牆上升起，而太陽就用半圓和幅射的短直線組合而成。在距今8000年前的河南賈湖村東側裴李崗文化遺址中，發掘出甲骨契刻符號，如圖5-5河南博物院的展示，刻在龜甲上的太陽紋也是用圓和短直線表示。而圖5-6是東北地區內蒙克什克騰旗百岔河閣老營子岩畫上的星象圖，圖中的太陽就是多個同心圓的構成；圖5-7也是克什克騰旗百岔河河落溝門岩畫，博物館把它命名為「馬駝向日」，在馬駝的左方，就是發散的直線表示的太陽。圖5-8是一件辛店文化的彩陶太陽紋罐，它1999年在甘肅臨洮出土，太陽也是以圓及其周邊幅射狀的短直線表示。由此可見，早在我國的新石器時期，從9000年前的上山文化到3400年前的辛店文化，中華大地上的東南西北中，都在各類器物上出現了太陽紋飾，而且其構圖的基本方式，也都以圓表示太陽，以發散狀的短直線表示太陽的光芒，時間和空間上的跨度並沒有妨礙史前人類對太陽認同的一致性，而他們對太陽的膜拜所創作的藝術構圖，可謂異曲同工。在第3章中，我們也討論了良渚太陽的構圖，它們也和新石器時期各文化區域的太陽繪圖表現一樣，以圓和放射短直線結合的形式出現。
5-7 克什克騰旗百岔河河落溝門岩畫「馬駝向日」
5-8 辛店文化彩陶上的太陽紋
既然新石器時期的人類對太陽的直觀描繪具有同一性，那麼這種在圓和短直線基礎上產生的相關構圖往往也和太陽有關，而在良渚文化中，由直線和圓演變和切割的弦紋、弧線、弧邊三角形和螺旋紋就是這種和圓、短直線相關的線條圖案。「因此，在性質上說，圓與弧邊三角形組合首先具有太陽崇拜的意義；」[6]所以，良渚文化圖案紋飾中的短直線、弧線及其相關的弧邊三角、圓及其相關的旋紋和捲雲紋，構成表示太陽紋飾的基本要素。這種相關的線條，不僅出現在器物的紋飾上，也出現在器物自身的結構上。紋飾圖案上對太陽的示意，前面幾章已經有了充分的介紹；而對於器物結構的示意，玉璧、圓琮、陶器上圓形鏤空，甚至三足器的盛行，似乎都和太陽中三足烏的神話有關。把這些短直線、弧線、弧邊三角、圓、旋紋和捲雲紋以及由此構成的其他圖案中研究，在更大的時空背景中，我們會發現，它們的確會把對太陽的直觀描述升華為對太陽神的崇拜。
5-9 良渚玉琮上的圓形眼睛
5-3 神人獸面紋
5-10 陶器上的神人紋
在良渚玉器中，眼睛往往會刻劃成圓和多層同心圓，圖5-9就是良渚玉琮上的圓形眼睛，它和商代的臣字眼有明顯的差異，它或許是用眼球來表現眼睛，更有可能是用太陽來表示眼睛，必竟眼睛是觀察太陽的唯一器官，也是人體和太陽直接聯繫的唯一器官，把它繪製成和太陽相關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更為奇妙的是，良渚文化的神人頭髮，是用幅射狀的短直線來表現，參見圖5-3，當把這些構成太陽紋飾的基本要素結合在一起時，它們所要繪製的圖案無疑就是太陽。從圖5-10一件民間收藏的陶器上的神人紋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基本要素，短直線、弧線、旋渦和圓的組合，那麼這樣的神人只能是太陽神祇！圖5-11也是一件民間收藏陶器上的神獸紋，我們也能觀察到這些和太陽有關的基本構圖線條，因此，這個圖案也可能是和太陽相關的神獸。而圖5-12是一幅瑤山遺址2號墓出土的玉梳背上的圖案，它清楚地揭示了這樣的圖案就是把圖5-10和圖5-11上下結合而成，張明華先生對它們的拼圖是完全正確的，這樣的神祇，只能是良渚時期的太陽神及其神獸！
5-11 陶器上的神獸紋
5-12神人和神獸的結合（玉梳背瑤山遺址2號墓出土 ）
5-13 鏤雕玉梳背上的太陽神
5-14 浙江博物館藏品
5-15 玉三叉形器（浙江餘杭反山遺址14號墓出土）
