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練內功，打造中美合作關係新格局
作者：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中美經貿研究組成員李稻葵、厲克奧博、馮明、徐翔、吳舒鈺、石錦建、金星曄、胡思佳、張馳、周迪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試圖遏止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改變貿易合作，扭轉貿易逆差。特朗普聲稱美國在「全球化」中「輸了」，來自中國的進口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而2018年美國政壇將迎來中期選舉，特朗普出於政治目的，更是不斷對中國挑起貿易糾紛。2018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針對中國「知識產權侵權」的總統備忘錄，內容包括對價值6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798.6億元）的自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標誌著特朗普醞釀已久的對華貿易戰正式打響。在301調查報告中，美國還針對中國的產業政策提出諸多質疑，指責中國政府在外資准入、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製造2025等政策上對外資企業造成了不正當競爭，隨後發生的中興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間的貿易矛盾，這增加了中美兩國貿易走勢的不確定性。表1給出了中美過去將近30年來的四次貿易戰，均以中國承諾採取相關舉措、中美達成相關協議為得到化解。但是我們認為，這次的中美經貿摩擦不同於以往的四次貿易戰。
首先，我們認為，中美經貿摩擦的根源在於中美兩國各自國內的政治經濟格局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美國國內「精英的美國」與「傳統的美國」激烈博弈，雙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國，而中國在十八大以來，自身發展道路和體制已然清晰，邁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新時代。中美兩國的這種改變讓特朗普總統上台以來的中美關係已經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客觀事實。
第二，面對貌似嚴峻的形勢，必須明晰底線。我們認為中美關係並不會走向全面對抗，而中美貿易摩擦的成本我們完全可以承擔。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擁有廣泛的、關乎公司發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國享受美元霸權體系紅利亦需要中國的支持、參與；二是目前以特朗普總統為代表的、在美國佔上風「傳統的美國」與「新時代的中國」的訴求在戰略上是互補的，特朗普總統代表的美國所希望「減倉」的，如擴展全球貿易、改善氣候變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當前中國所希望「加倉」的。三是，我們認為中方能夠做到以史為鑒，精準管控分歧，不給極端派、挑釁者任何可乘之機，不會擦槍走火。
第三，面對中美經貿摩擦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必須保持戰略定力。短期內，中方需要把握主動權，以戰促合，可以在中美貿易順差問題上盡量甚至超預期地滿足特朗普的要求，換取特朗普在中國核心利益上的讓步，但是對於「精英的美國」所提出的阻礙中國經濟升級的無理要求，則必須予以堅定的拒絕。長期來看，中方要做好持久準備，防止輿論放大不理性的認知，同時苦練內功，以最大的決心精準落實各項改革方針大略。
最後，我們認為，如果應對得當，中美經貿摩擦將會「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這個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個重要標誌，即，美方的「三個接受」。第一，必須接受中國與美國發展道路不同、中國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經濟發展道路的事實，中美雙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須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國和即將成為的經濟第一大國在周邊事務所擁有的主導力；第三，必須接受中國在改善全球治理中發揮的與美國及西方「和而不同」、積極有為的、共利多贏的新型領導力。
中美合作關係的新格局必須、也一定能夠形成，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破繭之工」。
一、經貿摩擦的根源：兩國國內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
我們認為，中美兩國各自的國內政治經濟環境都發生了變化，所以中美關係的性質也隨之和以往不同了，這是中美經貿關係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1.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國」與「傳統的美國」激烈博弈，中美經貿關係成為唯一共同的靶子
從美國角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爆發在於美國國內「兩個美國」矛盾的激化以及「兩個美國」的矛頭全部指向中國。具體而言，「兩個美國」分別指代精英的美國和傳統的美國。
「精英的美國」，即我們所習慣和熟知的美國，比如高校學者、世界銀行、華爾街等金融機構等等，而這一部分群體也恰恰是我們中國學者和精英階層赴美學習工作的過程中能夠接觸到的主要群體，這些導師和同學大都是美國社會中的精英之精英，毫無疑問，他們能夠很好地代表一個「精英的美國」，但是可能並不能夠完全地反映真正的美國人，因此，在國內，那些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是最了解美國的人，對於真正的美國的了解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的。對於「精英的美國」而言，他們的對華政策向來基於「中國將逐步自由化並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的假設[ 引自發表於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旗下雜誌《外交事務》2018年3、4月刊，由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和前副國家安全顧問伊萊·拉特納的文章《思慮中國》。]，這派人認為，只要充分保持對華優勢，美國就能夠阻止中國在軍事領域試圖與美國競爭，其關鍵在於「美國主導」，無論是上世紀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兩極格局瓦解後的單極世界，由精英群體統治下的美國都謀求在世界範圍內各項事務各個方面的絕對領導權和控制權。
「傳統的美國」則是一個我們相對較為陌生的美國，也是當今美國總統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非精英人士，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深深地植根於清教徒理念之中，正如哈佛大學已故政治學學者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去世前的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所寫，美國的國民性不是在1775年形成的，而是在17世紀的最初幾批定居者來到北美時就已經形成了。這些最早來到北美的英國清教徒，他們不是殖民者也不是移民者，他們不是作為英國的代表來到北美開疆拓土的，而是為了逃離本土的宗教迫害來到美國尋求新的生存空間的，從那時起，美國的國民性就已經形成了。
就對外貿易而言，「精英的美國」和「傳統的美國」分歧的聚焦點在於是否需要與世界其他國家建立和保持聯繫。對於代表「精英的美國」的群體而言，無論是從上世紀里根的喊話「Mr. Gorbachev, open the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還是布希政府推行的「共和黨色彩的國際主義」[ 並非「單邊主義」或「孤立主義」，而是以美國實際利益為導向進行參與。]外交政策，都明確地表明自身和其所代表的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積極融入的立場，奧巴馬在提出「新人造衛星時刻（New Sputnik Moment）」的同時，也從客觀上對於美國已經身處全球化經濟當中，並且需要不斷加強全球合作的事實表示了認可。
