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譽為「大師中的大師」「清華哲人」，最終卻慘遭迫害沿街乞討

誰是葉企孫？有人說，他是著名的物理學家，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和理學院的創建者，是中國現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他測定的普朗克常數和高壓鐵磁性的研究是重大的物理學成就；有人說，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和蔡元培、梅貽琦鼎足而立，為新中國培養出許多重量級的科學家；有人說，他是著名的哲人，將他與陳寅恪、梅貽琦、潘光旦並稱為「清華四哲」。

然而，以上的「著名」二字，都不得不加上引號，因為對大多數國人來說，葉企孫其實是一個很陌生的名字。如果提起錢偉長、趙九章、錢三強、鄧稼先、李政道、楊振寧、王淦昌、朱光亞，大家都會如雷貫耳，但少有人知道，這些人都出自葉企孫的門下。

葉企孫（1898.7.16－1977.1.13）

在葉企孫之前，中國物理學堪堪起步。雖然從清末開始北大已經有了兩個物理教授，侯衛精和夏元利，但舉步維艱。葉企孫的來臨改變了這一混亂局面，使整個現代物理學教學一步步走向正軌。直到現在，中國大學物理學教育的起始依然要歸功於葉企孫。他在講壇站了大半輩子，一生誨人不倦。

然而，他晚年被迫捲入政治運動的泥潭，在種種強勢高壓下，生活潦倒落魄，最終淪落到北京街頭沿街乞討。儘管如此，他卻依然保持了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氣節。從上世紀70年代起，這位功勛卓著的科學家與教育家逐漸被世人遺忘，直到1990年，清華大學物理系校友在清華設立「葉企孫獎」，1992年，葉企孫昔日的學生，包括王淦昌、王大珩、吳健雄等127名海內外學者聯名呼籲，在清華大學為葉企孫樹立銅像，他的名字才重新被人提起。

我們本不該遺忘他，尤其是在何為教育、何為大學依然如迷霧般亟待明辨的情況下，他的一生事迹依然具有典範意義。2018年7月16日，恰逢葉企孫先生誕辰120周年，我們推出此專題，以資紀念。

撰文 | 儲朝暉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從「好學生」到「好老師」

葉企孫，原名葉鴻眷，1898年7月16日生於上海。因自幼聰穎過人，父親便將更多期望和熱忱傾注到了他的身上，自他3歲起即親自啟蒙，教以識字，令其背誦《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等經典名目。

1905年3月1日，葉母顧氏病逝。喪妻之痛使葉父身染重病，病中立下遺囑，要求子孫：

慎擇友、靜學廣才、行已儉、待人恕、勿吸鴉片、勿姦淫、勿賭博、勿嗜酒、勿貪財。

這份立得有點早的遺囑（葉父1935年5月1日去世）被葉企孫視為父親留給他的最寶貴的遺產，一直精心珍藏作為修身指南，遵囑而行，一絲不苟地塑造自己的品格與情操。

與這樣的言教相配合的還有葉企孫祖父葉佳鎮的七八千冊藏書，其中還有碑帖拓本、字畫、碑帖、古董等等，這些成為葉企孫幼年生活里最為直接的文化感知，在他的心中早早播下了一心向學的種子。葉父1902年與黃炎培等奉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半年，歸國後致力於創建新式學校，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葉企孫。

1907年秋，9歲的葉企孫進入上海敬業高等小學堂（今敬業中學）讀高小一年級，開始接受西算、理化、博物等現代科學教育，並且十幾歲讀完《詩經》《禮記》和《左傳》等古書，為之後的中西兼學，文理兼容打下了基礎。

