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 送字下鄉 & 掃盲運動
原標題：近代 | 送字下鄉 & 掃盲運動
「送字下鄉」：
晚清及民國時期掃盲運動的傳播社會學考察
內容提要：晚清以降，隨著政治革新和文化啟蒙的開展，面向大眾的「送字下鄉」逐漸成為政治和知識精英的一種共識，參與掃盲的主體、規模及影響越來越廣。近代以來，西方傳教士、民間知識分子以及國共兩黨都十分重視「送字下鄉」，但不同的行動主體其動機與目的也有所不同：傳教士主要出於宗教動機；民間知識分子主要出於社會改造動機；而國共兩黨的掃盲則帶有較為強烈的「為政治服務」的色彩。不同掃盲模式之間也存在著博弈，競相爭奪大眾。從傳播社會學的角度看，「掃盲」本身是一種社會教化的渠道，「送字下鄉」所鋪就的識字網路也為通過文字而進行的社會宣傳和政治傳播鋪平了道路。面向基層的掃盲工作之所以在近代以來受到重視，在於普通民眾第一次在政治社會生活中被視為主體力量。
作者簡介：潘祥輝，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原文出處：《浙江學刊》2017年第5期。
一、引言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中國人向來將讀書識字看得十分神聖。儒家傳統影響下的中國社會一向「崇文」，且有長達千年的「耕讀傳統」。不過，受制於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各種現實條件，長期以來，讀書識字都只限於少數精英階層，文字也主要壟斷在精英階層手中。在近代以前，絕大多數百姓尤其是農民都是文盲。羅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中國的教育和大眾識字率》一書中估計清代中國的識字率，男子為30-45%，女子則為2-10%。在地域分布上江南地區比之北方有更高的識字率。①不過，在葛兆光先生看來，羅友枝的這一統計數字，尤其是關於能夠閱讀的男性的數字顯然是誇得過大了。「即使是在經濟較發達的、教育較普及的地區，當時恐怕真正具有閱讀能力的也不過十分之一二。如果再算上邊遠地區和深山老林中的民眾，恐怕連這個比例也難以達到。」②傳統中國的識字率確實不容高估。清末時期，清政府學部和各地教育會估算全國文盲至少有2億人之多，到民國時期，全國各重要社會教育機構調查後估計的文盲共有3.3億人，佔總人口的75.33%，並且有5000萬失學兒童正在逐步成為文盲。③
「文盲」(illiterate)一詞，據胡適先生考證是近代以來從日本傳入的。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出版的《辭海》中才收錄並解釋了「文盲」這一詞語，「文盲，謂不識字之人也。有目者見文字不識等於無目，故曰文盲。」儘管對「文盲」的解釋近代的黎錦熙、傅葆琛等人也提出過其他定義，但「文盲」的概念總是和「目不識丁」聯繫在一起。黃貴祥先生在《文盲字彙研究》一書中認為：「文盲就是缺乏生活必需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人。簡言之，文盲就是缺文字知具的人。」而「掃盲」(「掃除文盲」之簡稱)就是「使文盲擁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教育，或者說是授文盲以文字知具的教育。」④應該說，黃貴祥先生對「文盲」與「掃盲」的定義還是十分準確的。唯需注意傳統中國的識字教育區別開來。中國歷史上也重視「識字教育」，但它只存在於私塾，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志在參加科考的「士子」，普及面也十分有限。因此傳統的識字教育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大眾教育」，也不是本文所講的「掃盲」。
筆者將「掃盲」定義為不以科舉或應試為目的的，面向社會不識字人群(特別是廣大農民)進行的識字教育和文化普及教育，它其實是一種「現代化」環境下有組織的公共教育與公共傳播活動。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掃盲教育要到晚清才開始出現。這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
晚清以降，伴隨著政治革新和文化啟蒙，大眾媒介尤其是報刊業迅速悖興，在社會結構轉型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民眾對識字的需求以及向民眾普及文化和呼聲也在不斷高漲。面向農村和農民的「送字下鄉」逐漸成為政治和知識精英的一種共識。表現在掃盲教育上，就是參與掃盲的主體、規模以及影響的範圍越來越廣，終於發展成為有組織的「掃盲運動」。我們可以發現，晚清以來的「啟蒙運動」與「文化轉型」無一例外都在儘力朝著擴大識字者範圍的方向努力。那麼，晚清以降，在中國的掃盲教育中，哪些力量曾發揮過主導作用？他們的「送字下鄉」的動機與目的又有何異同？取得了怎樣的政治社會效果？如何解讀和評價？
從現有研究來看，關於清末以來下層民眾的啟蒙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但對於「送字下鄉」的關注卻較少。在「掃盲」研究方面，關於1949年以後的研究成果甚多，但關注晚清及民國時期「掃盲運動」的研究卻少之又少，而對掃盲運動的演進及不同掃盲主體之間的比較分析迄今是一個空白。
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掌握知識的階層和文盲階層的聯繫一直沒有間斷，自上而下的宣教與灌輸一直存在，但只有到了晚清以降，有意識地、大規模的「送字下鄉」才得以出現，這顯然是一種新生事物。姜士彬(David Johnson)指出：「對於理解中國歷史，至少是宋代以後的中國歷史，這種存在於受教育者和不識字者之間的交流體系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它應該引起所有中國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視」。⑤本文即聚焦於這種新生的文化互動方式和文化傳播方式。從晚清及民國時期的「送字下鄉」實踐中，我們可以窺見文字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的複雜互動及其背後的動機與社會影響。
二、「為宗教服務」：傳教士的「送經下鄉」與「送字下鄉」
19世紀初，西方傳教士隨著列強東來也開始進入中國傳教。1807年，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奉派東來，並於1811年在廣州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書，揭開了晚清西學東漸的序幕。為了傳播教義，傳教士們不遺餘力地開辦學校、出版報紙、印刷書籍，為傳教掃除文化障礙。因此，他們成為中國「送字下鄉」的先驅。
(一)傳教士所移植的識字與掃盲傳統
羅馬天主教在中國的活動可以追溯到明代，推廣基督教是他們的重要使命。早在十七世紀，羅馬天主教就設立了教廷傳信部，以監督和協調全世界各修會和教派的活動。在中國，傳信部通過稱為教皇代牧區的行政區進行活動。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天主教傳教組織迅速擴大，他們設立了廣泛的學校網以傳播基督教信仰。