相比較而言，對於代表「傳統的美國」的群體而言，孤立主義其國民性的最重要表現之一。美國自身地理位置不同於歐洲任何國家，其幅員遼闊，鄰國較少，自建國初期，美國人便崇尚孤立主義。縱觀美國經濟史，自17世紀初，定居者踏入北美之後，美國在大部分時間裡都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既沒有在本大陸上開疆拓土的行為，也沒有到海外殖民的衝動。即使是出兵菲律賓，也是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經歷了極其痛苦的思想鬥爭後才決定的，「我曾尋求幫助……在白宮的地板上踱來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萬能的上帝祈禱。最後，終於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聲音……那就是除了佔領菲律賓之外我們別無選擇。」19世紀初，美國著名的外交政策「門羅主義」的本質也在於無法忍受英國和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處謀求勢力範圍的影響。
然而，無論是「精英的美國」還是「傳統的美國」，其矛頭都無一例外地指向中國。對於「精英的美國」而言，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反過來違背了美國對於中國的預期，為了建立和維護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各方面的秩序，精英群體將矛頭指向中國，意圖於鞏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權威和領導，奧巴馬在「New Sputnik Moment」中談到，兩年內中國太陽能板的世界份額由5%上升到60%，儘管這項技術是在50年前由貝爾實驗室發明的，但是美國沒有任何一所公司躋身世界前十。對於「傳統的美國」而言，中國廉價的人力成本等生產要素方面的優勢使得國際分工過程中大量勞動力就業崗位從美國流失，無論是2017年4月美國商務部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啟動的232調查，還是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的301調查，其最終目的都在於通過各種手段將製造業帶回美國，從而為美國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
因此，在當下美國內部矛盾激化，外部衝突對象同時指向中國的背景之下，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美國具有它的雙重性：它既是那個新教徒式的，過著清貧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陸土地為精神和物質家園的美國，也是那個精英主義的，試圖在全球範圍內擴張自己的勢力、傳播自己的理念的擴張主義、英雄主義、霸權主義的美國。在中美貿易戰里，中國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我們所熟知的「精英的美國」，還需要應對來自「傳統的美國」的我們所陌生的利益衝突。
反觀中美歷史上的主要交往，從民國時代到抗戰時期，從冷戰時期到21世紀，都是在美國已經完成其國際主義戰勝新教徒的孤立主義情緒之後所進行的，我們所熟悉的美國，僅僅是美國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並非美國發展過程中的常態。我們所熟悉的美國，是「精英的美國」，是國際主義的美國，是那些以基辛格等人為代表的精英所主導的美國。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美國，這個由特朗普政府主持的美國，所代表的是一個更為「傳統的美國」，是那個新教徒來到美洲定居時的美國。
當下，由於中美雙方各自經濟社會政治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因此，需要經歷一段必要的磨合期，並且最終達到一個新的均衡。在這個新的均衡中，美國必須承認中國獨特的經濟政治制度，必須承認中國在經濟和整體國家實力提高之後，能夠在相應的國際事務和地區事務中享有相應的控制權和影響力。我們堅信，這樣一個新的均衡一定能夠到來，儘管其中的過程必將是曲折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的磨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要堅持鬥爭，又要維持和發展雙方的合作關係，堅持矛盾統一的一體兩面。
2.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進入新時代
美國在變，中國也在變。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國人民朝著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不斷前進；政治上堅持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經濟上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結合起來，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得到了明顯提升。綜合國力的提升為中國的道路自信提供了資本，已然清晰的中國道路反過來又支撐著綜合實力進一步提升，兩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綜合絕大多數機構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在2025-2030年之間將大概率超過美國，這將改寫一個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相對格局。當前，對於已長期扮演全球超級大國角色的美國而言，面對一個發展道路不同、綜合實力不斷提升，與之差距逐步縮小甚至部分領域有所超越的新時代的中國，貿易等局部領域衝突不可避免，需要較長時間適應、磨合與接受。具體而言，進入新時代的中國有三大變化。
變化之一是中國發展道路已然清晰。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先後提出了中國夢、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四個自信等重大論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論支撐，中國的發展道路已然清晰。黨的十九大不僅進一步明確了到2020年兩個「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長期的奮鬥目標：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一條非常清晰的中國發展道路。根據2010年至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情況測算，要實現到2020年國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只需要2018年至2020年年均增速不低於6.43%，結合當前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的實際運行情況，6.43%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增速水平，只要未來三年不出現大的經濟金融危機，實現「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幾無懸念。進一步，如果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收入水平定義為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的中位數水平[ 即當前英國、法國、日本的相對水平。]，根據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的測算，中國要在2050年實現十九大確定的戰略目標，需要在未來33年里保持年均4.1%以上的增速水平；分階段而言，如果中國能夠在2017-2025年保持年均6%的增速，2026-2035年保持年均4%的增速，2036-2050年保持3%的增速，那麼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將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梳理美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相應發展階段的經濟史可以發現，上述增速預測依然是相對保守的，未來33年，如果中國不發生重大經濟金融危機，中國的2050年戰略目標很可能會提前實現。
