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亞青談國關理論創新-文化與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

學人簡介

受訪者系外交學院院長、教授,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常務副會長

內容提要

秦亞青,外交學院院長、教授,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常務副會長。他生於山東淄博,1982年和1983年先後畢業於山東師範大學外語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聯合國譯員培訓部研究生班,1984年進入外交學院任教,後赴美深造,並於1987年和1994年先後獲密蘇里大學政治學系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其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關係理論、世界秩序與全球治理等,主要著作有《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1999)、《權力·制度·文化》(2005/2016)、《關係與過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建構》(2012)、《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2018)等。

21世紀以來，中國國際關係學者的理論創新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推出了不少富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也獲得了國際學術界更多的認可。現任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教授就是代表學者之一。2018年上半年，其英文專著《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引發了國內外學術界的熱烈討論。

正如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一樣，秦教授認為「關係性」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哲學概念，可以作為一種新的國際關係理論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這就是關係理論。這種理論及「關係」的非衝突性，被學術界視為理解國際政治的一種新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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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單內創新與菜單外創新

《中國社會科學報》：理論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很強的創新思維作基礎，您的《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一書近期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能談談對於理論創新思維方式的理解嗎？

秦亞青：我們現在都在談創新，但其實很多時候，想要搞一點點創新都是件難事。我先談一下創新的思維方式。

有一種創新思維方式，我稱之為「菜單內創新」（Within the menu），或者稱之為某系統內的創新。比如景德鎮陶瓷，當年從一般的民營陶瓷做到後來中國最好的陶瓷，便是因為其中加入了文人思想及其造詣，才最終變成了文人瓷。但整體上來講，這仍然是在一個系統內的創新，就是在原有體系內向高、向遠或者向小、向深去發展。

近代實驗科學史上，伽利略是個重要人物。他可以用望遠鏡看得更高更遠，這樣就可以發現原來看不到的東西。透過望遠鏡，他看到有好幾顆衛星圍著木星旋轉，於是,人們便知道了地球並不是宇宙中心。然後，人們根據觀察到的這些事實，證明了布魯諾的日心說。另一個科學家胡克用顯微鏡來做實驗，他是向著更小、更細、更深入的方向去發展。我們現在使用的「cell」（細胞）這個詞，如果沒記錯的話，應該就是他的發明。

《中國社會科學報》：了解科學知識會拓寬我們的思維？

秦亞青：閱讀科學史，或者最前沿的科學雜誌，對我們有一定的啟發，如《細胞》（Cell）、《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等期刊。有一位學者，即美國著名博弈論專家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他也是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其研究的主要領域是合作進化。他的「博弈模擬」（gaming simulation）為進化論體系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阿克塞爾羅德有篇文章發表在一個非常重要的生物學期刊——《理論生物學》（Theoretical Biology）上。文中提到：如果你問醫生癌症是怎麼回事，醫生可能會跟你說，癌症是細胞或者基因突變。那細胞變壞了怎麼辦？有三個辦法：一是切、二是化療、三是放療。

阿克塞爾羅德對此提出了質疑，100年多年來人們依照這樣的方法來治療癌症，但療效不大。難道不能換個思路？阿克塞爾羅德不是專業癌症研究者，但他所思所想比大部分研究醫學、研究癌症的專家都要深刻。他所提出的觀點是：癌症不是細胞變壞了，沒有壞細胞和好細胞之分，只有合作的細胞和不合作的細胞。癌症，其實是出現了不合作的入侵者。

這個道理和中醫有點相似中醫認為通則不痛。不通了、糾纏在一起就是毛病。但為什麼說阿克塞爾羅德仍然是在系統內的創新，是因為他實際上是與達爾文的合作進化論一脈相承的。合作進化的第三原則就是「合作」。

如上這些例子，每一個階段都有突破性創新，但仍然是體系內創新。正如國際關係理論，很多理論是體系內創新。比如，新現實主義體系內有一個變數——體系結構，這個結構又以控制性實力分布作為基本定義。它是一個主要的自變數，決定了其中各個單元（假設為國家）的基本行為模式。