因為崇拜太陽，良渚先民塑造了自己的太陽神。它不同於紅山文化太陽神的圓雕，而是用線刻浮雕和透雕的工藝把這種崇拜留存於他們創作的各種器物上，用作祭祀，禱告祖先和神靈。所以，在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出現了眾多太陽神紋飾，不包括民間收藏的器物，僅僅在博物館館藏的良渚玉器上，我們就發現玉梳背上有線刻和線刻加鏤雕的太陽神兩類（參見圖5-12和5-13），浙江博物館收藏的玉鉞上有淺浮雕的太陽神（參見圖5-14），圖5-15浙江餘杭反山遺址14號墓出土的玉三叉形器上太陽神獸，而最出名的當數良渚玉琮王，在它四面外壁的凹槽內，都刻有太陽神的紋飾，圖5-3就是其特寫，不過一般把它稱為神人獸面紋而已。不同的器型，刻劃著相同的紋飾，這種執著，絕不是即時助興的文藝娛樂，而只能是祭天地祀鬼神的虔誠心血，這就是良渚先民祭告的太陽神祇。
5-16 凌家灘玉鳥
5-17 黑陶罐上的原始文字
5-18 凌家梁文化玉版上的八角星
當然，在圖案向符號或文字進化的過程中，表示太陽的圖案往往會從寫實轉向抽象，會以一些特定的神秘符號來抽象的描述太陽。這種抽象圖案，一般都以幾何圖案的形式出現，比如以多角形的符號來表示太陽。這種符號在新石器時期文化中，都有發現。圖5-16是凌家灘文化的玉鳥，它身上的八角星圖案就是太陽紋飾的抽象表現，它應該是鳥載負太陽運行的一種符號表示。在良渚文化中，這種抽象的符號更為簡單，江蘇澄湖遺址出土了一件帶有刻劃符號的黑陶罐，它被林華東先生認為「較有把握」[7]的原始文字，如圖5-17黑陶罐上的原始文字，其中的紅字是作者在閱讀時所作的筆記。其中的一個八角星已經符號化，被李學勤先生讀成「巫鉞五偶」。[8]其實，這是一個太陽紋飾的符號化，它和凌家灘文化出土的一件玉版上的八角星（圖5-18）為同一符號。都是表示太陽的。當然把它釋讀成「巫」也有道理，因為原始時期的巫是能和太陽神溝通的中介。這個八角星符號，在良渚時期的其他器物上也有發現，因此，把它解釋成太陽神，應當是不錯的！這個符號，隱函著深刻的原始宗教內蘊，它和良渚文化的太陽神崇拜有著密切的聯繫。
在第4章《三足烏和太陽》中，我們從文獻結合實物討論了良渚文明和太陽神話的聯繫，在本章中，我們通過神人獸面紋圖案的解析，明確了良渚文化的這一符號，就是良渚時期先民們崇拜的太陽神祇。這個結論，在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研究中，將有更多的符號、文字可以證實。
[1]張明華：《中國古玉發現與研究1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P248。
[2]牟永抗等：《水稻、蠶絲和玉器》，《考古》1993年第6期，轉引自張明華：《中國古玉發現與研究1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P248-249。
[3]轉引自王先勝：《考古學家應嚴謹對待器物紋飾》，《社會科學評論》2007年第3期。
[4]梁麗君：《紋飾的秘密》，杭州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5]方向明：《紋飾的秘密》，杭州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6]梁麗君：《紋飾的秘密》，杭州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P120。
[7]林華東：《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P472-473。
[8]轉引自林華東：《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P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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