變化之二是經濟實力明顯增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新四大發明」、「基建狂魔」、「厲害了我的國」是當下稱讚中國的流行語，但這些詞只是停留在表面，其背後是中國經濟實力的明顯躍升。中國經濟體量在過去四十年以年均9.5%的速度快速增長，佔全球經濟的份額由1978年的不足2%提升至2017年的15%；而美國佔全球經濟的份額已由本世紀初的32%下降至2017年的25%；中國GDP佔美國的比重由本世紀初的12%提升至2017年的63%。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3年至2016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7.2%，明顯高於美國2.1%的年均水平、全球2.5%的年均水平、發展中國家4.0%的年均水平，為主要經濟體增速之首。從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來看，2013至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平均為31.6%，超過美國（18.2%）、歐元區（8%）和日本（3.7%）貢獻率之和。中國貨物貿易佔全球的比重由2012年的10.4%提升至2016年的11.5%，同期服務貿易佔全球的比重由5.5%上升至6.9%，服務貿易總量排名從全球第四上升至第二[ 數據來源：WTO資料庫。]。2012至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達到20.2%，2015 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躍居世界第二位，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達1831 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並創歷史新高[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會議FDI 資料庫。]。中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內需已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過去十年，內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105.7%；受金融危機衝擊最嚴重的2009年，內需的貢獻達到142.6%；即使是全球經濟復甦、貿易回暖的2017年，內需的貢獻也達到90.9%。2017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8%，比2007年提高13.5個百分點，是名符其實的經濟穩定運行「壓艙石」和「穩定器」。
變化之三是國際影響與日俱增，主動參與國際治理和格局重塑，力求為全球發展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國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夢不只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也蘊含著中國強大起來後要為全球發展和人類命運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的決心。中國領導人對此身體力行。近年來中國積极參与國際治理和格局重塑。「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同，中國同沿線66個國家和地區的各領域雙贏合作加強，2017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73745億元，比上年增長17.8%。其中，出口增長12.1%，進口增長26.8%；沿線國家對華直接投資新設立企業3857家，增長32.8%。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相繼設立，G20峰會、上合組織峰會、金磚峰會等一系列國際會議成功舉辦，體現出中國的大國擔當和國際影響，中國正在走向國際舞台的中央。
二、底線思維：中美經貿關係不會走向全面對抗
當前中美貿易關係的未來走向眾說紛紜，一些觀點認為兩國會走向全面衝突，甚至「貿易歸零」、「斷網隔絕」；還有一些聲音認為貿易戰的後果會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造成不可承受的影響。面對黑雲壓城、山雨欲來的嚴峻形勢，我們需要以底線思維進行冷靜分析兩國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從理性出發推演最壞的情況。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看清戰術背後的戰略考量，才能制定精準、有效、理性的應對策略。
我們認為，從理性出發當下中美不會走向全面對抗。中美貿易不會歸零，不會「斷網」，更不會走向新冷戰或軍事戰爭。一方面，當下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擁有廣泛的、關乎公司發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國享受美元霸權體系紅利亦需要中國的支持、參與。因此，中美經貿關係會經歷量的調整，但不會出現顛覆性的變化。另一方面，「傳統的美國」與「新時代的中國」需求互補，特朗普總統代表的美國所希望「減倉」的，如擴展全球貿易、改善氣候變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當前中國所希望「加倉」的。基於此，我們認為中國能夠消化本輪中美貿易摩擦的負面影響。而根據我們的分析，這種貿易摩擦所帶來的短期影響與衝擊，甚至是美國對中國相關高科技企業的打擊，中國是可以承擔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基於理性的研判推理，是「基本面分析」。在極端事件的影響下，實際情況可能與基本面發生背離。一戰前夕，歐洲各國的經貿關係深度交融，精英階層也均認為戰爭無益。然而，「薩拉熱窩」事件最終引爆巴爾幹半島火藥桶，所有自認為能夠把衝突限制在低烈度對抗的政治家都受到了歷史的嘲弄與指責。以史為鑒，我們在理性分析的同時要精準管控分歧，冷靜應對挑釁，保持戰略定力。美國是個複雜系統，與不同的美國人打交道應保持清醒的頭腦，識別其背景、意圖，團結理性力量，不給極端派可乘之機。
1.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事實上，當前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遠非部分媒體鼓吹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度交融、相互依賴的。在當前的全球經濟體制下，中美兩國經濟之間通過三條重要渠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第一條渠道是國際貿易。兩國都從對方進口大量的商品和服務，同時也向對方出口大量的出口和服務。2017年，中國向美國出口商品4298億美元，佔中國全年商品總出口的19%；美國向中國出口商品1539億美元，佔美國全年商品總出口的10%。與此同時，中美兩方雙邊服務貿易的規模也在迅速增長。第二條渠道是國際投資。兩國都在對方境內有大量的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以2015年為例，在華美資企業實現銷售收入5170億美元，利潤超過360億美元。中國企業在美國的直接投資雖然相對規模較小，但金融危機之後也在顯著增加，截止2016年底累計投資已達到1090億美元，遍及美國50個州中的46個。此外，中美兩國居民和企業均在對方國家的證券交易所持有大量的股票或者債券資產，中國政府的外匯儲備自主要的投資品種就是美國政府債券。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國債數據，2018年4月，中國持有總值為1.18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持有量居全球首位。第三條渠道是人員交往和人力資本互通。中美兩國均有大量居民在對方國家訪問，學習，工作或生活。2016年，中國赴美國留學的人員總數高達35.3萬人，佔到美國國際學生總數的34%。美國到中國留學和旅遊的人數也持續增加。以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為例，書院學生中來自美國的比例佔到45%，為各個國家之最。
圖為中國對美商品出口佔中美雙方貿易比例（2010-2017） 數據來源：商務部，UN Comtrade