有了成為好學生的外部條件，葉企孫也通過自己的努力嶄露頭角。

1911年2月，他成為清華學堂首招的第一批學生。清華學堂因武昌起義停課後，1913年夏，葉鴻眷以葉企孫為名再次考入清華。

1911年，年僅13歲的葉企孫報考清華學堂，並被錄取。

清華學校開設的課程並不能滿足他強烈的求知慾，他把很多時間和精力放在了參加學生社團及其他活動上。1914年創辦的《清華周刊》曾分8次連載葉企孫所寫的《天學述略》。他所寫的《考正商功》《天學述略》《中國算學史略》《革卦解》等都在《清華周刊》和《清華學報》上發表。1915年，他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美國數學雜誌等國內外出版單位的聯繫多達12次，剛滿17周歲的葉企孫已經儼然以成熟學者的姿態同校內外、國內外的出版部門和編纂機構打起了交道。

1915年暑假後，葉企孫開始參與擘畫「清華科學社」並較長時間擔任管理職責，青年葉企孫深孚眾望，不但熱心公務，且智慧超群、組織能力強。日記顯示，葉企孫讀過大量中外經典、傳記、小說、算學、天文、科學和文學著作。他寫下「惜光陰，習勤勞，節嗜欲，慎交遊，戒飲酒」以自勉，並將「至誠動金石」作為交友的要義。

葉企孫常常把各種古題用現代數學方法演算一遍，並在演算過程中發現一些問題和謬誤。他憑自己的判斷或演算予以指明，或加按語，或給予糾正，於是有了1916年發表在《清華學報》第2卷第2期的論文《考正商功》。他由此養成了入微探新的專業基本功，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優秀的學者品質。

今天的清華學堂。清華學堂是清華大學的前身，始建於1911年，是清政府設立的留美預備學校。1912年更名為清華學校，1928年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

1916年11月，葉企孫出國留學前做了一件事，他製作了一張自1909年第一次派遣出洋生至1916年學生所選學科的分類表。他在分析表格後認為，已去美國留學的清華學生中學工程和文法的比例過高，學純粹科學及教育和農學的過低，而他自己的天賦不適合學農，因此他留學的方嚮應是純粹科學與教育，這預示了他後來對物理學一生的選擇。

1918年後，葉企孫先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後轉入美國東部的哈佛大學研究院Jefferson實驗室，短短3年就攀上精確測得普朗克常數h值和高壓磁性兩座世界科學研究的高峰，以行動實現了自己所定下的「研究工作要有30年不變」的自信與決心。

學生時代的葉企孫就凸顯出了作為傑出科學家所必備的靈性、遠見卓識及踏實作風，不但用功讀書，成績好，並且能求真正的學問，在書本和試驗里找到自己的快樂，認定學問為終生事業，以學者態度看待和討論問題，找到證據再下斷語。這樣的基本素養是他日後成為好老師，進而成為眾多大師之師的內在肇因。

盡「好老師」職責，做「好國民」

葉企孫在清華上學時就清晰地認識到：「學生當注重科學之理解，以探天地之奧竅，以謀人群之幸福。庶幾國家日進於富強，而種族得免於淘汰矣」，事實上就已經奠定了他作為好國民的認知基礎。

葉企孫與當時大量赴歐美及日本的留學生不同，他並不跟隨大流，不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或者追逐金錢，而是跟隨現代物理學的名師做研究，站在當代科學發展的前沿，不但努力掌握最新科學成就及方法，而且與這批國際上最優秀的科學家保持聯絡。回國後，他一方面繼續國外的研究工作，緊跟世界科學潮流，另一方面挑選有天分的青年學生加以培養，再派他們到國外師從頂尖的科學家，如此造就了一批優秀的中國科學家梯隊。

葉企孫將這一想法在東南大學小試牛刀，一年多就培養出了自己的得意門生趙忠堯、施汝為，並將兩人帶到清華做助教，他們與另一位學生柳大綱後來都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從左到右分別是核物理學家與中國核物理研究開拓者趙忠堯、物理學家與近代磁學奠基者施汝為、無機化學和物理化學家與中國分子光譜研究先驅者柳大綱

