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玄昌：審視課本上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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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依靠感覺、依靠經驗到基於理性思維，是人類思維方式的三級跳。從中小學走過來的我們，既然看清了自己曾經接受的教育，就有必要自覺糾正之前錯誤的思維方式，從而養成一種習慣，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慎用感性思維，警惕辯證思維，培養理性思維。（本系列文章根據作者在北京大學科學素質公開課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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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講座的題目是《審視課本上的邏輯》，主要是審視中小學語文課本上的邏輯。這是因為，我們多數人的思維習慣早在中小學階段就已經形成，而那時我們所接受的語文教育，對於我們的思維習慣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這種影響會一直延續到成年。

在此先強調兩點：第一，我的小學語文確實是體育老師教的（笑）。不僅僅是語文，我小學的數學、歷史、自然常識及思想品德課都是體育老師教的，因為我們那個小山村裡只有一個老師；第二，儘管我的語文是體育老師教的，但我的語文成績並不差，我後來的作品有入選中學語文課本的，也有入選大學新聞學教材的。這是要告訴大家，我設置這個話題，並不是因為我跟語文教材有什麼私人恩怨（笑）。

言歸正傳。將近一千年前（1057年），20歲的蘇軾參加「高考」，當時的命題作文是《刑賞忠厚之至論》，主考官是梅堯臣和歐陽修。蘇軾的作文中有這麼一句：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作為主考官的梅堯臣和歐陽修無論如何想不起來有哪一部上古典籍記載了這句話。蘇軾這次考試未獲狀元，而是得了第三名，據說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這句話出典不明。事後蘇軾去拜見主考官，梅、歐叩問這一引文典出何處，蘇軾的回答讓兩位主考官當場傾倒：「想當然耳！」

在我看來，蘇大鬍子的這個「想當然耳」，不僅指杜撰出這麼一個「範例」來論證其主張無傷大雅，而且還暗含了另一層意思：前人所著的諸多「經典」，未嘗就不是「想當然耳」。這從蘇軾後來帶有批判性質的一些論述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證；但我這樣理解，更硬的理由在於，這（自古經典多出於想當然）本來就是一個事實。

我讀中學時，初中語文課本收錄了周敦頤的《愛蓮說》（學生：現在還有這篇課文）。作者通過有限的案例，加上對蓮花「秉性」的描述，得出結論：菊為隱者之愛，蓮為君子之愛，牡丹為富貴者之愛。這是一篇借物詠志的作品，按理說我們不必對其有邏輯方面的苛求；但它同時還是一篇論述性文章，很顯然，他論述的過程既不嚴謹，結論更是不值一駁。按照他的論述，作為水體污染標誌物的水葫蘆豈不同樣是出淤泥而不染。將他的結論放到現實中看，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僅憑一個人對於花卉的愛好來判斷其人品和志趣。然而，諸如此類的文學作品早已深刻影響了公眾，乃至於我們約定俗成地把梅、蘭、菊、竹看成了花中四君子，並不自覺地把這些花卉的愛好者與「品行高潔」相關聯。

比《愛蓮說》更典型的，還有《孟子》中的一篇作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這篇文章中，孟子如此論述「天時不如地利」：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這個論證未免過於粗糙。如果大家還不夠清楚，我們繼續往下看他論述「地利不如人和」的過程：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我想先問一句：前面「環而攻之而不勝」的原因，是否完全可能由「人和」因素所導致？怎麼就一定能得出「天時不如地利」的結論了？而針對「委而去之」，也未必就是敗於「人和」因素。假如這座城池剛好建在雷區，士兵們因害怕雷擊而逃跑，豈不是要得出「地利不如天時」的結論？

很明顯，孟子是先有了一個結論，然後再虛構論據來證明它，論證的邏輯是不嚴謹的，引用的論據則是片面、想當然的。儘管其主張「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能得到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的認同，但其論證過程卻不能服眾。與之相類似的還有孟子的另一個論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他用有限的案例歸納出了普適的結論，未免失於嚴謹。

