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電影從瑞典走向世界

最新 07-15

百年前的一個夏日，1918年7月14號，一個牧師的兒子出生了。此後89年中他留給後世50多部電影，曾四獲奧斯卡金像獎，是戛納、柏林等國際戲劇節的座上賓，被無數電影工作者奉若神明。後人將其同前蘇聯導演安德烈?塔爾科夫斯基、義大利導演費里尼並稱為世界現代藝術電影「聖三位一體」，代表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歐洲藝術電影難以逾越的最高峰。

這個人就是來自瑞典的國寶級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

英格瑪·伯格曼（1918.7.14-2007.7.30）

伯格曼擁有許多名導「迷弟」，2013年關於他的紀錄片《打擾伯格曼》，簡直是一場由各國名導組成的粉絲研討會。

伍迪·艾倫說：「伯格曼的電影是任何一個電影人都想拍攝的，哪怕只拍出其中一部。」

李安18歲時看了伯格曼的《處女泉》毅然決定走上電影之路：「我連續看了兩遍，看完動彈不得，彷彿被導演奪走了童貞，我看不懂，但大受震撼。」

李安得見偶像一面激動落淚

他有點神經質，很小的時候就愛想像：「靈魂是影子般的龍，像青煙一般藍，像有翼的怪獸般翱翔天際。」年輕時，他曾發誓要成為「一個討厭的人、一個麻煩製造者、一個難以被歸類的人」。拍攝電影期間，他只吃餅乾和酸奶，絕不坐著。此外，他喜歡以第三人稱稱呼自己，因為有時候他覺得伯格曼是個他不熟悉的人。

他說他不愛任何人，不信任任何人，也不思念任何人。很多人對他又愛又恨，他一生中拋棄過的三個女人曾因他聚在一起，大倒苦水。

伯格曼（右）與其御用攝影師斯文·尼夫基斯特在《芬妮與亞歷山大》片場

在他誕辰一百周年，2018年的夏天，中國人對伯格曼的熱情似乎隨處可見：5月份北京電影節開闢了伯格曼紀念單元，6月份上海電影節又有伯格曼電影回顧，還有北京Lens空間的《魔燈猶在——伯格曼和他影響的時尚與藝術》展覽······

今天，木馬與大家一起致敬這位用鏡頭直指人心的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

童年

「我一直留駐在童年；在逐漸暗淡的房子內流連……事實上我一直住在夢裡，偶爾探訪現實世界。」

童年時期，伯格曼表面上是瘦弱無助的駝背男孩，他不喜歡學校的填鴨式教學，成績不佳，經常因此招來訓斥和耳光。和年紀相仿的青少年相比，他口吃，穿著不搭，其他孩子在海里游泳嬉水的時候，他卻「喜歡站在岸邊石灘上，大談全然無用的社會天才尼采」。

英格瑪?伯格曼在1926年（後排左邊）

他的母親卡琳·伯格曼是一名訓練有素的護士，漂亮又冷漠。父親是一位盡職的路德教教區牧師，在教堂發表的佈道深受歡迎，但他脾氣暴躁，容易神經質。也許是為了維持牧師家庭的公眾形象，這對夫妻常常採取強硬、粗暴的方式管教孩子，打罵和懲罰伯格曼和他的哥哥。

伯格曼的父母訂婚照

可即便童年是痛苦和困惑的源泉，伯格曼也從不捨得童年。

1976年被控逃稅造假後，他憤然出走，在德國自我放逐八年。伯格曼也從未離開過童年，這段時光里的人和事深深影響了他的創作，記憶碎片反覆閃現在他的作品中：《不良少女莫妮卡》中離家出走的叛逆少女、《秋日奏鳴曲》中的母女爭執、《芬妮與亞歷山大》中智慧慈祥的祖母和撒謊的小亞歷山大……在亞歷山大的卧室里，伯格曼平日多次提到的放映機和童年時保留下來的木偶劇院玩具也原樣重現。

1925年，與哥哥達格和妹妹瑪格麗塔的合影

他愛哭，渴望得到母親更多的愛，他承認「在《野草莓》的最後一幕，充斥著強烈的渴求和希望：莎拉挽起伊沙克的手，領他走向林間一處陽光燦爛的空地。在另一側，他見到他的父母，他們正向他招手」。

伯格曼總用「58歲之前都處於青春期」來敷衍各類採訪中針對他情感問題的提問，但一直在心裡同過去鬧彆扭的他卻在慢慢理解父母。

在母親去世前，伯格曼真心實意地請求她的寬恕，對他說過的話表示後悔。《呼喊與細語》是他對母親的追憶，1984年他還拍攝了紀錄片《卡琳的面孔》，這部紀錄片里沒有任何旁白和解說，只有伯格曼家族成員的照片。他用特製的放大鏡研究家庭影集，用八毫米的攝影機和一個特殊的透鏡拍攝了母親的臉。

《呼喊與細雨》工作照（1973）

對於關係一向不好的父親，伯格曼說，「我曾在怨恨他的情感中度過了大部分生命，卻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成了真正的好朋友，我被他的誠摯深深地打動了。他是突然間向我敞開心扉的。他摘去了面具，與我促膝談論人生，我很激動。」