1925年到清華後，這一目標和方式變得更為清晰。1926年3月，北京學生抗議遊行示威遭軍警開槍射殺，發生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當晚，後來成為中國核武器研製主要奠基人的王淦昌與幾名同學到葉企孫家中講述了白天的血案，葉企孫神色激動地盯著王淦昌，一字一頓、低沉有力地對他說：

「誰叫你們去的？！你們明白自己的使命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為什麼會挨打？為什麼落後？你們明白嗎？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大唐帝國那樣的強盛，這個世界上有誰敢欺侮我們？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一樣，弱肉強食是亘古不變的法則，要想我們的國家不遭到外國凌辱，就只有靠科學！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

說罷淚下如雨。葉企孫的激情與卓識感染了王淦昌，成為其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並決定了他畢生的道路。

葉企孫以建好物理係為立足點，並與在美留學時認識的陳寅恪、趙元任、吳宓保持密切聯繫。1926年4月29日，葉企孫擔任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接著任理學院長、代理校長、校務委員會主席等職，算上西南聯大在內，葉企孫在清華連續任教了27年。

1926年，梅貽琦（一排左二）與葉企孫（一排左三）在清華大學的合影。

雖然相對於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葉企孫當時的資歷尚淺，但他們提出的文理會通、古今貫通、中西融通的教育理念也深得葉企孫認同。葉企孫將這些理念具體化為「學術並重、理工會通、理論與實驗並重」，並在教學中實行。

清華物理系成立之初，教學條件遠遜於他此前所在的東南大學，但葉企孫獨特的教學理念將當時條件更好的化學系學生王淦昌和施士元都吸引到了物理系。葉企孫推薦他們閱讀《居里夫人傳》，引得施士元後來真的去讀居里夫人的研究生。

1929年7月，葉企孫任理學院院長，確定「理學院之目的，除造就科學致用人才外，尚欲謀樹立一研究科學之中心，以求國家學術之獨立」。他發表演講指出，中國教育與科學落後，對科學的信仰不夠，提出「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兩者並重」，並直言「有人懷疑中國民族不適宜於研究科學」的說法太沒有根據，而「沒有自然科學的民族，決不能在現代文明中立足。」

葉企孫千方百計延攬良師，不問回報。他曾謙虛地對學生說：「我教書不好，對不住你們。可是有一點對得住你們的，就是我請來教你們的先生個個都比我強。」這話展示了葉企孫的自謙與君子坦蕩蕩的人格魅力。他儘力讓「教授治校」「教授會」從文字落實到辦學實踐，領頭創建專業團隊，抵制原外交部過度官僚化的管理。在校長頻繁更迭，各方舉棋不定之際，最先提名梅貽琦為大學校長，經過反覆爭取，終獲政府任命，從而開啟了清華歷史發展的「黃金十年」。

1935年清華大學物理系部分師生在大禮堂前合影。這些師生中後來有11人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葉企孫在擔任庚款留學生的選送工作中，探索出了高效選拔人才的有效方法。從1933年首屆學生到1944年第六屆學生，中美庚款留學生共錄選234人。雖人數不多但成才率極高，半數以上都成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多數成為中國科技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們引領中國部分科技領域進入世界前沿，對當時中國的抗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以及1949年後中國的建設和「兩彈一星」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葉企孫與他志同道合的學生們共同奠定了中國的現代科教事業。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因為方向正確和頑強的團隊拼搏精神創造了奇蹟。若從中國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國民的經濟生活狀況看，中國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落後很多，但是從高科技領域考察，中國當時與最先進國家相比差距並不大。這得益於葉企孫的洞見與努力。

