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墓地沉浮史

原標題：美國墓地沉浮史

紐約布魯克林的綠蔭墓園

美國人並不能坦然面對死亡。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我們聽到的話總是：你要遮掩自己的悲傷，要向前看。雖然教堂、墓園這樣制度化的公共空間給我們的悲傷提供了一個出口，能夠短暫地發泄自己的情緒。但在轉身離開的時候，我們的生活還是得回到正軌，一如往常。美國人和死亡的關係用科恩兄弟1998年的《謀殺綠腳趾》的最後一幕就可大致概括：兩個老友精簡了悼詞，匆匆了事便去打保齡球了。今天，我們站在一個青黃不接的節點，對待死亡的傳統方式已經瓦解，新的一套慣例還未建立起來。

大衛·查爾斯·斯隆（David Charles Sloane）的新書《墓地已死？》（Is the Cemetery Dead?）審視了我們不斷進化更迭的哀悼形式，特別是我們與墓地的關係。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斯隆總會「把屍體擺到人們面前」。這次，他把焦點放在了死亡之上。在我們的文化中，對這個話題的關注度遠遠不夠，而且許多人對這件事的態度就是眼不見心不煩。斯隆以追憶亡妻開篇，引入了全書內容。從他痛苦的掙扎，到學會接受現實，到選擇「安息之地」（這個詞本身就掩飾了我們對這種地方本身功能的抗拒和不安），斯隆列出了一長串致敬名單，從墓地管理者到教堂司事，足以看出這一系列工程內容豐富而複雜。另外，有了在父親看管的墓園內的成長經歷相輔，他對死亡的研究更添了許多素材。

《墓地已死？》

斯隆在書中寫到，一直以來，墓地在美國、加拿大人眼裡都是公共空間的代表。在十八世紀和更早的時候，死者都被直接埋葬在教堂周圍的墓地里。這些密密匝匝的墳墓毫無美觀可言，有時候屍體甚至被堆疊在一起。紐約的三一教堂歷經歲月捶打，屹立不倒，坐落在摩天大樓的包圍之中，雖然也有一些古老墓地像它一樣持久至今，但更多墳墓早已物是人非。似乎所謂「永恆」的承諾比我們想像中有彈性得多，而那些有色人種的屍體尤為如此：非裔美國人和原住民的屍體遭受了各式各樣的蹂躪、搬移和破壞。在類似曼哈頓、舊金山這樣很吃香的城區，市裡的墓園裡是沒有他們一席之地的。

19世紀初，美國人開始重新思考逝者的埋葬方式。人們藉由「改革」墓地的契機，建立了美國第一批總體規劃空間，從合理化、網格化措施（有時候還把現存的街道網路放到縮略模型里）到英國景觀園藝啟發下的「田園空間」。這些墓園分布在城市邊緣（此後就被歸入城市範圍內了），它們有公園般的休閑娛樂空間，用一種理想的方式，將逐漸遠離樹木和綠蔭的城市居民帶回自然的懷抱。

城市不斷擴張，公共空間卻依舊匱乏，類似波士頓郊外的奧本山墓園和紐約布魯克林的綠蔭（Green-Wood）墓園這樣的地方就發揮了不小的社會作用。它們打一開始，就幾乎是按照景點來設計的，墓園裡處處都是蜿蜒曲徑、山丘池塘。城郊的這些墓園變成了大家眼中的寵兒，登上了周末度假、漫步的情人和遊客的必去清單。在十九世紀中期，每一年，有軌電車都要將約摸五十萬參觀者送往綠蔭墓園，在美國，它成了繼尼亞加拉大瀑布之外第二受歡迎的旅遊景點。然而，這些遊客常常會因為在墓地內抽煙、野餐、和愛人勾勾搭搭或者踐踏花草而破壞了墓園的規則。參觀者在這種用來反思和追憶的場合，做出了不守規矩的行為，未免令人討厭，美國媒體也展開了激烈討論，從而挖掘出新需求，推動建立新的對公眾開放的公園。在紐約，中央公園和展望公園在幾年後相繼建成開放。

生活富裕的都市人竟然喜歡在故去的摯愛墳前野餐，這聽起來可能很荒謬，但在維多利亞時代，死亡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十九世紀30年代，美國城市的嬰兒死亡率接近50%，許多家庭都會在客廳顯眼的位置擺上幾個「玻璃櫃」，剪下夭折孩子的一撮頭髮，鎖進柜子里。同時，人們還會帶著新結成的姻親，來到自家墓園，和「其他」親戚見一面。小山丘爬滿青苔，哥特式的鈴木上雕刻著天使的模樣，這些宏偉的郊區墓園風格令人感傷，也塑造了我們今天對墓地的印象——令人毛骨悚然（《史酷比》里的墳墓就是一個例子）。然而，到了今天，大多數人被埋進了另一種墓園，被人們稱作「紀念公墓」。

