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AH & 中國美國史研究會2018年暑期研習營學員心得體會No.1

原標題：OAH & 中國美國史研究會2018年暑期研習營學員心得體會No.1

America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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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本文由參加四川大學「美國工業化的社會反應（1820-1945）」研習營的田愷同學授權推送。歡迎各研習營學員投稿分享自己的心得與體會、想法與感悟。除作者簡介外的圖片均源於網路。

四川大學「美國工業化的社會反應（1820-1945）」研習營

個人心得體會

文 | 田愷

本次由四川大學承辦的「美國工業化的社會反應（1820-1945）」研習營請來了美國馬里蘭大學勞工史專家Julie Greene教授主持，聚焦於美國鍍金時代和進步主義時期的勞工史、移民史，分總論和研究概覽、勞工生活與反抗、中產階級針對民主危機提出的解決辦法、美國國內移民狀況和全球背景下的跨國勞工和移民研究五個專題，以社會作為切入點，探究與研討了工業社會的種種問題，清晰地勾勒出這一時期美國的社會圖景，以及工業化、城市化與社會變化之間的互動關係。經過這次研習營的學習、交流與印證，我對一些問題和現象產生了新的思考，分享如下，歡迎批評指正。

社會流動性問題

美國的工業化帶來了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使美國社會在物質層面開始具有現代社會的特徵——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與高頻度遷移。工業化之前頗具話語權的傳統熟練工匠的地位受到了工業化大機器生產的動搖，後者不再需要複雜的技術與知識，如此便降低了就業門檻，使得被熟練工匠排除在工人隊伍之外的未受教育者大量湧入工廠。這樣一來，勞工成本大大降低，工人階級的內部矛盾日益升級，大企業主、投機者、銀行家開始掌握政治經濟話語權。

我們常以現代社會的流動性為傲，相信現代交通、通信帶來的便利會大大增加地域、國家間的交往與聯繫，進而增加民族、文化、意識形態等精神層面的交流與融合，消弭衝突，解決矛盾。然而從美國社會對工業化的反應來看，我們對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可能過於樂觀了。

Pyramid of Capitalist System

這幅畫最底層的是勞工，自上而下，他們支撐著行政人員、神職人員、軍人和資本家。

誠然，美國的工業化確實加強了國家、地域間的流動性——鐵路動脈的貫通、西部淘金熱、外國移民的大量湧入，這些都是明證。而正是這些流動起來的工人和農民與美國的工業化產生了互相促進的作用，推動了美國社會的轉型——這種水平的、空間的大規模流動確是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

然而，從縱向的社會結構來看，工業化時期的美國社會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樣具有流動性。我們看到的是壟斷資本家勾結政府，熟練工匠舉棋不定，移民團體群龍無首，中西部農民自成一派，唯有華工遭到幾乎所有群體鄙棄，最終成為美國首個排除移民法案的指定對象。由此看來，在縱向的社會流動性，即不同社會階級和階層間的交往層面，美國的早期工業化社會呈現出令人吃驚的固化現象，這不得不令人想起印度的種姓制度。對於社會階層的固化與沉迷物質的腐敗現象，馬克·吐溫等文學家在作品中進行了赤裸的揭示。所以如果我們想進行社會史方面的研究，不妨關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會有更為直觀的感受。

總的來說，通過在研習營的學習及與老師和同學的交流，我的感受是美國的工業化確實大大增強了部分社會流動性，卻由於政治、經濟、種族等因素，非但沒有推動社會垂直流動性，反而有將其更加固化之嫌。

傳統與現代問題

研習營期間，Greene教授身體不適，為讓她好生休養，川大的原祖傑老師主持了一個下午的研討。原老師以宗教為例，拋出了一個傳統與現代的問題，引發了我的一些思考。

以宗教為例，史學界將基督教歸入「傳統」範疇，部分原因是其代表了神學主導的社會與認知體系，而由神學、無知向理性、科學的轉變被認為是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標誌。然而事實上，辯證地來看，宗教與工業化社會的化學反應仍有許多值得挖掘之處。比如為什麼基督教在英國其勢日衰，而在美國卻與社會發生了良性的反應，以致對美國的民族認同構建和文化外交政策產生了如此深遠的影響？再把眼界放寬的話，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交鋒仍未結束，不如說在當代呈現出新的衝突形式——穆斯林的大規模流動已經悄然使歐洲社會結構發生了轉變，代表「傳統」的伊斯蘭教對現代社會的侵蝕力，反而有增無減。其中的矛盾之處，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黃金十字架」漫畫