國家危難之際挺身做「好國民」

國家危難之際，葉企孫以各種方式履行著自己的職責。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作為清華教職員公會會長的葉企孫與同仁先墊付千元匯至黑龍江「犒勞衛國戰士」，後與翁文灝將兩人代理校長的兩月薪俸全部捐給「教職員公會對日委員會」。鑒於國防需要，葉企孫意識到引導學生學好科技才是重要的救國之計，於是在指導許孝慰、楊龍生的畢業論文時選擇與方位測量器相關的課題，用以在軍事上測定敵軍炮位所在；同時指導學生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開展軍事技術訓練。他還指導研究生熊大縝以《赤內光線照相之研究》作為論文選題，並使用紅外照相技術拍攝了西山夜景、清華俯視全景，這項研究也可用于軍事，在國內屬首創，在國際上也屬前沿。

1937年冬，冀中軍區中共組織到平津尋找和動員可靠知識分子去冀中抗日根據地協助解決醫藥、通訊以及殺敵武器等方面的技術問題，葉企孫最疼愛的學生熊大縝去了。葉企孫不顧環境惡劣、漢奸與特務跟蹤的危險，毅然決定留在天津做熊大縝的後盾，親自投身秘密抗日活動，組織數十青年學生和科技人員自掏腰包為冀中提供所需要的物資和科技人員。

為了購買炸藥和無線電收發設備物資，葉企孫用盡自己的積蓄和人際關係在天津暗中募捐，最後他不得不動用清華大學備用公款計2萬餘元。這批技術人員到冀中即製成氯酸鉀炸藥、電引雷管和地雷，多次炸毀日軍列車、橋樑，受到軍區首長聶榮臻司令員的表揚。這些事迹因後來的電影《地雷戰》而家喻戶曉，但很少有人知道真實的當事人是葉企孫、熊大縝等人。

1938年9月，葉企孫在天津組織地下抗日活動被敵人發覺，隨時都有被逮捕的危險，他不得不離津乘船南下經香港到昆明。雖為羸弱書生，但葉企孫並不缺少勇氣，他本志於以科學、理性的方式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但在外敵入侵之際沒有退縮，而是挺身而出，演繹了一場書生上馬擊賊的好戲。他不僅僅是位卓越的科學家、教育家，而且具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和正義感，是個不言政治、內心卻充滿責任感的志士。

20世紀30年代，葉企孫在清華大學住所北院7號留影。

葉企孫還充分利用自己的專長，為國家發展各種尖端技術殫精竭慮。1929年2月，他邀請空氣動力學家馮·卡門訪問清華大學，以圖創辦航空工程專業，但當時這一遠見並未引起校長羅家倫的重視因而未能實現。後來他抓住機會派中國學生到馮·卡門門下求學。1932年夏，葉企孫又托在法國留學的學生施士元向他的導師居里夫人購進50mg鐳，裝配到趙忠堯的核物理實驗室供實驗使用，這是中國最早使用鐳做實驗。

1934年，葉企孫辭去物理系主任，籌劃建立幾個與國防相關的特種研究所，相繼建起了農業研究所、無線電研究所、航空研究所、金屬研究所，並指導師生在清華校內和南昌先後建造了風洞（1937年，在南昌建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風洞，比加州理工學院的風洞還大50%）。葉企孫憑藉自己廣博的知識和前衛的見識，精心挑選和配置各研究所專家，不僅為國防服務，也開創了中國大學科研與實際應用密切結合的先河，有機會有能力在國際前沿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對抗日戰爭和中國各項先進技術的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清華大學金屬、無線電和農業特種研究所科研人員合影。第一排站立者左四為葉企孫、左五為梅貽琦，下蹲者中為吳有訓。

除此之外，葉企孫和他的學生趙忠堯、王淦昌等人對核科技的追蹤更顯示出他是一個「好國民」。

1945年，葉企孫的好友薩本棟得悉美國邀英、法、蘇、中四個盟國派代表觀摩美國6月30日的第一次原子彈爆炸演習，葉企孫的弟子趙忠堯抓住這個跟蹤原子能研究前沿的好機會，實地觀看了原子彈爆炸試驗，並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將目測數據記在腦海里，並用薩本棟從國內秘密匯來的12萬美金加上自己秘密打工的錢購買原子能研究的關鍵零件設備。葉企孫則在國內追蹤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的信息，請求撥款購買原子核物理設備，與學生錢三強及其夫人何澤慧等人籌建原子能研究所。