然後有人就會想到，既然結構不變，那為什麼行為模式會改變？於是我們又在體系中找到另一個變數——制度。制度的密集性和非密集性，對行為體起到重要作用。這是從制度經濟學來講的，但不管怎樣它都是在這個體系內去考慮如何發展新的元素、新的變數，所以依然是菜單內創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說的菜單內創新是一種常見的國際關係理論創新的方式。那麼，是不是還有一種類似於菜單外創新呢？

秦亞青：對，另一種思維方式就是「菜單外創新」，這種創新是在原有體系之外的創新，即在某一個體系之內根本無法觀察到的時空里進行創新。

我們都知道，現在有一部分學者在做量子物理國際關係理論研究（Quantu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美國學者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已就此寫了一本專著，今年5月在寧波諾丁漢大學舉行的一個國際關係研討會，其中有一部分內容便是討論量子國際關係理論。

我們先談下「量子國關」（Quantum IR）和「原子國關」（Atom IR）——兩者區別其實很大。在量子國關中，原子國關的所有體系內的基本假定都消失了，如確定性假定——這個具有現代性的最重要的假定也消失了。對此，許多人並不能理解，原因是人們只是站在原子世界的角度去看它。人們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你在這裡而同時又在那裡？為什麼會出現量子疊加？為什麼「薛定諤之貓」既死又活？這些都是在原子世界中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所以人們靠舊有思維無法去理解。這其中最難的，就是挑戰自己的慣性思維。「薛定諤之貓」的提出也讓一大批物理學家很為難：一隻貓怎麼說死就死、說活就活？因為他們並不知道其中存在的疊加現象。近代科學的一大特點是發明概念，然後根據概念發明檢測工具，再用發明的檢測工具去觀察，最後再得出結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其實，我們所說的「薛定諤之貓」不就是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寫過的「真亦假來假亦真」嗎？

秦亞青：從這個層面來講，量子物理國際關係理論便是國際關係理論在體系外創新的例子。

量子物理和原子物理完全是兩個東西，但二者有聯繫、可溝通。量子集團和原子集團也是各不相同的。若將其引入社會理論，那麼一種文明和另外一種文明、一種文化和另外一種文化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同之處呢？它們所造就的世界觀是不是一定是一樣的呢？從我的角度和你的角度去觀察這個世界，又有什麼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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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決定認知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報》：聽起來，菜單外創新似乎跟跨學科借鑒以及文化所帶來的不同認知視角相關，您最新出版的英文專著，強調「文化決定認知差異」，能否談談您具體受到什麼觀念的影響？

秦亞青：我在《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一書的序言中，引用了蘇軾的詩句：「橫看成嶺側成峰」。正如蘇軾所言，你不可能看到全貌，你看到的是「嶺」還是「峰」，取決於你所站立的角度。那麼，文化也是如此，它給人們提供了不同的視角。我的諸多想法，具體而言，主要源於兩種觀念的影響。

第一是伊姆雷· 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硬核理論」。拉卡托斯研究自然科學，他認為所有的研究計劃，也就是「宏理論」（Macro-theory），都必須有一個硬核，隨後，硬核慢慢發展，形成保護帶來保護理論硬核。他的主張修正了證偽主義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理論。波普爾認為一個關鍵性試驗可以推翻一個理論，但拉卡托斯卻認為並不一定。他認為關鍵性試驗可能被保護帶保護住，而只有理論硬核不受損傷，那麼理論才會繼續成立。在這裡，硬核就界定了理論，硬核是理論的靈魂。