1896年布萊恩參加總統競選時發「黃金十字架」表演說，反對黃金是貨幣惟一堅實後盾的觀點「不能把人類釘在黃金的十字架上。」這從側面透露出宗教的影響力。

我認為宗教之所以在現代社會中表現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不是簡單地源於其教義中神學的部分，而是來自其種種儀式背後所代表的信仰與敬畏。我們可以信仰人性，也可以敬畏自然，而在目前看來，這種信仰與敬畏是治癒種種現代社會痼疾的一劑良方，是滾滾向前的歷史之車上至關重要的剎車系統。事實上，我認為不應將傳統與現代割裂開來，我們學習歷史，一部分是為了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不蹈前人覆轍；而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能夠準確判斷出現代社會的哪些弊端是在從前就出現過的，並借先哲之智慧，加以改造，用於實踐之中。回歸傳統不是對過去的念念不忘，而是汲取諸子百家之所長，進行揚棄，杜絕一家之言，也不能姑息拉大旗作虎皮、掛羊頭賣狗肉之行為。

物質的現代性易於實現，精神的現代性任重道遠，傳統與現代的問題，還有很多領域可以研究，很多角度可供選擇。

Libertarian與liberalism的問題

我在做翻譯時多次遇到libertarian，對其與liberalism的區別一直抱有疑問，本次研習營中，藉助課間與Jim Maffie教授的討論，我有了新的收穫。

通過課下的討論，我了解到在當今西方學術語境中，libertarian與classic liberalism是幾乎等同的，即霍布斯、洛克們堅持的「人人保有自己的自由，並且不去妨礙他人的自由」。這其實頗像楊朱強調的「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然而不幸的是，現代人往往只知道被曲解了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一說出自《孟子·盡心上》，待考）和「一毛不拔」。

在歷史語境下，富蘭克林·羅斯福秉持的、延續至「新邊疆」和「偉大社會」的自由主義，與liberalism 和libertarian是有所不同的，不如說前者更接近密爾《論自由》中的邏輯——雖然承認並強調個人自由，卻同樣注重社會對個人自由的團結與規範，即個人自由之上還有社會團結與自由。由此衍生出始自富蘭克林·羅斯福時代的「大政府」，特徵為高稅收、高福利。

在羅納德·里根參與競選時，他自稱libertarian，鑒於里根是共和黨人，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有趣現象。事實上，里根是用libertarian的名義來宣傳反對美國國家福利制度的競選綱領，這符合當時社會對「寄生蟲」——主要是沒有工作的黑人和單親媽媽——的不滿情緒，直擊美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主要稅收對象）的要害，獲取了他們的同情與選票。

由此可見，libertarian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意識形態色彩，而更多地是作為一種制度理想和社會理想存在，是一種「應然」的狀態，為競選、立法、司法等活動提供一種出發點，至於是否落腳點，便另當別論了。

由丹尼爾·羅傑斯《大西洋的跨越》引發的一點思考

我沒有通篇拜讀過羅傑斯先生的這部大作，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出於什麼而將日本囊括在Atlantic crossings之內，但在我看來，將日本算作「大西洋國家」是自然且有理的。

首先在工業化程度上，日本是那時東方唯一一個具有相當工業化社會結構的國家，所以與美國和歐洲具有類似的問題語境。其次，日本現代化之路自明治維新始，而維新人士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均曾到歐洲留學，接受英德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等思想熏陶，所以日本在現代化初期的崛起中實際是受歐洲思想影響較大。

但隨著工業化的進行和19世紀末20世紀初幾場大戰的獲勝，日本的工人階級力量逐漸增強，他們對明治維新後大資產階級和財閥掌權的現象大為不滿，便通過罷工、組織政黨等方式發起了持續二十年的大正民主運動。日本20世紀初的政治家強調「民本主義」，拒絕擴張，提出「滿洲放棄論」，主張日本應借戰勝之勢推進國內社會穩定，要求婦女選舉權和擴大普選範圍，推行政黨政治以替代貴族和軍隊的強權。大正民主運動時期成長起來的不少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都頗受約翰·杜威思想的影響，後來成為日本首相、主張「小日本主義」的石橋湛山便是一例。