新教在華的傳教事業始於1807年倫敦會的馬禮遜(1782-1834年)來華。為了讓中國人了解聖經，馬禮遜大力收徒講學，辦刊辦報，印刷書籍。1818年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該校是近代傳教士開辦的面向華人的第一所中文學校，可以看作是西方傳教士「送字下鄉」的起點與標誌。英華書院1843年遷往香港，實施中小學教育是其重要內容。英華書院注重識字教育，但不主張死記硬背，其移植的英國教學模式與中國傳統的私塾和官學非常不同，可以視為中國現代成人教育的先驅。1839年11月4日由馬禮遜教育協會主辦的馬禮遜學堂創辦，則是最早在中國境內(澳門)開辦的教會學校。到1860年前，基督新教在中國沿海通商口岸開設的各式學校已達50餘所，有學生1000餘人。
相比於天主教，新教更加註重識字和掃盲，這是在其母國就建立起來的傳統。新教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注重識字。正是閱讀聖經的需要，促進了西方掃盲活動的開展和識字率的提高。美國歷史學和人類學教授哈維·J.格拉夫(Harvey J.Graff)也指出：「在西方歷史中，新教的改革運動可以算作讀寫能力和普通民眾教育得以推廣普及的最積極的推動力之一。這也毫無疑問可以看作是教育改革運動。」⑥
16世紀的宗教改革，使英國新教國教的地位得以確立。雖然在結構上它與羅馬教會並無實質的區別，但在成人教育方面，新教則活躍得多。在17世紀早期，對大多數英國人尤其是清教徒而言，教育、上學和讀寫能力顯得尤其重要。這樣的價值觀也被帶到了北美殖民地。與英國一樣，美國也是新教立國的國家(1774年，美國民眾中99%的人是新教徒)，加上商業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普及教育與掃盲工作在社會中因此受到較高重視。美國從1642年起就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到17世紀末，95%的居民都完成了掃盲工作。⑦
隨著英美傳教士進入其他國家，這種「識字」與「掃盲」觀念也同時傳入其他國家。當新教傳教士來到中國以後，他們因此也積極開辦學校，印刷書籍，進行辦報和掃盲，出版和印刷包括聖經在內的書籍。這種從文化普及入手的傳教方式，事實上是將西方的新教重視識字的傳統移植到了中國。晚清以來在中國的所有新教傳教士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英國人和美國人，傳教士們在中國積極開辦學校，推廣識字教育。他們有十分明確的「送教下鄉」的動機與目的。正如曾經在中國漢口傳教的英國傳教士余恩思(Bernard Upward)說：「我們不僅需要基督教學校，而且也需要有不同年級的學校和面向不同階層人的學校。雖然人力財力都還很缺乏，我們已經開始認真向著這個目標努力。」⑧顯然，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從19世紀末開始，在教會學校受教育的學生也不斷增長。據統計，1890年，新教教會辦的學堂有1.7萬學生。1902年，教會建有現代學校35787所，學生1006743人，1912年為87272所，學生增至2933387人。⑨
這些教會學校滲透到了中國最基層的鄉村。侯建新先生在對近代冀中鄉村的轉型與變遷的研究中就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冀中，教會學校往往成為現代小學的先導……進入20世紀後，教會學校有所增加，教徒比較密集的村莊，都經營著較穩定的教會學校。」⑩這些教會學校帶來了新的觀念和模式，因此成為中國現代鄉村教育的先驅。
(二)傳教士的掃盲形式與動機：為宗教服務
除了開辦學校，譯書、創辦報刊、翻譯詞典等也是傳教士們的送字下鄉的重要手段。馬禮遜翻譯了《聖經》，編纂了《華英字典》，還創辦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但中國鄉村的絕大多數民眾都是文盲。1850年，在廈門的傳教士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報告說，在廈門，有能力「準確(intelligently)閱讀者，男信徒十不及一，女信徒則鳳毛麟角。」(11)針對這種情況，傳教士們就需要「因材施教」，採取鄉民能夠看得懂的方式傳教。
為了擴大「送經下鄉」的範圍，簡化傳教語言，1834年馬禮遜去世後，受印度羅馬字元化的直接影響和啟發，在華傳教士開始嘗試「用羅馬字元書寫漢語」的新的傳教方法，以此來降低普通民眾的識字難度和傳教門檻。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借鑒了印度羅馬字元論者的觀點和經驗，於19世紀40年代前編製了拼寫中國各種語言的統一方案。到1850年前後，口語的羅馬字元化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取得了相當的進展，擴大了送經下鄉和送字下鄉的範圍。這從各種語言版本的聖經出版數量上可以看出來：1894年，包括節譯本在內，官話漢字版《聖經》出版了55.5萬部，文言版只有38.2萬部。官話以外的漢字口語版和羅馬字元口語版聖經分別出版了4.7萬部和6700部。(12)從《聖經》的出版和銷量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傳教士們的「送字下鄉」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對於西方傳教士而言，宣傳教義，使中國民眾接受基督教是他們送字下鄉的內在驅力。因此，他們的掃盲主要是一種「為宗教服務」的活動。
三、「為社會服務」：民間知識分子的送字下鄉和掃盲
西方傳教士所帶來的「西學東漸」不僅影響了普通民眾，更影響了許多中國的知識精英。在晚清，特別是進入民國以後，中國知識精英就逐漸取代了傳教士在社會知識文化領域的「輿論領袖」的作用，開始發揮其領導地位，在掃盲教育中也是如此。
中國人自己的「送字下鄉」運動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啟蒙運動」。就思想的根源來說，甲午戰爭之後已見端倪。1890年代中期，嚴復在闡述致達國家富強之途時，強調「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梁啟超也作「新民說」，對作育新民以保種救亡之思想「諄諄致意」。1895年之後，隨著新式報紙、學堂和學會的大量出現，知識階層的啟蒙運動已經從理論層次落實到實際行動，「開民智」一下子變成清末十年間最流行的辭彙。「有識之士」深感於「無知愚民」幾乎招致亡國的慘劇，紛紛出謀劃策，通過開辦白話報、創立閱報社、宣講所、演說會，發起戲曲改良運動，推廣識字運動和普及教育等，開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民眾啟蒙運動。(13)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形式的「義學」、民眾學校、識字掃盲班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
到「五四時期」，平民主義教育觀念更是深入人心，包括對農民掃盲在內的鄉村教育正是在這一時期引起人們的重視。傅葆琛在1934年出版的《鄉村教育綱要》一書中明確指出：「廢除科舉改設學校之時，無人知鄉村教育應當特別研究。鄉村教育最初的呼聲，始於民國五四運動。」(14)