無疑，我們不能以今天的高標準來要求古人，實際上，我的這整堂課都不是要去批判古人。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們的祖先囿於他們生活的時代，可以用那樣的方式去思考問題，他們給出了許多建立在生活經驗基礎上的結論，這些結論在一定範圍內可能還有一定道理；但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在今天看來很可能是不足取的。而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缺乏這樣的提醒，乃至於有許多人不知不覺地秉承了古人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

憑感覺、想當然，這是養成深層次思考習慣必須要克服的第一個大敵。在社科領域是如此，在自然科學領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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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前做轉基因科普的過程中，最常遇到的一種說法是：科學是把雙刃劍。估計大家對這句話都不會陌生。我沒有去考察這句話最初出於何處，總之，每當討論一項具體的技術應用時，常常會有一些故作深沉的「智者」用這句話來「警示」我們。

我們暫時不去追究這句話的正確性（實際上，說這句話的人往往是把科學與技術弄混了，科學作為人類認識自然規律的一種方法，是否對人類存在威脅的一面需要另行分析），且先問一句：這個世界上，你能找到哪一種不是「雙刃劍」、永遠只有利於人類的具體事物嗎？太陽對於人類來說夠重要了吧，但它最終會變成藍巨星把地球烤焦、吞沒；氧氣對於人和動物來說不可或缺，但過高的氧壓卻會對身體造成損傷甚至致死。開一句玩笑，劍都是雙刃的，單刃的那是刀。

如此看來，「科學是把雙刃劍」就是一句廢話，你可以將「科學」兩個字替換成任何一項其他事物。技術的應用當然要慎重，我們無需從一句廢話中獲得啟迪或警示。

但在中國，這類廢話卻很有市場，人們常常會把這類廢話的提出者當成智者。分析其原因，可發現公眾普遍容易迷失於辯證思維。

我們中學裡有一篇課文，叫《塞翁失馬》，出自《淮南子》，其主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可謂盡人皆知。如果遵從這套思維，我們會發現任何事物都難有明確結論，很容易陷入一種不可知的陷阱。其實我們如果遵從形式邏輯的思維模式，結論就變得很簡單：塞翁失馬，當然是壞事；至於這匹馬把胡馬引來，那是「塞翁得馬」，我們要分析的主體已經變了。「塞翁失馬」與「塞翁得馬」之間，並不構成必然的聯繫，塞翁所遇到的，只不過是一次極小概率的偶然事件而已。同樣，塞翁的兒子後來騎馬摔斷腿，與「得馬」之間也不構成必然關係；兒子斷腿與免於服兵役似乎有一定必然性，但戰爭的發生卻是偶然的。我們仔細想想就會明白，即便是塞翁自己，也不會故意讓自己的馬走失，或者故意讓自己的兒子提前摔斷腿；所謂的「焉知非福」，不過是一種自我寬慰罷了。

我這樣說，似乎顯得很是缺乏「智慧」。但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塞翁這種撞大運式的「智慧」。務實一點的分析是：「失馬」之後，要做的工作是看好其他馬匹以免再次走失；「得馬」之後，最緊要的是做好衛生防疫工作，預防原本分開的兩個馬群相互傳染疾病（當然，古代不具有這方面知識），同時提防新來的馬匹因不服管束而造成破壞，包括年幼的兒子騎陌生馬匹的風險。所有這些，都是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具體分析高概率事件，而非虛無縹緲地撞大運。

古代中國類似於「塞翁」一樣的辯證高人很多；在這種思想指引下，許多莫名其妙的格言會永遠不可證偽（當然也不可證實），比如「邪不壓正」「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等，如果你找到相反的事實，它會說「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其實你把善惡果報的結論顛倒，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維護其「正確性」。