除以上三條主要渠道外，還有大量的其他證據證明中美兩國經濟的高度交融和深層次聯繫。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農產品和飛機出口市場，出口到中國的農產品占其農產品總出口的16.1%，出口到中國的飛機及配件佔美國總出口的12.5%。2016年一年裡，中國消費者購買了4490萬部蘋果手機，以及510萬輛通用、福特、菲亞特克萊斯勒美國三大汽車品牌在華生產的合資汽車，分別占當年蘋果手機和三大汽車品牌全球銷量的21%和33%。由於蘋果手機和通用汽車的最終組裝位於中國境內，這些購買行為並未計入中國從美國的進口。但從利益主體來看，這些購買行為獲利最大的是美國企業。根據德意志銀行的估算，如果考慮進這些因素，美國2015年對華貿易逆差僅為304億美元，遠遠小於貿易逆差顯示的3675億美元，在出口結構不發生明顯變化的假設下，我們估算2017年美國實際對華貿易逆差在310億美元左右，顯著低於特朗普政府用作發動中美貿易失衡的核心證據的3752億美元逆差。
圖為中美服務貿易增長迅速（200-2015） 數據來源：商務部，UN Comtrade
此外，我們還認為這種高度交融的同時，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度是在逐漸下降的。中國加入世貿以來，中美貿易失衡出現了逐年加劇的態勢。中美之間貿易失衡的絕對值不斷擴張，體現為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的順差和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的順差。一方面，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從2000年的298億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2780億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對貿易的依賴度有所下降：貨物貿易順差佔中國GDP的比重呈現倒U型走勢，在2006年金融危機之前達到5.2%的峰值，之後就不斷下滑，2016年該項目順差佔中國GDP的比重僅為2.3%；而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佔美國GDP的比重在近20年來則是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從2000年的0.8%提高至2017年的1.9%。
此外，儘管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國，但金融危機之後，由於出口夥伴的多元化，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顯著降低，而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依賴則與日俱增。在中國2001年加入WTO時，對美國的出口佔中國總出口的20.4%，從美國的進口佔中國總進口的10.8%，而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進、出口則分別佔中國總進、出口的18.9%和8.4%。與這種趨勢相反的是，從2001年到2017年的十多年內，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和進口占其總出口和總進口的比重從2.6%和9.0%分別上升至8.4%和21.6%。對中國貿易量，特別是對中國進口的迅速擴張，導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占其總貿易赤字的比重從2001年的20.2%上升至2017年的47.1%。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佔中國總貿易順差的比重近年來下調顯著。在2006年之前，對美貿易順差甚至超過中國總順差，說明整體來看，中國對其他國家保持貿易赤字。然而這種對美國的貿易依賴隨著中國出口夥伴的多元化迅速降低，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其總貿易順差的63.5%。
圖3 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額及其佔中國和美國GDP的比重 數據來源：CEIC資料庫
圖4 中國和美國對對方的進出口貿易依賴度對比 數據來源：CEIC資料庫
圖為中國和美國對對方的貿易依賴度對比 數據來源：CEIC資料庫
近年來，中國進口和出口的目的國都更加分散化。從2000年至2017年，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出口份額從6.9%上升至12.4%；由於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量的擴張，中國從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大宗產品儲備豐富的地區的進口也迅速擴張，這擠壓了中國與美國的貿易份額。與之相反，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需求都更加旺盛了，與中國日益擴張的貿易擠壓了美國與日本、加拿大等國家之間的貿易份額，也使得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進一步擴大。
圖為美國對主要出口國的出口佔美國總出口的比重（%） 數據來源：CEIC資料庫
圖為美國對主要進口國的進口佔美國總進口的比重（%） 數據來源：CEIC資料庫
我們認為，雖然從總量上看，中美貿易順差仍然在逐步擴大，美國仍然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貿易戰無疑將對中國對外貿易乃至整體經濟產生較大影響。但是當前中國對美貿易依存度較之以前已經有了顯著下降：隨著中國貿易對象分散化和與其他貿易對象的貿易量不斷攀升，對美貿易的決定性作用正在減弱。
對於中美經濟高度的交融性和依賴性，美國政府深知肚明，而在中國對美貿易依賴度不斷下降的同時，美國宣稱將對中國施加的一系列所謂「貿易戰」、「金融戰」和「科技戰」措施最終都只會對美國經濟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
從貿易的角度來看，如果美國真的如特朗普政府所言對總數可能達到45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徵收關稅，將對美國經濟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在很大程度上無異於政治自殺。這一全面關稅將極大地提高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減少美國民眾的消費選擇，同時也會增加美國企業的運營成本，極大地影響美國經濟復甦，抵消其他所有經濟刺激政策的正面效果，屆時即使是特朗普最忠實的支持者都將倒戈。
從金融的角度來看，美國是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最大受益者和美元霸權的締造者，其對於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的舉動收到全球投資者的密切關注。如其採取極端手段限制或處理中國持有的人民幣資產，將極大地影響市場對於美元資產和現有金融體系的信心，進而推動美元的公信力下降，國際資本流出美國或拋售美元定價資產，對於向來重視金融地位的美國政府來說是不可能的選擇。
從技術及人才的角度來看，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對中國科技發展的抑制與封鎖和科技人才在美求學的限制與打壓既不現實也沒意義。中國不會也不可能接受美國提出的限制自身科技發展的無理條件，將和其他國家一起共同合作科研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另一方面，重視學術交流的全球科技界也將站在特朗普的對立面。在短期內，特朗普政府可能通過限制簽證、嚴格審查等手段對於中國人才赴美求學和學術交流造成一定限制，但是這些限制也將對美國自身的科技人才發展與技術進步造成負面影響，必將受到美國科技界和知識界的全面抵制，註定無法延續。
2.「傳統美國」與「新時代中國」的訴求在戰略上是互補的
正如上文所述，當下兩個不同的「美國」同台演繹，傳統的美國佔了上風。傳統的、光榮孤立的美國試圖減少國際貿易，減少全球治理參與和責任承擔。事實上特朗普總統也是這樣做的。在貿易上，他退出跨太平花樣夥伴關係協定（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威脅實質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不惜與大量盟友挑起貿易摩擦；在政治上，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組織，退出伊朗核問題協議，退出巴黎協定。