五四時期鄉村教育之所以受到知識分子重視，這和清末以來實行的「義務教育」的失敗有直接關聯。清末以來就推行義務教育，但直到民國初年也未見成效，這引起了有識之士的反思。不少人認為義務教育失敗的原因，在於只注重城市而忽略了人口佔85%以上的鄉村。古楳在1939年編纂的《鄉村教育》一書中寫道：「因為中國以前的教育走錯了路，忽略了百萬個鄉村，直到民國八年，才有些人覺得義務教育的重要，不僅在少數的都市城鎮，而尤重在這百萬個鄉村。由於這樣一個覺悟，乃正式的起來提倡鄉村教育運動。」(15)知識分子終於認識到，中國是一個以鄉村為本的社會，只有農村和農民有知識和文化，中國才能發展。
另一方面，五四時期對鄉村教育的重視也和當時的「民主」思想密切相關。1915年，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第1卷第2號發表《今日之教育方針》，提出要實現「以人民為主，以執政為公僕」的「民主國家」，就必須給人民以各種權利，其中包括教育權利。這種平民教育的觀念顯然和當時西方思想的傳入和影響相關。「五四」前後，西方啟蒙思想家對中國知識精英產生了重要影響。伏爾泰、孔多塞、盧梭等人都十分重視對民眾的教育，他們認為，對於消除人民的愚昧而言，普及最基本的學習能力如閱讀和識字能力十分重要。俄國民粹派思想也對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如洪長泰先生指出的：「自1910年後期至二十年代，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民粹派的理論，開始倡導『到民間去』。」(16)這一趨勢無疑對中國的「送字下鄉」運動產生了直接影響。
正是在西方的「民主」思想的影響下，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平民教育運動。1916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做出「注意貧民教育案」的決議，之後又作出「失學人民補習教育辦法」的決議。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也在1919年分別創辦《平民教育》和《少年社會》雜誌，宣傳平民教育。1923年6月，陶行知、朱其慧等發起組成南京平民教育促進會，8月在北京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此後全國20個省區組成平民教育促進會，辦起平民學校、平民讀書處和平民問字處，還編印《平民千字課》等平民學校讀本，促進平民教育的發展。在湖南長沙，從1922年3月到7月，便成立平民學校和平民讀書處達1718所。據統計，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的平民千字課本，先後發行300餘萬冊，受教育者達500萬人以上。(17)
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送字下鄉」實踐活動以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運動為典型代表。1922年，晏陽初發起了平民教育運動，這一以識字教育為主的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具有強烈的社會改造色彩。在平民教育運動中，儘管其提倡者與基督教關係密切，但運動本身卻以中國社會為對象，突破了基督教的局限。(18)晏陽初的教育實驗一開始就是以一般民眾(鄉民)為對象。他在發表於1924年的《平民教育運動》一文中說：「將中國數百萬不識字的人改造成識字、有知識的國民，這是平民教育運動的基本目的。」(19)
晏陽初長達近10年的教育實驗對以後的掃盲和識字運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據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的調查，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全國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團體和機構達600多個，先後設立的各種實(試)驗區有1000多個。除了晏陽初外，梁漱溟先生及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創辦的山東鄒平菏澤實驗區影響也非常之大。江蘇省的鄉村建設運動更是有聲有色。雖然各主辦者們舉辦教育的立場、觀點、內容不完全一致，其實施教育的機構和方式多種多樣，但對民眾進行掃盲都是他們工作的重要內容。如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在實驗區中就將招收失學兒童和成人文盲入校作為他們民眾學校的首要工作。(20)
這種以民眾識字為中心的平民教育、鄉村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主體主要是民間知識分子，其動機和目的在於「改造中國社會」。如陶行知先生就認為平民識字的終極目標是「做新民」，平民教育應該「使人起而行」。(21)中國民眾教育運動主要倡導者之一的高陽先生也指出：「民眾教育之目的在造成健全的公民，改造整個的社會，並充實個人的生活」。(22)可見，他們的掃盲不同於宗教傳播，也無多少政治色彩，而是旨在培養「公民」。在立場上，平民教育運動也力求獨立於政治和黨派之外。晏陽初在1920年就明確表示：「有生之年獻身為最貧苦的文盲同胞服務，不為文人學士效力。」(23)晏陽初的「平教會」以「除文盲，作新民」為宗旨，始終保持著獨立、超黨派與學術自由的立場，他拒絕參加政黨的活動。梁漱溟的鄉村建設也十分注意和政治保持距離。他說：「鄉村建設從根本上說是要完成社會大改造，而非枝枝節節的做好事。既要社會改造，那就不應接近政權，依靠政權。」(24)與晏陽初不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具有深厚的「文化重建」的色彩，但改造鄉村社會的目的和動機與晏陽初是一樣的。因此，就「送字下鄉」的動機而言，我們可以用「為社會服務」來概括民間知識分子的掃盲運動。
四、「為政治服務」：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掃盲運動
(一)國民黨的掃盲教育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臨時政府大總統孫中山任命從歐洲歸來的蔡元培為第一任教育部長。蔡元培主張中國應有「極廣之社會教育」，他還在教育部創設了社會教育司，專管全國群眾性的社會教育事業。1920年代後期，國民黨執政後延續了這種重視社會教育的做法。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了《識字運動宣傳計劃綱要》。1929年2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通令要求全國各省市「一體於最短時間內舉行大規模識字運動宣傳，以期喚起民眾對識字讀書求知之興趣」。各地因此興起了創辦民眾學校的熱潮。
在學制改革方面，國民政府教育部從1928年到1949年多次進行修改，肯定了成人掃盲在學制中的地位。1929年教育部頒布的《民眾學校辦法大綱》、1934年頒布的《民眾學校規程》、1937年頒布的《各級學校兼辦社會教育辦法》、1940年頒布的《中心學校國民教育辦理社會教育要點》、1941年頒布的《補習學校規程》等都強調了成人學校和掃盲教育的重要性，並且以法規形式強制施行。不過，與民間知識分子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教育不同，國民黨政府的掃盲教育帶有較為強烈的「政治色彩」，這種掃盲往往伴隨著政治教化和意識形態的灌輸。