拉卡托斯主要研究自然科學，因此，這裡有一個局限是，他沒有考慮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即硬核是否可以再往下細分。而我認為硬核是可以再細分的，我們在觀察世界和社會的時候，可以發現兩個相互作用的元素：其一我稱之為「形上元」（Mental physical component），其二稱之為「形下元」（Substantive component）。通常來講，「形下元」用於觀察、接受和接觸，而「形上元」則用於解釋。自然科學理論大部分是用來解釋的，但社會科學理論有三個基本功能——解釋、詮釋和建構，其中，第二、第三個功能大致上與理論硬核中的「形上元」相關。

如何理解世界上的事物，如何看待某一個所謂的社會事實？我認為要通過「形上元」的加工。「形上元」來自何處、由什麼形成的，這些便是我之前經常思考的問題。如果我們理解了這個問題，便可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和思考。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麼影響您的第二種觀念呢？

秦亞青：第二個對我啟發很大的理論可以說是實踐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群體和共同體是從同一個背景中熏陶出來的。換句話說，不管在什麼場合，經過中國文化的熏陶，毋庸置疑會或多或少帶著中國文化的印記，這會體現在一個個體做任何事情的過程中。我認為這是「形上元」最根本的要素。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從一開始便自認為是「普適」理論，我認為其中致命的一點，便是從未考慮過此問題。

在《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這本書中，我對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作了深層次的分析。我認為，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最核心的是個體本體和理性本體。其三大主流理論中，若缺失了如上兩個核心，則沒有一個能站得住腳。這就表明不管是權力分布、制度分布還是觀念分布，必須通過一個獨立存在的理性的個體，才能發揮作用。西方長期的文化傳統來自於它從實踐中積累的背景知識，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對此都有相對系統的表述。

總體而言，背景知識從文化體系中產生，並滋養、哺育相關理論的應用。所以，當我們從另外一個體系中提煉出新的觀點時，原有體系便很難被理解，但恰恰是此種「難以理解」，極可能表現為一種創新。

綜上，「形上元」是創新的根本要素。它是由文化共同體的背景知識構成的，而文化就是「共享的背景知識」（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如中國的茶文化、酒文化、餐桌文化，實際上就是「共享的背景知識」。只要是在中國的文化氛圍下，便會存在此種「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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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層次的治理是「治理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英文著作《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可以說是我國國際關係學界理論創新的一件大事，我們想了解一下，您在寫作時有哪些深刻的體驗？

秦亞青：我寫這本書，是想在「形上元」層面有所創新。換句話說，就是要發現一個不同的初始視角。初始視角不同，就可能導致理論不同，由此可能導致創新。

第一是關係世界觀，即世界不是由原子構成的世界，雖然會有原子、有個體，但它首先是一個關係的世界，也就是說，我們應將關係本體（Relational ontology）放於首位，而非使個體本體（Individual ontology）居於其上。在這本新書的封面上，所呈現的是綠色的、網狀的形象，就是這方面的隱喻。在中國文化中，綠和白意味著生命。也就是說，這個世界其實是充滿生命的網路世界。

第二是關係本體，即世界是由關係構成的，這是一種反原子主義假定。我們可以看到無數的個體，但如果這無數的個體不連在一起，那便沒有意義。同時世界是「過程本體性世界」，也就是說，我們更應該把世界看作一個過程。世界中充滿了生命的流動，我將「過程」定義為「流動的關係」（Moving relations），此時用這種視角，人們便可以觀察到一個不太一樣的世界。在這種視角下，「流動的關係」是一個「過程」，「過程」才是關鍵。

如果接受上述兩種推論，那麼我們便可以將「關係」作為社會研究的基本單位，這樣，我們就把「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從個體移到了「關係」。這便是我的第二個基本假定。