與之相對，新時代的中國比以往更加積极參与國際貿易體系與國際治理。在中國的政治家看來，對外開放、增強合作不是做姿態、圖虛名，而是「帶來進步」的要義，是「歷史潮流」，更是馬克思主義所言「從各民族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通道。2012年以來，中國與冰島、瑞士、韓國、澳大利亞、喬治亞、馬爾地夫等國簽署自貿協定，並積极參与中日韓、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2013年至今設立上海等12個自貿試驗區，並將一些試驗區內的改革措施向全國推廣；中國承辦20國集團首腦峰會、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上海合作組織領峰會會議。
從宏觀來看，中美兩國有著相似的目標，「讓美國再次偉大」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基本要求都是讓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為了實現相似的目標，為何兩國會選擇完全不同的做法？當前需求的互補是否是暫時的表象？
我們認為，這種互補的背後有著文化、經濟與制度的基礎。與美國相比，中國在文化上更願意接納與自己不同的合作者，在歷史上對封閉有著更慘痛的記憶，在經濟上更注重發展與增長，在應對全球化負面影響上能採取更加靈活的政策，因而這種需求的互補是長期的、可持續的。
首先，面對當今制度、文化等都日益多元化的世界，兩國在「開放」這一問題上的文化底色是不同的，因此處理多元化外部世界的態度也不同。傳統的美國崇尚孤立主義，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對開放沒有好感。精英的美國繼承的是歐洲的一神教傳統，無論猶太教還是基督教都只認可一個神，使命都是宣揚唯一的神的光輝，在最大範圍內清除異端，因此精英美國的開放是「以我為主」的開放，是「傳教式」的開放。與之相對，以天下為己任一直是中國精英階層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國士大夫的堅持的原則，即便有「中央之國、天朝上邦」的優越感之時，中國也從未強迫他國放棄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因而，面對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傳統的美國感到厭惡，精英的美國將不能同化的異己視為敵人，而中國則既不對開放本身感到厭惡，也願意與不同於己者進行合作。
其次，中美兩國對開放的歷史記憶不同。回顧經濟史，不難發現美國在二戰前是一個封閉大市場，20世紀的頭20年，出口佔美國國民生佔總值的比例僅為6%-7%，遠低於歐洲同期20%-30%的水平；1861年進口貨物平均稅率提高至47%，一戰前一直維持在40%以上（Hughes and Cain 2011）[ Hughes, Jonathan RT, and Louis P. Ca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Prentice Hall, 2011.]。然而，依靠當時的特定歷史背景，美國經濟在封閉之下快速發展，1894年其工業產值超過英國，人均GDP 1913年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Maddison 2007）[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Academic Foundation, 2007.]。可以說，對於封閉而言美國的記憶不一定是灰暗的。相反，對於中國而言，1840年後的近代史歷歷在目，封閉所帶來的貧窮與落後，改革開放前後的對比更堅定了當前中國社會對開放的決心。
再次，兩國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6月末，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在歐洲央行論壇發表題為《當增長不再是全部（When Growth Is Not Enough）》[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6/es_20170626_whengrowthisnotenough.pdf]的演講，他認為當下美國的問題表現為四方面，即中位數工人工資的增長停滯，經濟與社會流動性下降，經濟承壓地區與人群面對的日益增加的社會治理功能失效，以及政治異化與對制度的不信任。換言之，伯南克認為美國的問題從本質上講不是增長問題而是分配問題。當下美國社會關注的不是國家整體財富的增長，而是已有財富如何在不同階層間分配的問題。而中國的政治精英認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來自發展，改變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7倍，經濟建設依舊是中國事業的中心。
貿易對於增長和分配分別意味著什麼？毫無疑問，對外開放能夠帶來社會財富的增長，不論是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還是保羅·克魯格曼的產業內貿易都在論證這個觀點。然而，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論證時往往使用代表性消費者，將社會視為一個整體而忽略其異質性，也就忽略了經濟全球化背後的分配效應。給定一個沒有政府的假想經濟體，如果當一國與全球經濟的聯繫主要集中在貨物產品出口時，貿易的一部分收益便會流向工人；如果一國與全球經濟的聯繫集中在資本輸出，則收益很難自動流向中下層中產階級。因此，在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框架下，國際貿易有可能加劇社會分配不均。因此，注重增長的中國擁抱全球化，注重分配的美國對全球化抱有疑慮，這是擁有經濟基礎的。
最後，兩國政府參與經濟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負面影響的能力不同。如前所言，開放並非沒有負面影響，面對這種影響兩國選取了不同的道路。中國的開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自由放任的開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開放。概括地講，中國優先開放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在沒有優勢的行業引進國外資本以學習技術、管理經驗，並逐步培育國內的市場與企業，再逐步開放，汽車行業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與之相對，美國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濃厚的自由主義底色，即便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也對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抱有疑慮，近期的301調查等鮮明的反映出美國精英階層的這一態度。而事實上，美國年初發布的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報告同樣是精英美國所為，不代表特朗普。美國焦慮來自中國消解國際貿易負面影響的經驗與其一貫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發生衝突，指責市場換技術、政府補貼技術研發是表象，是站不住腳的。畢竟，任何一家企業選擇進入中國市場都是自願行為，沒有強買強賣，沒有1840年的堅船利炮逼迫，合作產生的紅利本就應雙方共享；美國政府對技術研發的支持也不能被忽視，畢竟互聯網誕生於從國防部，F22、B2、E4等美國軍機也有波音公司的痕迹。
綜合以上分析，傳統美國與新時代中國需求的互補有著深刻的歷史、經濟、社會基礎，並非一個暫時的現象。我們有理由相信，此輪中美貿易衝突將是局部性的，不會演變成全面的貿易戰，更不會形成新的「冷戰」，換言之不會出現全面的軍事對抗或「貿易斷交」。
3.中國可以承擔中美貿易摩擦的短期衝擊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量為5056億美元，而中國對美國進口總量為1304億美元。目前美國對中國出口的產品的平均關稅在3%左右，貿易戰打響後，這一關稅將提升至25%。我們估算了兩種情況：
情況一：美國加關稅，中國不加征報復性關稅。根據近年來關於中國對外貿易的研究，中國對外出口價格彈性（即出口價格變化1單位所導致的出口數量變化）估算的平均值大約在0.5[ 比較有代表性的近期研究包括：
Aiello F, Bonanno G, Via A. New evidence on export price elasticity from China and six OECD countries[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5, 23(6): 56-78.
孫剛, 劉暘. 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測算——基於國別(地區)層面和行業層面的實證研究[J]. 財經問題研究, 2014(6):92-98.