石橋湛山

石橋湛山（1884年9月25日－1973年4月25日），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1884年9月25日生於東京，1907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哲學科。二戰前活躍於日本新聞報刊界，戰後轉入政界，1945年11月加入日本自由黨，任顧問。1954年因反對首相吉田茂而脫離自由黨，同鳩山一郎等人於11月24日組成日本民主黨。1956年12月，當選為自由民主黨總裁，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一貫主張自由經濟主義與和平發展、與亞洲近鄰和平相處的「小日本主義」。

藉助日本在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最初三十年發展的視角，我們可以體會到思想跨越國界的流動性，從而對何謂transnational history有更深的理解。

Transnational history與global history問題引發的思考

首先我認為transnational history和global history是有區別的。我認為transnational history主要側重國家、地區和民族之間的交往，專註於在民族國家敘事和論證的基礎上，將視角拔高到由事件或現象串聯起來的跨國家、跨民族互動中。而要做transnational的歷史研究，歷史學家應至少在自己研究的點上具備跨越國家和民族的了解和認識，即至少掌握相關的語言、社會和文化，不然會對自己民族國家之外的社會有簡化或偏頗之嫌。

在我與有限的幾位外國教授的交流中，我得知他們一致認為跨國對比研究是最難做的，因為語言、文化等的限制，但我想他們指的是cross-national一類的研究，將多國的現象、事實、影響、意義等做同等的衡量，這樣難度確實很大。而transnational的研究的出發點略有不同——在我看來——更為靈活，擴大了選題的範圍，可以使歷史學家量力而行。

在我的觀念中，global history和之前的兩者不是同樣的概念。首先，不是所有的歷史選題和語境都適用全球史觀念的，比如一些極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題目。其次，我認為全球史的視角應當更加客觀，盡量摒除民族情感和現實利益，將時段拉長，將地域拓寬，將眼界放開，去梳理人類的選擇和因果之間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在這個邏輯下，對我來說，年鑒學派是很站得住腳的。

歷史學家的同理心問題

我想，在學科交叉現象大行其道並成為趨勢的今天，歷史學家必然要對自己有新的要求。而要想順利甚至出色地進行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我認為必須達到三點：語言技能、文化理解力和同理心。前兩者可以通過大量練習、在原生語言環境中體會和大量閱讀觀察實現，而同理心不僅對歷史學家極為重要，更對知識分子發揮社會功能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尤爾根·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封面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動在當代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中日漸獲得重要地位，在未來社會中將取代勞動生產和物質消費而成為日常生活素基本要索。他特別注重探討與論證交往行動的合理性。

而交往行動包含三個基本維度：1、它涉及到外在自然世界狀況，表現為認知；2、它涉及到主體相互間的關係，涉及到社會世界，表現為相互作用；3、它涉及主體內在自然，即內心活動，主觀世界，這表現為自我發展。相比之下，作為目的性活動的生產勞動、規範的或戲劇學的行為概念狹窄得多，它們只能分別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或主觀世界中的一個形成片面的關係。

同理心，在我目前的邏輯中，等同於共情意識，反映了理性自覺。而培養同理心的途徑是大眾教育和文化交往。教育應擔起建立個人對人類的同理心的重任，而我們可以藉助的材料便是歷史和文學。由此看來，現代的教科書和教學方法還需改革。我們常認為隨著教育的普及和發展，社會成員的認識差距會越來越小，會越來越容易達成一致或妥協。然而現實是不管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受教育階層和為受教育階層的認知差距都在拉大，兩個階層中的敵對情緒越來越濃，如英國的知識分子和工人等。這種反智主義情緒的由來我尚不明朗，但它的實際存在確實使大眾對知識和掌握知識的人的產生了偏見與懷疑等負面情緒。

我認為，在當今社會，知識分子應當是最先覺醒的一批人，認識並達到理性自覺的知識分子應當擔負起將這種認知方法傳播開來的責任，通過教育、書籍、講座等等方式，潛移默化，積少成多。如果大眾的歷史素養得到提高，想必會對眼前的蠅頭小利少點念想，會以長遠的眼光看待問題，從而做出更為理性的選擇。我還認為教育應當「專」和「泛」兼顧，歷史教學可以適當兼顧文學、宗教、哲學、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等的實踐與理論，以興趣導向為主，跳出課程設置、學科評估、科研要求等的束縛。

在我的構想中，將來的形式是一個「bigger」society」，國家和政府向下融合，人民大眾向上融合，在這個「大社會」中，人人——或者說絕大多數人——都是具有相當理性自覺的「政治人」。而知識分子、民間團體、中產階級精英等在融合過程中起到的橋樑和黏連作用，是責任所在，也是我的興趣所在。我也始終認為，在經驗主義當道的時代和社會中，做一些規範性的、「應然」的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