1922年，國民黨提出「訓政」主張，1924年國民黨「一大」通過了「一黨建國」的綱領，各種形式的教育因此都服務於這一政治綱領。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即借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政綱提出了「三民主義教育宗旨」(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1936年，《國民黨中央文化事業計劃綱要》第9條中明確提出：「以促進生產建設及培養民族意識，為教育事業之二大目標，並宜注重科學研究及掃除文盲之工作。」(25)可見國民黨掃盲的基本要點在於進行強化國民政府的政治教育。
1934年2月，蔣介石發動了所謂的「新生活運動」，他希望通過這項「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進之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重新確立國民黨對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領導權，並促成國民革命的成功以及民族復興。這一運動在1934-1937年間通過一個擁有1300個分會的組織網對公眾進行指導。「新生活運動」帶有鮮明的政治性。作為一種軍事化色彩濃厚的國民教育運動，「新生活運動」包括了對民眾進行掃盲和識字教育的內容。雖然「新生活運動」通過開展清潔運動、改革社會陋俗、推行社會教育以及掃除文盲等措施，在特定時期、特定領域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6)但未能全面有效地掃除農村文盲。
為了普及識字教育、降低文盲率，從1935年開始，國民黨又發動了更為有針對性的「強迫識字教育」，並在南方各省廣泛開展。如江蘇省政府於1935年6月通過了《各縣實行強迫識字辦法》，並首先在省會鎮江開始推行。計劃要求不識字男女要分3期進行強迫入學，要求省縣政府機關及中小學社教機關各同業行會都應辦理識字班。課本由識字運動委員會選定，公安局還派警士在各識字班負責秩序。民眾學習的課本是《三民主義千字課》，規定教學時間是4個月，以授完千字課為限。(27)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這種掃盲教育的政治色彩變得更加濃厚。為適應抗戰需要，國民政府於1939年制定《國民精神總動員綱要》，明確規定了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主要目的是要達到「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不容其分歧及懷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論」的目的。1940年3月6日，教育部發布《社會教育設施與黨部聯繫辦法》，規定推行地方社會教育事業的委員會應請國民黨黨部參加；黨部方面應發動黨員參加掃盲工作，舉辦民眾學校或補習學校等社會教育工作。1944年2月，國民政府行政院發布《教育部修正補習教育推進委員會組織規程》，決定成立補習教育推行委員會。提倡舉辦各種短期職業訓練班及各種職業補習學校，這些學校都以宣傳抗戰、動員民眾、協助軍訓為基本任務。(28)
戰時民眾補習學校遍布國統區。在偏遠省份的貴州，各縣市也都興辦了戰時民眾補習學校。如畢節縣1938年共設民眾學校46所，共115班，招收15～40歲失學男女入學。在安順縣，1937年當地駐軍曾捐資開辦掃盲性質的中華第一、第二和中正民眾學校。1939年安順辦有各類民眾班級1000多班。貴州省教育廳更是明確提出「民眾學校為實施抗戰教育，掃除文盲」服務的宗旨。貴州省政府還發布了《貴州省實施失學民眾補習教育6年計劃》，旨在使民眾在抗戰期間「獲得公民必備的基本知識……以培養民族意識，激發抗戰情緒為中心……以平正通俗為尚」。當時的貴州省主席吳鼎昌還親自編纂了一本結合抗戰救國的《貴州省民眾學校課本》作為教材。這本教材共40課，第一課課名為「中國人」，第二課課名為「國旗」，第三課課名為「孫中山」，第四課課名為「國慶」，第五課課名為「讀書」，該課課文是：「我們愛國家，便要學愛國家的本事，必須從讀書起。」(29)掃盲教材的內容還包括軍訓、兵役、抗戰救國綱領和當時推行的新生活、國民經濟建設、造林、衛生、體育、掃除文盲等內容，具有十分鮮明的政治教化色彩。
(二)共產黨領導的掃盲運動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導思想，共產黨人開始登上歷史舞台，成為推廣平民教育和掃盲運動的主力軍。「五四」運動前後，一些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開始加入平民教育的行列。毛澤東就於1917年11月，在湖南長沙第一師範學校創辦了工人夜校。李大釗於1919年2月先後發表《勞動教育》和《青年與農村》兩文，要求青年和知識階級到農村去，「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30)同年3月，鄧中夏等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通過露天講演和刊發出版物等形式，在城市、鄉村和工廠中開展平民教育活動，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1920年，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以及社會主義青年團陸續成立後，為配合工人運動的開展，採取辦報刊、辦勞動補習學校和工人俱樂部的形式，使平民教育運動得到進一步發展。勞動補習學校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運用平民教育武器開展馬克思主義革命教育和文化掃盲教育的一種組織形式。鄧中夏、張太雷於1920年11月1日在北京長辛店創辦了勞動補習學校。劉少奇等負責籌辦了滬西小沙渡勞動補習學校，他們都對工農群眾開展了文化補習教育、政治思想教育。(31)
根據馬克思主義學說，共產黨的基礎是工人和農民，通過掃盲使工農階級掌握文字和知識，對於社會主義的實現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大規模的「識字教育」和「掃盲運動」因此是社會主義革命必然伴隨的現象，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無一不重視掃盲。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社會主義誕生於歐洲，當時正好處於印刷革命所帶來的「利好時代」，因此社會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民眾的識字和閱讀。在社會主義者看來，文字是宣傳的武器，沒有識字的工農受眾，社會主義的宣傳就無法發揮效力。在法國媒介學者德布雷看來，如果沒有面向大眾教育的計劃，社會主義就只能滿足於工會和行會。「學校不是社會主義的孵育機構，而是生產機構」。(32)正是面向普羅大眾的掃盲和識字教育，「生產了」無數的有階級覺悟的社會主義新人。