範金, 王艷, 梁俊偉. 中國進出口價格彈性研究[J]. 當代經濟科學, 2004, 26(4): 87-92.]。給定中國不進行報復性反擊，這一關稅徵收後，中國對美出口量將下降11%，即500億美元。目前中國的GDP為12萬億美元，因此出口下降將拖累中國GDP增速0.4個百分點。
情況二：美國加關稅，中國加征報復性關稅。據近年來相關研究測算，中國進口價格彈性（即進口價格變化1單位所導致的進口數量變化）為0.48[ 此數據來源的研究為：
孫剛, 劉暘. 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測算——基於國別(地區)層面和行業層面的實證研究[J]. 財經問題研究, 2014(6):92-98.]。倘若中國對美國商品徵收同等水平的報復性關稅，則中國凈出口直接受影響將下降到400億，對中國GDP增速的拖累將從不加報復性關稅的0.4個百分點下降到0.34個百分點。
除了直接影響，我們還考慮了貿易戰對整體經濟影響的乘數效應。我們認為，短期來看，乘數效應有限，由於企業短期絕大多數生產要素已經確定，貿易戰的影響難以快速傳遞到投資方面。因此，短期來看，中美貿易帶來的衝擊中國是可以承擔的。
除了這種關稅形式的貿易衝擊，還需關注美國對中國相關高科技企業的打擊。我們認為，美國對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的相關懲罰措施是一種經濟恐怖主義，特朗普創造了一個經濟恐怖主義行動的記錄。在以往，很多跨國公司違背了美國的相關條例都是罰款：BP，英國石油在墨西哥灣漏油，罰款208億美元；大眾汽車排氣門造假，面臨最高180億美元罰款；瑞銀（UBS）也是被罰款。但是美國對中興通訊的懲罰卻完全不一樣，不光要求中興通訊承擔巨額罰款，更是不允許中興通訊購買相關的美國晶元產品，這等於是要把一家跨國公司掐死，這是恐怖主義行為。如果美國繼續對華為等中國企業施加此類懲罰，中國可以通過制裁蘋果等美國企業進行反擊。而前文分析可知，中美目前的經濟高度相容，這種行為恐怕兩敗俱傷。所以理性分析，我們認為，美國應該不會繼續對諸如華為這類的中國高科技企業予以禁售等懲罰措施，
三、應對之策：戰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練內功
儘管從理性分析的角度來看，中美之間並不會走向全面對抗的局面，但是中美這種經貿關係的變化卻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事實。從短期來看，我們需要應用底線思維，分析這種變化對中國帶來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並給出詳細的、能落地的可行性應對措施，手中有牌，牢牢掌握主動性；從長期來看，我們更要有戰略定力和戰略眼光，在全球環境和外部關係不斷調整的大背景下去看待中美兩國各自面臨的內部經濟社會秩序的調整，給出政策建議。
1.短期：把握主動，以戰促合
針對當前的貿易摩擦，我們應當如何應對？如前文所分析，特朗普具有典型的「傳統美國」思維，從諸多的採訪資料中可以看出，特朗普從青年時期就認為，很多國家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是佔了美國的便宜。特普朗在自己的自傳中曾稱：「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須堅持立場，否則只能任人欺負」。因此，在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問題上，我們很難用講經濟理論或講故事的方式讓他理解。此外，特朗普的思維邏輯還具有典型的運營型企業家的風格，相比長遠的戰略，更重視交易的短期收益及成本。因此我們認為，應該藉助特朗普的特點，以短期利益交換長期利益，也就是說，在中美貿易順差問題上盡量甚至超預期地滿足特朗普的要求，換取特朗普在中國核心利益上的不干涉，例如台灣和南海等問題，對於「精英的美國」所提出的針對中國技術發展的無理要求，則必須予以堅定的拒絕。
圖為中美貿易量最多的產品列表（2017年） 數據來源：CEIC資料庫
但是，考慮到美國的競選周期，中美貿易談判很可能無法在美國中期選舉之前完成，特朗普需要貿易戰這張牌不斷發酵，獲得選民的期待，此時，對於特朗普來說，中美貿易談判沒有結果就是最好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在2018年11月之前，中國可能會中美貿易關係上承壓。因此，短期來看，我們提出的建議為：以戰促合，在中期選舉之前，對美國採取的貿易制裁堅決採取反制。特朗普若要爭取連任，對於美國經濟的短期走勢必然有所顧忌，貿易戰極具擴大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國可以通過主動回應，為中期選舉後的實質性談判爭取籌碼。
為了深入了解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現狀，我們將行業分類進一步細化，探究在三級行業分類標準下，中美之間的貿易情況。由表1所示，中國對美國單項產品的進口量遠低於對美國單項產品的出口量。對美國進口量最多的產品集中在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領域，其中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飛機、飛行器設備和汽車的進口都超過100億美元。除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之外，進口量較高的產品包括油料、有色金屬廢料等原材料製品以及頁岩氣等礦物燃料。中國對美國出口量最多的產品主要分布在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以及雜項製品領域，其中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的出口已經超過雜項製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行業。2017年中國對美最主要的出口產品為通訊設備和自動化數據處理儀器，兩者均隸屬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行業。事實上，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另一方面中國對美貿易的依賴度在過去幾年正呈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因此在短期內，我們完全可以承受貿易戰，重點針對對美進口較多的飛機、農產品和汽車進行反擊。
然而，對我們而言，短期之內的貿易戰的目的，是為了以戰促合，「和」的目的是為了以短期利益交換長期利益。中國完全有能力解決中美貿易順差問題，以開放中國的汽車市場為例，2017年，中國汽車進口量高達121萬輛，而美國汽車年產量1210萬輛。據估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中國對美汽車進口增加300萬輛，則能縮小近1000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順差。根據估算，2017年底特律三巨頭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和克萊斯勒汽車在北美地區的產量總計達到860萬輛，而外資車企加上特斯拉北美地區的產量達到870萬輛。因此，如果中國對美國開放汽車市場，不僅將受到全世界車企的歡迎，更重要的是，中國市場的需求將拯救底特律。作為特朗普而言，把「鐵鏽地帶」重新拉回繁榮，無疑將使他寫入美國的歷史。
圖為最近十年以來中國的原油進口結構變化 數據來源：CEIC資料庫
此外，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礦物燃料進口依賴度正屢創新高。隨著美國頁岩油開採技術的不斷完善，中國對美國的石油進口成井噴式增長，2008年中國從美國的原油進口僅有250美元，而2017年的原油進口則高達31.5億美元。對美適當擴大原油進口有助於多元化我國的進口能源結構，降低對單個國家的能源依賴，保障我國的能源安全。下表展示了最近十年來中國從最主要的10個原油進口國進口原油的結構變化，由表可見，中國的原油進口集中度正在不斷降低，2008年從前五個和前十個原油進口國進口的原油佔總原油進口的65.3%和82.1%，而2017年對應佔比則分別下降至55.5%和79.3%。目前中國年消費原油6億噸，其中2017年原油進口量突破4億噸，而美國原油2017年年產量超過5億噸，出口量已經超過OPEC大部分成員國，今年很有可能超過1億噸。此外，當前美國天然氣產能過剩，而且由於主要產氣的州天然氣運輸基礎設施很差，很難向港口運輸，導致氣價很低，僅相當於中國到岸價格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國能夠大量進口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一方面將拉升美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更有助於能源的在美國國內更加清潔化地使用，在國內使用更多地天然氣，對中國出口更多地石油。倘若中國未來逐年增加油氣從美國的進口，也將有潛力減小數百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順差。