第三是元關係（Metarelationship）。在中國文化中，陰陽關係就是元關係，既有不同之處，又是「共在」的。但我們必須承認，「自在」只有在「共在」存在時才有意義。這一點上，我的想法跟哲學學者趙汀陽有所不同。他認為自在是共在的前提，沒有自在就沒有共在；而我認為，自在和共在永遠是同時的、共時的。我們必須承認自在，否則一切都可以以共在的名義壓制自在；但我們又必須承認自在和共在是同時的。那麼，根據中國文化對元關係的理解，它就是一個以和諧化為本質的過程，這一點與黑格爾辯證法有根本性的不同。黑格爾辯證法將任何事物都分為兩極，他對兩極的強調是鬥爭、是衝突，這反映了西方國際關係領域提出來的一些觀點，如「康德—黑格爾框架」，即是「以敵人來界定自己」。新馬克思主義者，包括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他們發現社會力量中的最主要矛盾，強調通過解構矛盾、化解矛盾來推動社會進步；然而，這種矛盾其實是不可靠的，在中國的元關係、中庸辯證法中，從來沒有這樣激烈的二元對立。

綜上，以上三個基本假定構成了這本書最核心的框架：關係世界觀、關係本體、元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麼，從這些基本的理論預設出發，人們對於世界政治會有什麼新的不同解釋？從中又能得到什麼啟發？

秦亞青：第一，這可以幫助我們從關係的角度理解合作。合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我們知道現實主義從根本上是不認可合作的，它的合作僅僅是權力上的合作。現實主義研究領域中雖然也有做制度研究的學者，如斯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 D. Krasner），但從根本上來講，他們認為合作是不靠譜的，認為最後還是要憑藉實力說話；美國20世紀70年代始創的新制度主義則認為建立制度才能合作，人和人是不可信的，只能相信治理、契約，這是制度性合作；建構主義則相信規範性合作，在建構主義後期，大量較為成熟的研究議程在研究國際規範。

不管是強制性合作（Coercive cooperation）、制度性合作（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還是規範性合作（Normative cooperation），大家都遵從了某一個規範（norm）。然而，關係性合作則跳出了這個範疇。我的這個想法是受到了合作進化論的啟發。馮友蘭過去曾寫過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內容是關於「是否救落水小孩」的。孟子說，人都有惻隱之心，這是人的基本良知之一，一個小孩掉到井裡去，旁邊的人一定會伸手拉他一把。但馮友蘭寫到，這個人如果當時稍微停一停、想一想，這個小孩是我敵人的孩子還是我朋友的孩子，那結果便不一樣了。思考「關係」反映了中國人的一種思維方式，但同時也表明，這也是人類的基本思維方式。

我們經常會聽到一個問題：你的妻子和母親同時掉入水中，你救誰？這個問題還可以這樣問：假設掉下的兩個人是你的孿生兄弟，那你救誰？從基因遺傳學的角度來講，救你母親或者救你妻子，會看到你在選擇哪一方的基因，但如果這兩個人是孿生兄弟，基因相關度一樣，這時你便沒辦法判定跟誰的關係更近一點，這便產生了合作困境。

第二是幫助我們了解關係與全球治理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在之前一篇文章里做過論述，不想再展開，但其中有一個觀點很重要，即最高層次的治理是「治理關係」。換句話說，最精明的政治藝術是「治理關係」。

第三是使人認識到關係與權力的問題。權力的概念在國際關係中非常重要，基本無法繞開，否則會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缺失。但如果從關係理論的視角來看，權力完全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重新定義。

我們先簡單回顧一下現在西方理論中對於權力的基本定義。第一種定義，個體性權力，這是最常見的定義。也就是說，你個人佔有多大的資源，就代表你有多大的權力，或者說你的能力到了什麼狀態，是不是能迫使對方去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這裡面包含著幾層意思，最根本的就是它勢必把對方視為強制對象。這顯然又回到了「康德—黑格爾框架」，認為雙方一定是敵對性關係。

隨後，國際關係主流理論開始向結構層面發展，提出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所謂結構性權力，就是福柯說的瀰漫性權力。這種結構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人們的行為，但又不會屬於某一個個體。比如國際體系中的實力分布，就是這樣的體系性權力。另外，溫特提出了觀念性結構權力（Ideational structural power），這也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權力會直接影響人們的思維、行為方式，甚至是身份。