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建制國家，自然十分注重掃盲工作。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不識字的人正像站在政治門外，應該首先讓他們識字。」(33)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前，俄國識字率不到50%。伴隨著蘇聯政權的建立，掃盲很快提上了議事日程。1919年列寧簽署掃除文盲的法令，動員國內的識字男女為掃除文盲而奮鬥。蘇維埃政府規定從8-50歲的公民必須學習並掌握正確的俄語閱讀和拼寫規則。為了促進文盲學習文化，政府決定將他們的工作日縮短兩小時。全國各地開始舉辦學校和學習小組，幾十萬教師、職員和大學生都踴躍參加了「掃盲大業」。1923年，蘇聯消除文盲志願者協會成立，蘇聯國務和黨務活動家加里寧(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擔任該協會主席，協會的規模逐年擴大。到1932年，加里寧「消除文盲」志願者協會已經聯合了500多萬人。它們的學習內容包括與生產、生活緊密結合的識字教育、政治教育、技能教育，其組織形式靈活多樣，並設立農村閱覽室、圖書館、俱樂部等，推動掃盲教育的廣泛開展。(34)
在共產主義思想及蘇聯的影響下，基於同樣的理念，中國共產黨人也十分注重掃盲工作。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直到中共1949年建國，掃盲都是一個重中之重的工作。和列寧一樣，毛澤東把識字和掃除文盲看作是工人、農民和婦女解放的必經之路。與同樣「以俄為師」的國民黨一樣，共產黨也將識字與意識形態宣傳結合在一起。但與國民黨較為鬆散的組織不同，共產黨的組織十分嚴密，具有十分強大的動員能力，因而其掃盲所取得的效果也較國民黨大得多。事實上，在整個民國時期，在「送字下鄉」這方面，做得最徹底、最成功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人。
早在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異常注重對群眾的識字教育和掃盲教育。這種掃盲教育與對工人的政治啟蒙和動員是結合在一起的。這一做法在1920年代的安源罷工運動中體現得非常突出。在安源煤礦，共產黨人首先注重工人的識字，建立了融識字教育與政治宣傳動員於一體的工人俱樂部，所有人都屬於工人俱樂部，其成員多達1.3萬人。(35)與工人一樣，中國共產黨人對農村和農民的掃盲也十分重視。廣東海豐縣是全國農民運動開展最早的地方，著名共產黨人彭湃領導組織了海豐農民總會，總會中專門設立了農民教育部，主管全縣的農民政治、文化教育，對農民進行通俗的革命思想教育，教給農民怎樣記數、寫家信、辦農會，深得農民歡迎。1920年代，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了農民協會組織，農民協會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開展對農民的識字與掃盲教育，以期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和對黨的政策路線的了解。
193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建立根據地後，掃盲在中央蘇區受到高度重視，成為一項重要的「戰鬥任務」。1933年4月至8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委員會根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精神連續頒發了12號訓令，提出「文化教育應成為戰爭動員不可缺少的力量」。要求在一切鄉村，一切城市，一切機關、一切部隊中，廣泛地進行文化教育工作，利用適合各種年齡及文化程度的教育方法，直接和間接地教育廣大群眾。各根據地的每個區、縣均要建立讀書班，各級政府要組織所有的委員、工作人員進行強迫性識字，達到「普遍的能做報告、能看各種文件，最低限度要能看標語和路條」的標準。(36)同年10月，蘇區召開了中央文化教育建設大會，會議通過了《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務的決議案》、《蘇維埃學校建設決議案》、《消滅文盲決議案》等重要議案，並提議發起建立消滅文盲協會。
在蘇區政府的號召和組織下，掃除文盲成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蘇區各鄉都要求組織識字團，由文化委員會負責，「各鄉編十人為一小組，設組長一人，三日召集組長前來教以三二個字，再由組長教各團員，並寫字繪圖在黑板或大紙上布置在通衢大道。」(37)在方式方法上，蘇區掃盲形式靈活多樣，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或採取學校形式，或借列寧小學、俱樂部，每晚上課；同時把課堂教學與其他形式結合起來，如在路旁、牆壁釘上繪有圖畫、漢字的識字牌，或在農具上寫上農具名稱，把文字編成有韻的小調，把生字寫在小塊白紙或手背上等。如蘇區當時的小學一年級的識字教材就仿照大家熟悉的《三字經》來編排，第一課就是「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鳴。」為了調動民眾識字的積極性，蘇區的許多地方還廣泛開展了識字競賽、消滅文盲運動周等活動，還建立了讀報團、演新戲、利用趕集時間開展讀書活動等。這些方法在消滅文盲運動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效。(38)毛澤東曾經讚賞蘇區開展的掃盲運動說：「群眾識字的人數迅速增加。識字的辦法有夜校、識字組和識字牌。夜校有一定的地點，識字組在群眾的家裡，識字牌在道路的旁邊……這是掃除文盲的極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種運動應當使之向全蘇區一切城市與鄉村中間開展去。」(39)
蘇區掃盲運動的經驗確實在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時期的根據地繼續發揚光大。1939年3月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發出《關於消滅文盲及實施辦法的通令》，提出一年內消滅文盲的數目及實施方法。4月19日《新中華報》發表了毛澤東「為消滅文盲而鬥爭」的題詞，同時發表了《為掃除三萬文盲而鬥爭》的社論。掃盲運動有機地將愛國主義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改革緊密結合在一起，其目標是：「1.消滅文盲，提高大眾政治文化水平；2.提高大眾民族覺悟，動員群眾參加抗戰；3.提高大眾民主思想，使群眾獲得運動民主的能力和習慣。4.增進大眾日常生活和戰時知識。」⑥與蘇區一樣，陝甘寧邊區的掃盲也是通過「群眾運動」式的方式開展的，各種形式的冬學、夜學、識字班、競賽、識字突擊運動相繼開展。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1949年建國以後。
從「送字下鄉」的性質來看，中共的掃盲運動顯然也具有高度的政治化特徵，可以視為一種「動員型的革命大眾主義」教育。這種運動式掃盲受到蘇俄的強烈影響，其最重要的特徵是奉行階級論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理念，認為掃盲教育也是階級鬥爭的重要工具，而「對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的教育獨立、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職業教育的觀點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41)