父親在教堂講道台前的留影

造夢

「電影如果不是一種記錄，就是一種夢幻。」

伯格曼患有失眠症，無論床頭有沒有安眠藥，總是每天凌晨4點半準時醒來。短暫的四小時睡眠里做過的每個夢，他都記得清楚。

他曾夢見一座有銳利形態、散發著氣味和巨大聲響的城市，並試圖在電影《蛇蛋》里塑造出完全相同的夢幻之地。拍攝《呼喊與細語》前，一個紅色的房間和四個白衣女人的畫面浮現在他腦海里長達一年之久。不過，最常見的還是他做了和自己職業相關的夢，夢見自己在攝影棚里準備拍一場戲。

影評人彼得·考伊說，「沒有一個導演比伯格曼更清楚夢境，或者比他更會闡述和利用夢境。」

伯格曼60年如一日地把自己創造的夢境記錄在黃格子筆記本上，然後躲到攝像機背後，讓演員根據劇本自由發揮，不作指導。他從不對任何人解釋這些夢，但不止一位與他合作的演員在表演時就能體會到夢的魔力。他造出的夢境古怪、大膽，電影里也因此充滿出其不意的鏡頭和聲音。

《野草莓》劇照

伯格曼還喜歡讓電影里的人做夢，這些電影里的主角具有多重性格，沉迷在編造的記憶和夢裡，比如《猶在鏡中》的精神病患者卡琳，《沉默》中患有絕症的姐姐埃斯泰等等。

造夢的能力生來就被賦予了。

《野草莓》（1957）

伯格曼沒有明確解釋過他為什麼如此熱愛夢境，但他十分明確自己拍的是怎樣的電影：「電影藝術能無限接近生活的本質。它應當展示心理狀態，而不只是滿足於用圖像來展現動作。」在他電影中的超現實場景里，在夢的催化作用下，人物的心理活動被放大數倍，人們甚至能從中看到心靈由無形化為有形。

婚姻

藝術家的私生活與工作間的關係，在伯格曼這裡是混亂而迷人的。

上世紀70年代初，伯格曼拍了幾部不三不四的電影，但賺了不少錢，他精心構思了一部大戲，由他和麗芙·厄爾曼飾演男女主角，背景是他居住的法羅島。結果戲拍了一半，另一個男主角就跑掉了。沒法子，他又改拍斯特林堡的《一出夢的戲劇》。

伯格曼與麗芙·厄爾曼，攝於1968年

這一次，他最大的失誤是重蹈覆轍愛上了劇中年輕的女演員，被拒絕後，他只好回到法羅島去治療情傷，這段時間，他寫出了《吶喊與低語》的劇本。

因為幾部電影在商業上的失敗，國內外根本沒有人願意投錢給他拍電影。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積蓄砸了進來，同時說服片中的四位女演員，把她們的片酬作為投資用在這部電影上，然後又向電影基金會貸款50萬瑞典克朗。這是伯格曼人生中第二次，被輿論普遍認為快要完蛋了。

到電影后期製作的時候，伯格曼就把錢花光了，他想出售《吶喊與低語》在美國地區的版權，卻根本無人問津。他的經紀人保羅·柯諾是個老奸巨猾的貿易商，可是即使是這樣一位「老司機」，在發行商面前費了半天口舌，依舊空手而歸。最後，還是一家專門發行恐怖片和色情電影的小公司同情這部該死的電影。

他的感情生活也是一團糟，和執導《一出夢的戲劇》時的毛病一樣，他和《吶喊與低語》中的女演員英格莉·馮·羅森迅速墜入愛河，而《吶喊與低語》的第一女主角是他當時的妻子：麗芙·厄爾曼。

《芬妮與亞歷山大》

一天夜裡，麗芙·厄爾曼與另外兩位女主演哈里特和英格里德·圖林在法羅島的片場喝酒。幾杯入肚，厄爾曼擁有了勇氣，她決定向那個任性又自負的男人宣告他們的一切都已成為過去。三個醉酒的女人去敲伯格曼的房門，砰砰的敲門聲和厄爾曼含混不清的叫喊聲，嚇得伯格曼跳過另一側的窗戶逃走了。厄爾曼想告訴他：「英格瑪，我們結束了。」所以，在電影中，厄爾曼的痛苦都是真實的。

英格瑪·伯格曼曾經說過：「我們從來沒有在法律上結過婚，但我在遠離塵埃的法羅島上造那座房子，是打算和麗芙永遠廝守的。」而現在，一切都成為過去。不久後，他就和英格莉·馮·羅森結婚，搬進了卡拉布蘭一棟像太妃糖一樣漂亮的公寓里。

聖誕節除夕夜，他接到保羅·柯諾打來的電話，柯諾的聲音聽起來有點激動：「英格瑪，捧上天啦。」一開始伯格曼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好半天才知道，《吶喊與低語》獲得了巨大成功，世界上只要放電影的地區，都買了這部影片的版權。

伯格曼春風滿面，最困難的時期過去了。這個臭男人為什麼沒有受到懲罰呢？麗芙·厄爾曼感到無法理解。她離不開他，雖然已經離婚，可是他們還是在一起拍電影，這對她是一種比電影中的窒息更可怕的折磨。早在1965年，深受伯格曼其害的比比·安德森就警告過厄爾曼：遠離這個男人！但是，正在戀愛甜蜜期的厄爾曼，哪裡聽得下這樣的忠告呢？

1965年，厄爾曼27歲，伯格曼47歲，還離過三次婚。

11年後，他們拍《臉對臉》，厄爾曼像頭獅子一樣在那掙扎，與其說在表演，不如說在呈現真實的自己，赤裸裸地呈現在他前夫面前，她的傷痕，她的痛苦，那無藥可救的呼喊與低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