規範研究與實證研究問題

對目前的我來說，規範思維是「應然」，經驗思維是「實然」。在不管是社會科學研究者還是一般民眾的意識中，現在都是「實然」當道，因為實用、貼合現實，能獲得廣泛認同，便於融入群體和社會。就學術來說，更是容易得出立得住的成果。而經驗思維在教育中的應用之一，便是「不管是歷史還是現實，都證明教育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

然而，在規範思維中，人們會思考教育的理想狀態是什麼，就像空想主義者的理論與實踐，馬克思的自由王國，許多哲學家設想中的完美世界等等。舉個例子，美國史學界長期爭論的一個問題：在北美奴隸制的形成過程中，到底是先有立法還是先有事實？這是一個規範問題。但很多研究者認為與其爭這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不如搞點實證研究，比如馬薩諸塞州某州某縣的奴隸制形成問題，這樣能得到有根有據的結論，立竿見影。

至少在現在看來，大多數人都喜歡看得見摸得著的目標，喜歡勞有所得的感覺，所以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發展，經驗主義大行其道，其實踐也被證明成效甚大。那麼，規範思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嗎？我認為不是的。規範思維是一條準繩，用「應然」來幫助我們發現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還以教育為例，我們發現教育中存在著「意識形態色彩過於濃厚」或「導向性過於明顯」的問題，那麼接下來我們是應當改變這一不合理之處，還是按照特定的思想框架來重塑自己的思維？

後工業化時代，「社會」將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整個社會的輿論環境、社會意識、社會心理將對民族和個人的發展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如果秉持經驗思維，我們將有可能失去自由思考和自由判斷的能力，囿於觸手可得的、易於被替代的利益，陷入短視的陷阱。代代如此，無異於慢性自殺。日益增多的社會問題已是長鳴的警鐘，身在局中的人們卻昏昏度日、鬱郁無為，更顯規範思維在當今社會中的重要性。

無論多麼光明或黑暗的時代，都需要具有規範思維和實踐的人，他們的角色身份可能是清醒者、叛逆者、瘋子、思想家，但他們的身上無一不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輝，代表著人類最可貴的品質——勇氣。

克利福德·格爾茨代表作《文化的解釋》封面

克利福德·格爾茨的解釋人類學主張文化分析是尋求意義解釋的科學，其目的是「理解他人的理解」。由於人們常賦予事物以特殊的社會意義，多數情況下事實是多重的，它一方面是「生性的事實」，即事物原初的屬性。另一方面又是「人為的事實」，即人們所賦予事物的象徵意義，包括對行為意義系統的分析、分析之後要對異文化的讀者說什麼，甚至也包括讀者的理解。而「人為的事實」只有在特定的脈絡中才能得到比較切合實際的答案，但人們受其自身能力限制，使我們在異文化經驗研究領域裡常常含混不清。

我的這些思考，雜亂、混沌，卻無疑是有益的，這便是對談與研討交流的好處——不止是各方觀點的互相印證，在自證的過程中，一直以來的思考、觀點也會被不斷更新或顛覆，這種良性的交流切磋，實在百利無害。蘇格拉底和孔子誠不我欺。

最後還是忍不住要誇讚四川大學的校園。這是我所到之處，見過最理想的大學校園，望江校區的校園與生活完美融合，午後在樹桌上打撲克的老人，早中晚放學的孩子，清晨蓮花池畔拉手風琴的男子，南門外英姿颯爽的SHE炒飯天團，當然還有主力軍——大學學子，他們構成的和諧圖景，令我難忘，也令我嚮往。這一類型的大學校園——我稱之為大學社區——與英國牛津、劍橋、杜倫等學府已有幾分神似。

作者簡介

圖右

田愷，山東淄博人，現就讀於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攻讀世界史碩士，導師為馬瑞映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在於社會史、文化史以及非官方交往史，治學主張「專」「精」兼顧，廣泛閱讀，遵從自己的本心與興趣。目前在做英美智庫專著的翻譯工作，樂在其中。生活中喜歡足球、籃球、羽毛球、動漫、音樂和寫作，收集癖、輕度藏書控，熱愛旅行大過旅遊，沒什麼崇拜的偶像，最欣賞的人是盧梭。座右銘：書山有路趣為徑，學海無涯樂作舟。

本期編輯：江西師範大學團隊

編 輯：徐欣蕊 責任編輯：楊長雲

編 審：張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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