總之，與晚清以來的傳教士及民間知識分子的掃盲和平民教育動機不同，國共兩黨的掃盲都具有鮮明的「為政治服務」的色彩，國民黨主張「為三民主義服務」，而共產黨的掃盲則是「為共產主義服務」。儘管兩黨的政治主張並不致，但通過掃盲來進行政治教化與意識形態宣傳的目的和策略是完全一致的。在抗日戰爭期間，兩黨都不約而同地主張「教育為戰爭服務」，並實行「政治識字與政治掃盲」政策，生動地詮釋了這種掃盲的「政治化」色彩。吉爾伯特·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教育的政治化是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徵，「早在清末以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改良派的主張中，用教育來灌輸國民意識就是一個重要主張，這一主張通過《新民叢報》等媒體進行鼓吹。國民黨當政後，教授『三民主義』成為教學計劃的常規課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根據地，教育更加政治化。」(42)可見，掃盲的「政治化」有著深刻的歷史社會成因。
五、「爭取大眾」：三種掃盲模式的分叉與交疊
(一)「送字下鄉」作為一種組織傳播和社會教化媒介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曾指出：鄉土中國「只有語言而用不著文字」的特徵使得「文字下鄉」其實沒有太大的必要，「所以在提倡文字下鄉的人，必須先考慮到文字和語言的基礎，否則開幾個鄉村學校和使鄉下人多識幾個字，也許並不能使鄉下人『聰明』起來。」(43)顯然，在近代的知識精英群體中，費孝通先生的觀點無疑是「少數派」，他的這種批評也沒能阻止近代以來「文字下鄉」的進程。自晚清以來，隨著民族國家的建構、政黨政治的興起以及大眾媒介的發展，「送字下鄉」的過程非但未能停止，其速度與廣度反而與日俱增。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送字下鄉」是一個將文字傳播進底層民眾生活空間的過程。我們完全可以將「送字下鄉」式的掃盲看作一種組織傳播與教育傳播：即一個特定的組織，通過特定的手段和傳播媒介對廣大文盲進行識字教育和文化教育，以期產生相應效果的行為。這種對文盲的教育在於對其進行「啟蒙」。我們可以把「掃盲」看作是一種社會教化或者說精英思想進行大眾化、社會化的傳播媒介和途徑。近代以來，印刷術的引入與發展使報刊和書籍的出版方興未艾，而掃盲所鋪就的文字網路則為書籍報刊的宣傳奠定了基礎。如果我們將報刊、書籍看作是近代以來宣傳的「火車頭」的話，那麼掃盲工作則可以視為一項為文字宣傳「鋪鐵路」的基礎性工作，它無疑為通過文字而進行的社會教化鋪平了道路。「火車」和「鐵路」兩者相互依賴，不可分離。實際上，「送字下鄉」總是伴隨著其他媒介形式的基層化，與其他文化形式一道產生社會影響。王汎森先生指出：近代中國地方「輿論社會」的形成是一種新的現象。伴隨知識精英「文化下鄉」的過程，地方上出現了大量的報紙、刊物和識字學校，與這種地方教育運動同時出現的是一個地方層面的「輿論社會」。(44)從政治傳播學的角度看，「送字下鄉」與創辦報刊、國語改良運動等一道，創造了一個「民族的共同體」。費約翰指出：「中國的識字運動目標在於創造一個與書面想像中的民族相稱的讀者社會——即一個規模巨大、由書面語言所統一的民族，它能夠滿足文字的功能，即被喚醒。」(45)足見「送字下鄉」的背後是對民眾進行的社會教化和思想改造的企圖，它也確實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民和農村的「覺醒」。
(二)三種掃盲主體與掃盲模式的異同
晚清及民國以來，從事「送字下鄉」這項組織傳播工作的主體主要有西方教會、知識分子團體以及現代政黨。儘管三者都十分重視「送字下鄉」活動，但卻具有不同動機和目的。通過考察三種傳播主體的掃盲活動，我們可以發現：傳教士送字下鄉主要出於宗教動機，意在使文盲皈依基督教，因此他們的送字下鄉可以看作是「送教下鄉」；而民間知識分子的「送字下鄉」主要出於一種社會改造動機，希望將提高愚夫愚婦的文化水準，這種「送字下鄉」也可以看作是「送文化下鄉」；而國共兩黨主導下的「送字下鄉」旨進行社會動員和意識形態灌輸，其主要出於一種政治動機，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送政治下鄉」。如同近代以來的辦報有不同的主體和模式一樣，近代以來的「掃盲」也有不同的模式：「書生辦報」和「政治家辦報」截然不同，「政治家掃盲」與「書生掃盲」及「傳教士掃盲」顯然也有著本質的區別。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這三種傳播主體的三種掃盲模式也有著共同共通之處。作為一種大眾教育方式，他們產生於近代西方的挑戰及「西學東漸」的背景之下，對接的都不是中國的本土傳統。費正清先生指出的，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模式在每一方面都受到西方榜樣的鼓勵。」(46)掃盲事業也不例外。作為一種組織傳播，掃盲實際上是對國外大眾教育思想和實踐的一種移植和內化。傳教士入華，移植了西方宗教運動中重視識字和民眾教育的傳統，知識精英(大部分留學海外)通過掃盲進行的社會改造是對西方啟蒙思想和大眾教育的吸收和借鑒，而國共兩黨的掃盲模式對蘇俄模式的借鑒是十分明顯的。因此，與西方的「內生型」的掃盲運動有所不同，晚清以來的三種掃盲模式都是西方理念和實踐「外傳與內化」的結果，這是其共同之處。此外，在掃盲動機及其產生的社會效果層面上，三種模式也是相互交疊的。
首先，三種掃盲主體的目標並非完全單一。傳教士雖然旨在傳播基督教，但他們也進行社會層面的啟蒙教育。在傳播基督教之餘，西方傳教士通過出版、翻譯、辦報和辦學，向中國民眾提供了科學、衛生、社會、文明等各種層面的知識。這種西學知識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和文明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國共兩黨的「政治化掃盲」也包含著「社會建設」，即「非政治」的、普及新知和文化、提高民眾素質的內容，這與鄉村建設派的目標有所重合。不論是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還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論」，移風易俗的「新民」主張，在兩黨的掃盲與識字教育中都清晰可見。
其次，三種掃盲主體之間也存在著重疊與呼應。傳教士的「送字下鄉」直接培養和啟發了中國精英知識分子的掃盲行動。如民國初年的掃盲先驅董景安(TongTsing-en 1875-1944)就是從西方傳教士那裡接過了掃盲的接力棒。董景安14歲時皈依基督教，被認為是民初「最初嘗試」掃盲教育的人，他編寫的《六百字編通俗教育讀本》在掃盲學校廣泛採用。(47)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更與基督教存在著密切的關聯。在從事鄉村建設的知識分子中，許多領袖人物都是基督徒，如晏陽初、陶行知、許仕康以及平教會的其他領導成員傅葆琛、李景漢、陳志潛、謝扶雅等，無一不是基督徒。他們所進行的「平民教育運動」雖然沒有宗教內容，但在這種改造世界的行動中鮮明地體現出了一種「宗教家的精神」。