到二十世紀早期，幾乎所有墓地都成了公墓，在一大片草地上，一個個墳墓被集中在在最小面積的土地上，豎起紀念碑。最早在城市公園、墓地中出現的草坪或是未經修剪的草皮，很快就擴散到那些沒什麼人煙的庭院里，成為郊區的標誌。公墓里那些墳墓規規整整，橫平豎直地排列著，營造了一種乾淨齊整的視覺空間（同樣也讓割草機能暢通無阻）。這些紀念公墓出現的時機恰好——醫學的發展延長了人們的壽命，兒童死亡率也大幅下降，看護病人或垂死老人的工作被轉移到單獨隔離出來的專業療養機構，死亡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戲份變得越來越少。然而，即便斯隆在敘述中一直保持溫和，他還是嚴厲批評紀念公墓是人們在那些「因文化元素被建構和約束的空間」里「努力追求一致」的縮影，這種趨勢主導了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戰後高速公路網瘋狂延伸，不斷擴張的郊區也挑戰了郊區墓地存在的合理性。一些老舊的墓園卡在日趨衰落的近郊，位置尷尬，另一方面，人們住得也越來越分散了。

德國漢堡，奧爾斯多夫公墓

墓園是一種故鄉的「根」的象徵，但這種根的意識變得越來越陌生：人們在好幾個城市之間輾轉，家人分散在全國各地，要選定一個死後委身之地越來越難。很多人都逐漸認清了現實，於是選擇將屍體火化，並且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骨灰——雖然這往往意味著像以前一樣把骨灰埋在傳統墳墓中。如今，美國很大一部分（48%）死者死後都接受了火化，比土葬的比例（46%）還要高，在未來幾年裡，這個數字預計還會有顯著增長。20年前，當《謀殺綠腳趾》里沃爾特將多尼的骨灰灑進太平洋的一幕上映時，火化依然是一種另類行為——雖然1960年代天主教已經解除了對火化屍體的禁令，納粹在種族屠殺中也焚燒過屍體。在那以後，火化逐漸成為一種常態，也給墓地帶來了麻煩。

現代的環保運動指責公墓是對資源的大量浪費。墓地佔用了大量肥沃草坪，標準的葬禮過程也帶來了一定污染。殯葬行業每年要消耗超過302萬升防腐液體（其中含有大量甲醛）；製作棺材則要耗費超過3000萬板英尺的硬木，為此要砍掉近10萬棵成年樹木。現代墓地有鋼筋混凝土材質的墓坑，一個個筒倉大小的桶裝著滿滿的除草劑，還有耗水巨大的噴灌系統。用斯隆的話說，它們已經變成了一種「複雜的工業景觀」。墓地的拜訪者少了，維護墓地的成本卻成倍增長，不論是金錢還是環境意義上，代價都不斷提高。真是諷刺啊，美國這些中產階級即使在死後也還在破壞環境。

面對這種「美國人的死亡方式」，一些抗議者掀起了一波新的倡議，反對個性化的殯葬活動，連墓地也一併抵制了。其中有一些倡議是植根於激進環保主義土壤中的，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發源於英國的的「自然埋葬」運動。「自然埋葬」運動最初受到原住民儀式和管家工作的啟發，延伸了「自然出生」運動和臨終關懷的概念，實實在在地改變了人們對待搖籃到墳墓的態度。在這些墓園裡，花在葬禮上的錢可以用來保護森林；屍體被簡簡單單用裹屍布抱起來，或者放在質樸的木棺里；簡單的本地石碑也代替了華麗雕飾的石碑。這一策略對岌岌可危的林地效果最為顯著，因為在那裡，正是墓園的存在，才保住了生態系統的持續發展。

斯隆在書中寫到，疾病和其他的傳統健康殺手已經幾乎被人類解決了，但謀殺、自盡、性暴力、車禍和其他帶來創傷的死亡方式，每年依舊會奪取近20萬人的生命，他們中許多人還很年輕。驚人的是，（在美國）每天平均有7個人被槍支奪取性命，類似這樣意外結束生命的年輕人之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需要一種特別的紀念方式。在一些飽受槍支暴力侵擾的低收入居民聚居區，牆壁上到處都是「R.I.P.」。

二十世紀中葉，路邊開始出現十字架，在一些車禍多發地段，十字架甚至多得「像是一座小型墳墓」，造成了安全隱患。直到工程師擔心這些小型紀念墓碑會擾亂交通，帶來安全問題，他們設法建立起新的洲際公路系統，這些十字架才逐漸被遺忘。後來，在一些洲際公路的十字路口，人們會擺放著一些白色自行車，這些「幽靈自行車」是用來紀念被撞死的自行車手的。通常，它們是由那些和死者關係不那麼親密的人放置的，與其說它們的作用是紀念，倒不如說是為了提醒注意。墓地不可能囊括形形色色的公眾哀悼活動，當今，恐怖主義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暴力時時威脅著人們的生命，甚於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在公眾場合，隨時都可能看到悼念活動。