由此可見，中國完全可以用汽車、原油和農產品為談判籌碼，去滿足「傳統的美國」，甚至超預期的為特朗普提升勢頭。通過這些措施平衡中美貿易，既拉動中國國內消費，又能提升美國產能，解決產業工人就業。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對美順差的減小，美國將更加依賴中國經濟的發展，底特律將可能成為基於中國需求重新輝煌的城市，未來中國對美國勢必會有著更多地籌碼。
2.長期：戰略定力，苦練內功
綜上分析，我們認為美國對華髮起的本輪貿易戰與歷史上前四次貿易摩擦存在本質不同。這次貿易戰的大背景是中美兩國各自內部經濟社會環境均發生了深刻變化，而且隨著經濟規模的此消彼長，兩大國關係進入新的磨合期。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一半，經濟體量開始逐漸與美國相當，兩國關係開始變得愈發複雜而敏感；我們預計中國將在2025年前後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儘管從人均水平來看，中國距離美國還有很大的差距，但隨著經濟總量的成長，中國在國際貿易、跨國投資、地區政治、國際話語權等方面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可以預見，未來在中國經濟規模和綜合國力顯著超越美國之前，中美關係將始終處於不穩定狀態，階段性的經貿摩擦將成為兩國關係的常態，直至達到新的均衡點。
從長歷史維度來看，我們認為這次貿易摩擦是一個里程碑事件，它至少標誌著兩點：一是中美兩大國關係進入新的磨合期，與此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冷戰結束之後成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秩序也面臨調整。二是在全球環境和外部關係劇烈調整的同時，中美兩國各自內部的經濟社會秩序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這兩個調整是客觀上必然會發生的、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既是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阻擋、攔截不了的，也是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隱藏、躲避不了的。對此，中美兩國都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做好持久努力的準備。為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防止輿論放大不理性的認知，既要嚴防民粹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也要防止一味自責將中美矛盾歸咎於中國自身發展所致的形勢誤判。應當在中美關係發生變化的同時，爭取主動，通過積極正面的宣傳，向民眾傳遞中美變化是的本質在於中美兩國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引導民眾理性思考，避免民眾情緒失控，嚴防類似於一戰前夕薩拉熱窩事件的突發性意外的發生。與此同時，那些一味自責，認為中美矛盾是由中國自身發展問題導致的形勢誤判實際上是對中國發展道路缺乏自信。這種誤判，認為美國牢牢掌握了矛盾的主導權，理性而合理，而中國則需要妥協。我們也要防止這種偏見成為主流。
第二，保持歷史耐性和戰略定力，牢牢把握戰略主動權，避免非理性應激反應。應當充分認識大國關係調整和世界秩序調整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一方面，要保持歷史耐性，以平常心謹慎應對經貿摩擦，不急躁，不冒進，意識到時間是在中國這一邊的。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戰略主動權，避免應激性反應和非理性行為，不被特朗普政府的無端指責和非分要求所干擾。要靈活適度地管控好摩擦，防止貿易衝突擴大化，尤其須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薩拉熱窩式的意外事件發生。另外，要竭力避免被國際社會孤立，最大限度地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爭取積極的外部環境。
第三，保持經常賬戶順差環境，做好資本賬戶管理，防範跨境資本快進快出引致金融危機。經常賬戶適度順差是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穩健、匯率穩定、主權信用堅挺的重要保證。2017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為1649億美元[ 數據來源為《2017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佔GDP的比例已經由2007年的8.6%下降至1.3%。目前經常賬戶順差的相對規模是適度的，中國經濟作為整體而言的對外失衡問題已經化解。未來應當將經常項目順差/GDP維持在1%-2%上下，避免經常賬戶出現逆差。同時要謹慎管理資本賬戶，嚴密防範跨境資本大規模流入流出、衝擊國內金融市場、觸發金融危機。
第四，適時主動推進東亞、東南亞區域經濟合作，營造穩定健康的睦鄰經貿環境。美國的穩定發展長期以來受益於其在北美和拉美地區較為健康的區域政治關係和經貿環境。東亞、東南亞等周邊地區是中國的近鄰。與近鄰的經貿關係如何是影響中國經濟穩定和戰略安全的最重要因素。雖然東亞東南亞的地緣政治關係由於歷史原因較為複雜，但中國作為該地區的大國，應當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甚至主動創造機會，繼續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更上一個層次。既要加強推進中日韓自貿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既有合作框架的落地深化，也要積極運用「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機制拓展合作。
第五，樹立底線思維，建立多重保障維護能源供應安全。能源供應安全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軟肋所在。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高達60%，天然氣對外依存度高達40%。一旦石油和天然氣供給出現短缺，除了公路、航空、海運、河運可能出現癱瘓外，部分製造業領域和居民取暖也會受到影響。可以說，確保能源供應安全是中國經濟的生命線，也是中國的戰略底線。為此，要重點維護與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安哥拉、伊朗、土庫曼等油氣來源國，以及緬甸、巴基斯坦等油氣通路沿線國家的經貿互利關係和戰略互信。
第六，深化科研體制改革，激活知識產權市場，多管齊下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一是要深化科研體制改革，在科技人才聘用評價、科研資金使用、科技成果所有權收益權等方面打開制度枷鎖，探索更為靈活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升科研人員的激勵。二是要激活知識產權市場，加強產學研交流合作，允許科研人員能夠一定程度上擁有其所發明的專利，允許和鼓勵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之間跨界流動，避免閉門造車、專利沉睡的現象出現。