再說說另外一種現象。我看過幾屆全國大學生辯論賽，每一屆、每一場比賽都有一個共同特徵：辯手們用得最多的手段就是類比，大家都不斷用類比來證明辯論主題的正確或謬誤。其中多數類比經不起推敲，但辯手們很少能指出對方類比不當的一面，多數情況下是以另外一些類比（其實常常也是不當類比）來對抗。

我們中學課本上，以及古典名著中，類比手法簡直無處不在，這或許是如今大家都習慣於用類比來說明問題的重要原因。大家都熟悉的成語「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以物喻人的同時，不知不覺就用了不當類比。對於一個人來說，「有容」未必「大」，「無欲」也未必 「剛」。實際上，無原則的寬容對社會可不是好事，大眾對於物質的合理慾望則會推動社會進步。

另一個案例是莊子與惠子的「子非魚」與「子非我」之爭。實際上，從「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的主體與客體都已經發生變化了，不可類比。我們的中學語文老師，卻很少能清楚地指明這一點。

恰當的類比有時可以讓人更直觀地看清問題本質，不當類比則可能讓自己和聽眾都誤入歧途。類比可以用，但必須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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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射鵰英雄傳》里，借黃藥師之口批評了古代聖賢的言行思想：「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前兩句說的是孟子所編的寓言缺乏合理性，後面兩句則是指責孟子自身的行為與其提倡的「忠君」思想相違背，不去找周天子而去向諸侯國求官做。其實後面兩句指責是說不通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做好地方官為一方百姓造福，與「忠君」思想有無關聯不說，至少算不上相悖，總不能說忠君就一定要隨侍在君側吧？

不過如同孟子所編出的、違背常理的寓言，在我們的課本上並不少見。最典型的，莫過於愚公移山的故事。為了講一個簡單的道理，用誇大到超出常識的「案例」，反而會失去「勵志」的教育意義。各位不妨仔細想想，當你在現實中遇到困難時，真的會從愚公移山的寓言中得到激勵、獲取勇氣嗎？假如我們用真實的案例，對於人們的激勵作用可能會明顯得多。比如，我們完全可以用河南郭亮村老百姓在缺乏機械力量幫助的艱難情況下開挖出郭亮洞的現實奇蹟來替代愚公移山寓言。

愚公移山畢竟已成古典寓言，無論如何大家不會當真；真正令我擔心的是今天課本上出現的那些被當成事實的虛構故事，被當成真理的胡言亂語，以及那些似是而非的、用來說明大道理的警示性「案例」。在此舉三個例子，均取材於人教版初二語文課本下冊。

第一個例子是地質學家位夢華所寫的《旅鼠之謎》。在這篇課文中，作者把來自道聽途說的謠言當真，相信旅鼠真的會在群體擴大到一定程度後就集體自殺，包括主動迎向天敵，以及集體遷移跳海。在此基礎上，作者給出了帶有神秘色彩的暗示和警示。

關於旅鼠集體跳海自殺的真偽，方舟子有一篇文章《旅鼠集體跳海自殺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對此解釋得很清楚；至於旅鼠主動挑釁天敵，或許是某些旅鼠因感染弓形蟲而偶一為之，決不是如課文所說的、周期性的、群體性的常態行為。按照中學語文的教學模式，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概括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作者用一個等同於虛構的案例，跟我們說明了兩個大道理：第一，人類認識自然的方法是有局限的，大自然比我們更有智慧（文中直言「看來用通常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是難以解開旅鼠之謎的」）；第二，人類必須節制自己的行為（「如果人類也毫無節制地繁衍下去，也許有一天不得不走旅鼠的道路」）。或許，還會有許多教師和學生能從文章的字裡行間讀出「敬畏自然」四個字。