正如斯隆所說，今天的墓園也不好過。綠蔭這樣的郊區墓園能夠保持發展勢頭，也許是因為它聲名大噪，它的地理位置也不容忽視（不管怎樣，它都是屬於紐約的地產），但其他許多墓園難以平衡盈虧。許多墓地正在想方設法轉型成有意義的歷史遺址、綠地空間或者文化中心，與此同時，對周圍的居民和死者家屬也不能失掉尊重。絕大多數墓園都選擇明哲保身，謹慎行事，但有一個例外——洛杉磯的好萊塢永恆公墓在1990年代晚期整修一新，而今的業務包括舉辦喜劇之夜、在改造過的共濟會小屋裡開辦搖滾演唱會，還有舉辦露天電影放映活動。許多墓園現在也承接火葬業務，有些墓園會讓自己的環境「重新變得像野外」，以適應自然埋葬的需求。這些變化讓人不禁好奇，墓園會不會轉了一圈回到原點，變成奧姆斯特德設計的公園的樣子，而這些公園最初的靈感來源，正是墓地。

好萊塢永恆公墓

而今，社會上又湧現了一些新的殯葬方式，簡直是古怪的科技烏托邦。一些公司提供服務，能將骨灰壓縮到鑽石里，讓死者的家人把他們摯愛的骨灰作為吊墜或是戒指「穿戴」在身上（一個人身上的碳元素就能製造好幾顆鑽石）。與此同時，目前火化屍體的主流做法對環境會有什麼影響，也引起了人們的反思。最近一項聯合國調查發現，火化屍體的牙齒時會釋放出汞，如果這些有毒物質不能被很好控制，很可能會成為「大氣污染的相對重要來源」。因此，火化過程優化了過濾設備，一些墓園也放棄了火葬，轉而採用更環保的方式進行葬禮。火葬過程中消耗的能源也大得驚人，有人提議說，火化的餘熱可以用來給地區供熱，不過人們對這種熱源的不安還是揮之不去。還有些人提出了「生物殯葬」——又稱作「水葬」——用強鹼和高壓讓人的血肉剝離，只剩骨頭和一種「可以直接倒入下水道的」無菌液體，死者的骨頭還能歸還給親屬。超過10個州都將這個方式納入法律允許範圍內，但一些宗教和其他保守主義的聲音也源源不絕，抗議「把祖母衝進下水道」這件可怕的事情。

還有一些新的構想，用「設計思維」創造性地重新描繪了死亡。設計師李琳佳（Jae Rhim Lee）和邁克·馬（Mike Ma）通過一段點擊量超高的TED演講，介紹了他們的「無限量壽衣」。這件衣服介乎日本的忍者服和伍迪·艾倫執導的《性愛寶典》里的精子衣之間，由蘑菇的孢子縫製成，能夠祛除屍體的毒性，從而「減少下葬後對環境的影響」。卡特里娜·斯佩德（Katrina Spade）也提出了「重組計劃」，設計出一個別緻玻璃結構組成的網路，從屍體的表層深入到核心部分，讓它成為「營養豐富的堆肥」。這些新方法既是藝術，也是一種商業——李琳佳和邁克的蘑菇壽衣已經投入市場，價格1500美元，毫無疑問，它們的吸引力之一，就在於能夠激起社會的爭論。這些項目也讓人們看到了死亡、哀悼和最重要的——塵歸塵，土歸土——三者之間的一種新的關係。

但斯隆並非只是在這個行業的專業邊緣淺嘗輒止，而是一遍遍和傳統墓地的負責人打交道。他沒有給讀者講述過多稀奇古怪的來世故事，沒有過多文學描述，也沒有對墓地里未經許可的文化慶典活動作過多記錄，而是給我們呈上了死亡護理行業的一份冷靜的報告。他的文字很有價值，因為在墓地里試點進行的空間規劃，在我們生者的世界裡也總是能得到呼應。通過墓地的建築和景觀，我們能一窺人類與大自然不斷變化的關係。最重要的是，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的的親朋摯愛總會一個接一個離開我們，而我們這些還活在世上的人，有義務選擇一種合適的方式，給他們尊重，讓他們安息。

本文作者Sam Holleran是一名作家、跨學科畫家、藝術家。他對圖形文化、城市化和建築的研究收錄在著作《異見、印刷和公共圖書》（Dissent,Print,Public Books）、《艾弗里評論》（The Avery Review）中。

（翻譯：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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