此外，民間知識分子發動的平民教育運動與國共兩黨的政治化的掃盲教育也不是截然有別的，而是有著緊密的關聯。五四時期鼓吹平民教育的知識分子，後來有的倒向了三民主義、國家主義，有的則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還有的仍然堅持民間立場，它們原本是從同一個群體中分化出來的。即便國共兩黨的掃盲運動雖然「主義」不同，也有著共同之處。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學者主張教育平等。凡為社會之人，無論貧賤，皆可入公共學校，不特不取學膳等費，即衣履、書籍、公家任其費用」(48)，其平民教育思想既為國民黨所接收，也為後來的共產黨所推崇。
(三)掃盲運動與對大眾的爭奪
「掃盲」是一種重要的進行思想教化的媒介。在筆者看來，這項「思想教化」運動之所以在近代以來受到重視，在於「民眾」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傳教士眼中，民眾是重要的，每一個潛在的信眾都值得爭取。而在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眼中，民眾是民族國家的基石，是現代政治合法性的來源，同樣需要啟蒙和爭取。如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1923)一文中指出的：「國民對於政治上的自覺，實為政治進化的總根源。」(49)梁啟超的這種「進步主義」的民眾政治觀也為其後的知識及政治精英所認同和發揚，在孫中山、陳獨秀、毛澤東等人的論著中都能找到相關表述。正是因為「大眾覺醒」、「大眾認同」對於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以及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都至關重要，晚清至民國以來掃盲工作才會受到各種政治主體的重視。國共兩黨和知識精英，尤其冀希望於通過「運動式」的方式快速掃除文盲，甚至不惜將民眾置於高度紀律化的「訓導型國家」的監管之下，來進行「感化」和「喚醒」民眾的工作。
顯然，不同的掃盲模式之間也存在著博弈與競爭：這種競爭歸根結底是基於對「大眾」的爭奪。可以說，近代以來的掃盲運動既是啟蒙大眾，也爭奪大眾的運動。用葛蘭西的話說，是一種爭奪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導權的較量。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就認為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是「同共產黨爭奪農民」，擴大教會在農村的勢力。(50)而國民黨對民眾運動的重視就包含著與共產黨及民間知識精英爭奪群眾的意圖。蔣介石之所以在30年代發起「新生活運動」一方面是為了與共產黨競爭民眾(特別是在江西蘇區)，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壓制鄉村建設派對群眾的主導，希望通過這一運動將教化群眾的權力及意識形態的主導權控制在自己手中。(51)
至於三種掃盲主體及其教化效果，雖難以量化比較，但還是可以分出高下的。總體而言，西方傳教士開晚清以來掃盲教育的風氣之先。晚清時期，雖然傳教士在鄉村中也建立了廣泛的傳教網路，大力掃盲，但因與鄉村底層的文化網路及權力系統(士紳集團)衝突不斷，其在鄉村的傳教工作進展得較為緩慢。(52)進入20世紀以後，傳教士的影響力日益式微。正如張星烺先生所言：「庚子義和團亂後，本國東西洋留學生大增。歐化輸入之功，乃由教會手中移歸本國人矣。」(53)雖然20世紀初美國的社會福音派思潮對中國的鄉村建設的存在相當的影響，但主要是通過中國基督教會(以中國基督徒為主導)而間接發揮影響作用的(54)。
而以晏陽初和梁漱溟為代表的民間知識分子的鄉村掃盲運動，雖然他們在全國創辦了眾多成人業餘學校，也編寫了一系列的「千字文」教材，授課識字，但他們的主要理念來自於歐美，掃盲主體主要來自於城市，其教育方式與傳統鄉村的特點多有衝突，教學效果與農民的需求及接受水平存在相當的距離。「鄉村建設者們極力倡導的新式教育難以適應鄉土文化氣候，不能切實滿足農民的需求，自然就無法繼續在農村發展。」(55)加上缺乏經費和戰亂的干擾，實際取得的成效也十分有限。
至於國民黨政府的「掃盲運動」，效果也差強人意。儘管1927年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承諾了推廣大眾教育的責任，還下令地方政府把教育經費的10%-20%用於業餘學校，推廣注音字母，在成人文盲和窮人中推廣教育。這一度使得1928年和1932年間的經費增加了6倍，但其後連年內戰對經費和物資的需要和劫掠使這些改進措施沒能取得多大進展。(56)國民黨作為一個「弱勢獨裁」政黨，其對政黨及社會的控制、組織及動員能力十分有限，其組織體系、宣傳體系、教育體系與動員體系都與共產黨存在較大差距。由於難以滲透進農村基層，在掃盲教育的推進上國民黨其實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的效果。1949年後，隨著國民黨軍事上的潰敗，「國民黨模式」的掃盲運動也因此壽終正寢了。
相比較而言，依託「列寧主義」的政治和組織體系，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掃盲運動則取得了較為廣泛的成果。在落後的陝甘寧邊區，中共創造了民眾學校、俱樂部，識字班、識字組、夜校、冬學、半日學校、星期學校、短期訓練班等多種渠道，採取個別教學、炕頭教學、送字上門、巡迴教學等方式，學制上實行「小先生制」、「藝徒制」、「輪訓制」、「工作團制」等多種形式，湧現出了「米脂高家溝式」、「延安楊家灣式」、「米脂楊家溝式」、「新式輪迴學校」等多樣化的農民文化學校，深受當地群眾的歡迎。(57)據1941年統計，當年各革命根據地的農民群眾參加冬學及各種掃盲識字學習的人數比1937年增加了3.8倍，通過掃盲識字學習，使許多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文盲狀態。(58)可見，共產黨領導下的掃盲運動取得了較為顯著效果。
當然，這種掃盲運動取得的成績只是相對而言的。事實上，到1949年解放後，全國的文盲人口仍然居高不下。1949年初全國總人口為5.5億，其中八成以上是文盲，農村地區的文盲率更是高達95%以上。(59)即便共產黨的幹部，也是文盲居多。因此，1949年以後，更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勢在必行。與晚清及民國時期的掃盲運動不同，1949年後的掃盲運動只有一個主體：即中國共產黨。這種掃盲模式沿襲了中共革命根據地的傳統，也吸收了蘇聯掃盲教育的經驗，具有較為鮮明的政治教化和大眾動員特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49年後的掃盲規模更大，時間更為持久，取得的成效也更為廣泛。(60)通過這種掃盲運動，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的面貌終於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注釋
①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Ann Arbor),1979,p.5.