人類認識自然的方法是有局限，人類也確實需要節制自己的行為，這都沒有錯，但我們不能通過一個錯誤的案例來得出這些結論。位夢華的這篇文章無意間反映了另一個問題：在我們試圖用科學方法來解釋某一自然現象時，首先要做的應該是核實這種「現象」是否真實存在。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例子，哲學教授嚴春友所寫的《敬畏自然》。這篇文章節選自散文《大自然的智慧》，後者還被人教版高中語文課本收錄。對於這篇文章，我給八個字評價：思維混亂，通篇囈語。網上有全文，大家可以自行去查閱。相信只要是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難以想像這樣荒唐的文章會被收錄進入中學課本；更加難以想像的是，語文老師該如何來給學生講解如此前言不搭後語、充滿事實性錯誤、四處豎稻草人且前後矛盾重重的亂文。

第三個例子，則是《羅布泊，消逝的仙湖》，作者是中國農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吳剛，說來還挺巧，他的博士生導師跟我還熟悉，是世界上第一條轉基因魚的研發者朱作言院士。再次按照中學教育模式提煉一次中心思想：這篇文章通過描述羅布泊及其周邊環境的千年變遷，向我們發出警示：人類的不當行為對自己家園的破壞力超出我們想像，甚至能在不經意間令山川易景。

乍一看，這篇文章從事實描述到結論推演都沒什麼問題。其實，如果我們了解更多信息，卻可能會對這一推論提出質疑。在嚴格意義上的「人類」（智人）誕生之前，撒哈拉大沙漠就已經開始形成、擴張，期間猿人和直立人對於撒哈拉地區環境變遷的影響微乎其微。同樣，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形成與人類活動之間的關係究竟有多大，需要更系統的分析。至於羅布泊，水面面積從千年之前的數十萬平方公里，演變成上世紀初的千餘平方公里，再到後來的水面徹底消亡，不同階段人類行為的影響究竟佔比幾何？這同樣需要全面評估。完全有一種可能，是在自然氣候環境變化的大背景下，人類的不當行為助推了最後結果的出現。因此，儘管我認同作者的立意，但不能認同其推論過程。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沒有，這三個案例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作者都不是該話題所涉及領域內的專家。我之前多次強調，針對某一具體領域的言論，隔行學者（科學家）的權威性等同於公眾。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對於類似「愚公移山」的寓言或者典故，其實是有不少同學提出質疑的，他們會覺得這樣的故事未免太假；但對於《旅鼠之謎》《羅布泊，消逝的仙湖》之類貌似真實的故事，或者是貌似有理的推論，學生們未必能意識到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誤導。今天的課文可能就是明天的經典，編撰教材的教育部門，以及守護課堂的教育工作者，都應該以比古代經典更嚴格的要求來對待課本和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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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小學和中學的時候，語文課本上有「神農嘗百草」，《扁鵲見蔡桓公》，以及李時珍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寫成《本草綱目》的故事。最近幾年翻看侄女的小學課本和中學課本，發現這些故事依然還在，不過表現方式變了，用的已經不是以前的課文；並且還加上了華佗「麻沸散」的故事。

我們現在知道，神農氏、扁鵲、華佗的故事都是靠不住的，這些故事中涉及醫術的部分不僅與今天的醫學科學相悖（比如扁鵲所具有的透視能力，以及他折騰出來的號脈診病手段，在今天看來都是很可笑的），而且其本身邏輯常常就不自洽。比如神農嘗百草，他沒有生那麼多種病，怎麼能通過嘗百草來尋找相應藥物？中國公眾從骨子裡相信神跡和神秘現象，或許與我們孩提時代所接受的教育不無關係：我們的課本一貫讓孩子把有悖於常識的神話、傳說當事實。

但我今天要說的重點還不在於此。先跟大家提一個問題：你們有誰認真看過《本草綱目》嗎？（學生無一應答）中國幾乎人人都信奉一個「鐵的事實」：《本草綱目》不僅是藥學巨著，還是植物分類學巨著。但很少有人認真去看過這本書，信奉這個「事實」都是基於一個原因：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和宣傳都是這樣說的。