那麼在結構性權力、個體性權力這兩個最宏觀和最微觀的層面中間，會不會還存在著一個權力呢？我認為中間確實存在著這樣一個權力，就是我所定義的「關係權力」（Relational power）。

《中國社會科學報》：何謂「關係權力」？

秦亞青：「關係權力」即關係本身就是權力。首先，「關係權力」不是完全物質的，但它有物質的內容，兼具物質性和非物質性。其次「關係權力」具有非絕對產權性，它很難說屬於誰，它是一個「共享權力」，有點類似於共享單車的意思。再次，「關係權力」具有可使用性（accessibility），由此，西方經濟學中最為清晰的產權概念在此變得模糊了。如今在歐洲、在亞洲，一些學者都在研究友誼問題，因為他們認為原來的「康德—黑格爾框架」以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沿襲基本將友誼排除在外，西方從來都是把國際關係看成一個叢林（jungle），然後在叢林無政府狀態（jungle anarchy）的起點上進行分析。同時，「關係權力」還具有可交換性，它不是把強制與對方合作作為一種基本能力的表現，它強調加強權力。我們都說強強合作，強強合作就是讓二者可以共同掌權（Mutual in power）。最後，「關係權力」具有非枯竭性。其資源不會隨著使用越來越多而趨於減少，「關係權力」是：不去使用就沒有，越用則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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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興起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關係本位的世界觀出發，世界政治可以從關係理論對國際合作、治理以及權力作出全然不同的解釋，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出現了「關係轉向」的現象呢？

秦亞青：關於國際政治當前出現的「關係轉向」問題，提出者是澳大利亞學者埃米力亞·卡瓦爾斯（Emilian Kavalsi），他在2017年出了一本書，名為《國際關係理論的「關係」》（The Guanxi of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Theory）。他在書中提出一個觀點，即在國際關係學科創建100周年時，應由東西方學者分別並共同提出關係理論。這一提議在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史上可能是第一次。在書中他使用了兩個詞：英語文化圈（Anglosphere）和漢字文化圈（Sinosphere），其中第二章的題目就是「英語文化圈和漢字文化圈的國際關係中的關係轉向」，他認為中西方同時出現了對關係理論的研究，但提出了相通卻不同的理論體系。

這本書很有意思，但我認為西方學者最核心的論文並不是由國際關係學者提出來的，而是1995年由社會學家所寫的《關係社會學宣言》（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隨後，美國學者傑克遜（P. T. Jackson）和耐克森（D. H. Nexon）主要借鑒了這篇文章的理論框架，將其運用到國際關係中，並撰寫了一篇很重要的論文：《國家之前的關係：實質、過程和世界政治的研究》（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他們在書中對中國學者的觀點也進行了討論，主要集中於兩個人，一個是趙汀陽，一個是我，談論了我們在國際關係方面所做的研究。

去年我在英國某國際會議上也宣讀了一篇論文,當時我談的觀點是「表象性的實踐」。西方現代實踐派學者認為知識有兩類，一類是表象性知識，一類是背景性知識或實踐性知識。在過去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存在表象性知識偏向，指大家都關注表象性知識，而忘記了背景性知識。然而，實際上人們很大一部分行為都是由背景性知識來推動的。我們可以仔細思考一下，國際關係理論顯然是表象性知識。但表象性知識能夠脫離背景性知識嗎？事實上，所有表象性知識的生產者都來自背景性知識的熏陶。

事實上，國際關係領域中比較新的幾大發展趨勢如量子國際關係理論、關係理論，已經不僅僅是東方的或者西方的而是大家都很關注、都在思考的問題。2019年將迎來國際關係學科創建100周年，我們希望在一系列的研討過程中，主要討論西方、非西方理論如何發展，如何互相交流、溝通和融合的問題。我甚至想提出一個比較激進的觀點，即在國際關係學科創建100周年之際，最為革命性的變革,其實應該是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興起，當然，我們也歡迎爭論。

小編：lt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中國社科報；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台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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