②葛兆光：《〈時憲通書〉的意味》，《讀書》1997年第1期。
③謝培：《清末和民國時期上海的識字掃盲教育》，《上海成人教育》1996年第4期。
④黃貴祥：《文盲字彙研究》，交通書局，1947年，第7頁。
⑤David Johnson,Communication,Class,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David Johnson,Andrew Nathan & Evelyn 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42.
⑥Graff,H.J.Literacy in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ibliography.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1981,p.102.
⑦鄭冠兆編譯：《美國成人教育之面面觀》，北京：中華印刷局，1931年。
⑧[英]余恩思(Bernard Upward)：《漢人：中國人的生活和我們的傳教故事》，鄒秀英、徐鴻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158頁。
⑨[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548頁。
⑩侯建新：《農民、市場與社會變遷：冀中11村透視並與英國鄉村比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2頁。
(11)John Van Nest Talmage,Letter,December 17,1850,The Missionary Herald 47(5),1851,p.153.
(12)[日]浦豐彥：《尋覓下層民眾的書面語言——清末至民國》，《當代日本中國研究》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9頁。
(13)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3頁。
(14)傅葆琛：《鄉村教育綱要》，北平輔仁大學1934年夏令講習會印。
(15)古楳：《鄉村教育》，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60頁。
(16)[美]洪長泰：《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董曉萍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19頁。
(17)李濟東：《晏陽初與定縣平民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70-87頁。
(18)[日]浦豐彥：《尋覓下層民眾的書面語言——清末至民國》，《當代日本中國研究》第一輯，第60頁。
(19)晏陽初：《平民教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9頁。
(20)朱考金：《民國時期江蘇鄉村建設運動研究》，中國三峽出版社，2009年，第295頁。
(21)林銀光：《平民識字教育：理念、實踐及其啟示》，《南京曉庄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
(22)高踐四：《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民眾教育》，《教育與民眾》1932年第3期。
(23)吳相湘：《晏陽初傳》，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第36頁。
(24)梁漱溟：《我們的兩大難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3-174頁。
(2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文化·第1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頁。
(26)夏文華：《新生活運動與1930年代晉南民眾社會生活》，《山西檔案》2016年第3期。
(27)楊紅運：《戰前江蘇省強迫識字教育研究(1934-1937)》，《蘭州學刊》2012年第1期。
(28)董明傳、畢誠、張世平：《成人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22-23頁。
(29)陳璨、包中：《貴州掃盲教育》，貴州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頁。
(30)王海：《談李大釗的群眾觀點及實踐》，《中國紀念館研究》2014年第2輯。
(31)桑東華：《五四平民教育思潮的演變、分化和發展》，《黨史研究與教學》2004年第4期，第71-75頁。
(32)[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學教程》，陳衛星、王楊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15頁。
(33)轉自[蘇]伊凡諾娃：《蘇聯成人教育與掃除文盲運動》，宗華譯，作家書屋，1950年，第16頁。
(34)[俄]Т.С.格奧爾吉耶娃：《文化與信仰：俄羅斯文化與東正教》，焦東建、董茉莉譯，華夏出版社，2012年，第332頁。
(35)Perry,E.J,.Anyuan: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University of Berkeley:California Press 2012.
(36)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一)，教育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27～28頁。
(37)轉自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16頁。
(38)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21頁。
(39)毛澤東：《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14頁。
(40)《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政策(上)》，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34頁。
(41)高華：《革命大眾主義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改革：抗戰時期根據地的教育》，參見《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0頁。
(42)[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8頁。
(43)費孝通：《鄉土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頁。
(44)王汎森：《由「下」看「上」與「合伙人效應」》，見[日]佐藤仁史：《近代中國の郷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導層と地域社會》一書的序言，另見《讀書》2016年第7期。
(45)[美]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李恭忠、李雪風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05年，第22頁。
(46)[美]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陳仲丹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7頁。
(47)章華明、黃美樹：《董景安：民國初年的掃盲先驅》，《檔案春秋》2012年第9期。
(48)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第358頁。
(49)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載《飲冰室合集》，第5冊，中華書局1989年。
(50)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6頁。
(51)[美]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陳仲丹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87頁。
(52)[美]史維東：《中國鄉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衝突和適應》，吳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頁。
(53)張星烺：《歐化東漸史》，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9頁。
(54)20世紀最初二十年，農業傳教成為基督教在華的一項重要事業，其根源與美國20世紀初期的鄉村生活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農業傳教運動有關。1928年，美國著名鄉村教會專家包德斐(Kenyon L.Butterfield)的「鄉村牧區」(鄉村服務實驗區)建設理念被世界範圍內的基督教傳教士廣為接受，到30年代，也傳播到中國。見劉家峰：《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研究(1907-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頁。
(55)朱考金：《民國時期江蘇鄉村建設運動研究》，中國三峽出版社，2009年，第324頁。
(56)參見俞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識字運動淺論》，《民國檔案》2008年第4期。
(57)王建華：《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識字運動》，《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2期。
(58)董明傳、畢誠、張世平：《成人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48頁。
(59)[日]淺井加葉子：《當代中國掃盲考察》，王國勛、劉岳斌譯，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第1頁。
(60)參見馬云：《新中國農村掃盲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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