我今天提這個話題，並不是要評價這本書，更不是要號召大家認真去讀這本書——在我看來，大家沒有花很多時間去看這本書是一件好事；而是要跟大家說，不能因為教科書上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信。在我看來，我們的教育部門在對待《本草綱目》這本書的問題上犯了中國人普遍容易犯的一個錯誤：盲目崇古。並且，我們的教科書通過傳播李時珍、孫思邈、華佗、扁鵲等人的故事，把「崇古」這種錯誤思想一代代傳遞了下去。

崇古是一種病。這種病的初期表現，是相信那些對我們祖先所做出成績的言過其實的評價；中期表現，是相信那些為了哄抬祖先的偉大而編出的、明顯有悖於常識的故事；晚期表現，則是唯古人馬首是瞻，無論是價值判斷、事實判斷，還是對人體或自然界的認識（涉及科學領域），均以古人言論為標準。

再次強調，我們今天這堂課並不是要指責古人，而是要批判今人盲目崇古的錯誤做派，尤其要剖析對孩子進行崇古思想教育的危害。

我們首先要看清楚一個事實：崇古必然是盲目的，崇古者必須要讓自己和受眾偏聽偏信、對於事物必須要不求甚解。我這樣說似乎有點武斷，但其實有著很簡單而顯見的理由。在除文學、藝術之外的絕大多數領域，囿於經濟和技術所限，古人在他們那個時代做出的成績是很難跟今天相比的，由此，崇古主張往往經不起推敲，要推崇古人，只好在一筆糊塗賬之下瞎吹牛，先自欺，然後欺人。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很容易理解一種現象：崇古者最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個詞就是「博大精深」。認真觀察我們就會發現，一個人說某某事物「博大精深」，許多時候是他對這種事物不求甚解的一種暴露。

最典型的一個案例，是崇古者對《易經》的評價。關於《易經》，無論是對其中某些具體句子的解讀，還是對其中文解六十四卦部分（經部）的整體解讀，均呈「百人百解」怪相，但大家會一致認同《易經》的「博大精深」，順便還把 「陰陽」兩個字給神化，也「博大精深」了。

實際上，百人百解，僅僅能夠說明這些人大多沒有讀懂它而已，與這部書是否博大精深毫不相干；並且，如果我們認真地去分析，會發現之所以百人百解，甚至並不是因為大家真的沒讀懂它，而是大家「以為」自己沒有讀懂它。請聽我具體解釋。

《易經》中的卦象，原本就不過是拋硬幣得到的正反面（即所謂的「陰陽」）及其組合而已，古人在缺乏科學方法指引的情況下，依據不可靠的生活經驗將這種組合與人的命運相關聯，這怎麼可能準確、怎麼可能經得起驗證？這些《易經》的「研究者」（其實只不過是推崇者），由於崇古思想作怪，在發現其荒誕之處後並不是給出直截了當的結論，而是懷疑自己是不是搞錯了，「以為」自己沒有真正讀懂它，從而以各種匪夷所思的解讀方式來「圓」它，讓它顯得不那麼荒誕；或者用一些自欺欺人的另類理解，讓它乾脆跟占卜脫離關係。

「百人百解」由此而來；「博大精深」亦由此而來。

由此，大家應該不難理解，崇古，與尊重事實、尊重邏輯、追根刨底的科學思維格格不入；當崇古思想成為普遍現象，則必然阻礙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從依靠感覺、依靠經驗到基於理性思維，是人類認識自然的思維方式的三級跳。從中小學走過來的我們，既然看清了自己曾經接受的教育，就有必要自覺地糾正之前可能存在的、錯誤的思維方式。我期望大家能夠逐步養成一種習慣：首先要尊重事實（分清事實和觀點），這是討論問題，以及認識自然、社會和自身的前提；在此基礎上，慎用感性思維，警惕辯證思維，培養理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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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方玄昌，科普作家，資深媒體人。1973年生人，畢業於吉林大學環境科學系（環境化學專業）。1999年進入新聞領域，2002年起至2011年先後擔任《中國新聞周刊》科技部主任、《科學新聞》執行總編、《財經》雜誌環境科技組主管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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