第七，加快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落實國有企業相關改革，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優化資源配置效率。要加快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強調的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制度建設促使國有企業按市場規律運行。加快低效「殭屍企業」退出，釋放其所佔用的金融、土地、人力資源，通過市場化的方式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門和企業主體[ 詳見《CCWE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2018年6月。]。
第八，加強住房、醫療、教育等關鍵領域的民生建設，著力化解的社會矛盾。建議啟動「二次房改」，探索實施政策性和市場化分配相結合的房地產發展體制改革，靈活運用房地產基金、長租房等創新形式實現「房住不炒」[ 詳見：張雙長、李稻葵，「二次房改」的財政基礎分析——基於土地財政與房地產價格關係的視角[J]. 財政研究, 2010(7): 5-11。]。建議中央加快房產稅框架的立法，並授權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徵收的細節。同時，增加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供給，優化供給結構，切實化解公共產品供給不平衡不充分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矛盾。以「兩個美國」為鑒，通過深化稅制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制等方式增加勞動者收入，避免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財富占不平等繼續惡化，避免社會撕裂。
第九，從中國經濟實踐中系統總結經濟學理論，促進學術交流和相互理解，打消西方世界的疑慮，貢獻中國智慧。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實踐具有許多「中國特色」，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論。中國經濟學界應當對此進行系統性地理論總結，不僅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而且要向世界講清楚中國經濟實踐背後的經濟學邏輯和經濟學理論，長遠目標是將中國的發展經驗和理論總結寫進經濟學主流教科書[ 詳見：李稻葵、李雨紗、張馳，中國經濟的偉大實踐何以產生重要的經濟學貢獻?——基於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分析與思考[J]. 經濟學報, 2018(1): 1-16。]。如此，既有助於指導中國經濟未來的改革與發展，也有助於讓西方精英理解中國，並逐漸打消疑慮、接納中國在某些方面的成功經驗。
四、展望：中美合作關係新格局
根據上文分析，中美經貿摩擦，本質是雙方國內政治經濟環境都發生了變化，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但是，經過這一輪的經貿甚至其他領域的摩擦，展望未來的中美關係，中美雙方一定會迎來一個新的穩定期，而這種新的穩定期既不是雙方全面對抗的結果，也不是中國妥協的結果，而是一種新的中美合作關係新格局。我們認為，如果應對得當，中美經貿摩擦將會「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這個中美合作的新格局的有三個重要標誌，即，美方的「三個接受」：
第一，必須接受中國與美國發展道路不同、中國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經濟發展道路的事實，中美雙方「和而不同」。美國要接受，中國13億人自己選擇的道路是不可能改變的，也無法強行去改變。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歷程走的是一條和西方不一樣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過去在摸索，有過坎坷，但是現在這條道路已然清晰，中國將自信的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往前行走。同時，美國也需要理解中國不強加於人、和而不同的國際關係理念。歷史上強大的中國雖然對當時的弱小鄰國有過嘲諷，但是卻從未要求別人強行接納中國的理念；而歷史上的基督教擴張，更多的是兇悍的同化。同樣在當下，中國也不會要求任何國家去接受中國目前的發展道路，這是美國必須要理解的。
第二，必須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國和即將成為的經濟第一大國在周邊事務所擁有的主導力。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必然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事實。而與此同時，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中國對其周邊地區的主導力、影響力必然會不斷加強，包括台灣海峽、南海、東北亞甚至東南亞。中國的軍事力量或許和美國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周邊地區，中國有能力、有信心掌握戰略主動權，這一點美國也必須接受。美國航母肆意駛入台灣海峽，在南海隨處游弋的時代將逐漸成為過去式，中國將在周邊事務中擁有自己的主導力。
第三，必須接受中國在改善全球治理中發揮的與美國及西方「和而不同」、積極有為的、共利多贏的新型領導力。在國際事務方面，中國將會發揮越來越多的積極作用，在各個國際組織中發出中國的聲音。這種聲音也許和西方有所不同，但是卻是共利多贏的，絕對不是那種強迫他國的聲音。美國也許不喜歡中國的這種改變，但是需要逐漸去接受。美國必須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而中國也同樣會在這一過程中尊重美國的核心利益，幫助美國更好的發展其在全球化進程中受損的「銹帶地區」，幫助美國中等收入階層在全球化過程中也能受益，讓這些美國人也能搭上中國發展的快車，緩和美國的社會矛盾。所以，中國將繼續會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積極的領導作用，而這種領導作用將會是共利多贏的。
這「三個接受」將會是中美經貿摩擦的背後所影射出的中美關係變化的痛點，也是未來中美合作關係新格局走向穩定期所必須要經歷的。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三個接受」並不是美國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最終會接受這三條。我們認為，美國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得更好：
一是內向內省，反求諸己，調整國內經濟社會政策，推動國內經濟社會改革，促進「兩個美國」裂痕的彌合。如上文所述，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以華盛頓、華爾街、跨國企業為代表的「精英美國」與普通中產階層、鐵鏽地帶藍領工人為代表的「平民美國」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從根本上說，「兩個美國」之間的這種裂痕不是由中國造成的，也不可能通過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而得到彌合。美國長期以來的貿易順差是自身高消費、低儲蓄經濟結構的產物，本質上是其國內的「儲蓄-投資缺口」[ 以數據可得的2016年為例，美國存在5212億美元的「儲蓄-投資缺口」，於是只好通過凈進口的方式從國外「借用」，相當於當年美國GDP的2.8%。這部分借用來的貨物或服務就形成了美國的對外貿易赤字。]。妄圖通過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來減少美國貿易順差是緣木求魚，一個最好的例證是上世紀七八年代美國曾對日本採取強硬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但結果只是將美國的貿易逆差由日本轉向了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後來又轉向了中國，美國對外的整體貿易赤字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內向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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