1950年8月底，趙忠堯終於完成了購買零部件的任務，將它們打亂裝進20多個箱子以迷惑檢查，幾經周折終於11月27日抵達香港回國。1955年，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用趙忠堯帶回的零部件建成了中國第一台加速器，從而培養了一批批年輕的科技人員。

1959年有人問王淦昌：在美蘇嚴密封鎖一切科技信息的情況下，中國自力更生實施「596工程」有沒有把握，王淦昌充滿信心地給以肯定回答。其底氣就在於葉企孫的多年經營。王淦昌與「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I.Robert Oppenheimer）都是M.Born同時期的學生，彭桓武30年代師從M.Born，程開甲與楊立銘1946年師從M.Born，黃昆1947年到愛丁堡大學跟M.Born做研究。葉企孫這些人才培養的籌劃為中國研製成功製造出兩彈一星奠定了科技人才基礎，使中國在上世紀60年代成為有重要影響的國家。

葉企孫是中國「兩彈一星」真正的鼻祖和奠基人，稱為「兩彈一星之祖」也不過分。陳芳允稱這位敬愛的老師「獻身科學，說得少、做得多，愛生知生；無私奉獻，為祖國、為人民，清白一生。」

群體失控之時依舊做「好人」

晚年葉企孫在磨難中的表現更能證明他是一個徹底的「好人」。作為熊大縝的老師，他曾陷入熊的冤案，被誣陷為特務，先後被揪斗、關押、抄家、停薪、到勞改隊接受改造、關「牛棚」、含冤入獄。

自1967年8月起，葉企孫多次被勒令寫各種交代，但他堅持不說假話，保護清白的人。1968年 2月9日，有人逼他揭發錢三強，他寫道：

「我對於錢三強總的印象是：他對工作是努力的，他的思想是比較進步的。」

1968年6月28日，70歲的葉企孫被戴上手銬關進監獄，現存葉企孫在被關押期間留下「筆供」的材料表明他至少受過8次「正式」的連續提審，還有一份葉企孫手寫的11頁材料，每頁均有葉的手印，上蓋有一枚「1968年8月8日」的長章。8次提審記錄顯示，9月4日那天，從早上8：40到晚上10：10分，葉企孫一直在接受審問，精神和肉體均備受折磨。

筆供材料中，在寫到1930年他在哥廷根大學進修的一段時間時，他說：

「那時，在哥丁（廷）根大學的中國學生很少；據吾回憶，只有一個叫曾省（曾炯之），是學算學的。吾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而事實上，他的得意門生王淦昌當時就在這所大學，而且葉企孫所聽的很多講座與課程就是王淦昌所上的課，王淦昌的兒子王德基後來提供的葉、王與曾炯之三人合影照片也顯示當時兩人的交往很密切。但此時正在從事秘密核武工作的王淦昌如果在葉的交代材料中出現，不只王淦昌將遭滅頂之災，中國的核彈事業發展也將受到重大影響。為了中國的未來，葉企孫選擇了沉默。

在獄中，他雖然有時也被迫「交代」了一些「罪行」，但仍保持一位偉大學人和科學家實事求是的氣概。有一次，提審人就一個他記不清的問題要他寫書面保證，他說：

「我不寫保證和任何文字上的東西，我只能說我（記）不清。」

提審人要他態度老實，他說：

「我是老實的，我是科學家，我……，我是老實的。」

儘管受到許多不公的對待，他對自己的遭遇卻淡然處之。在葉企孫的生命快到盡頭之時，學生錢臨照去看他，發現他依舊在不斷地買書看書，訂購外文期刊，依舊時常和人談起他所喜愛的科學史和古詩詞。談到深情時，他取出《宋書》來，翻到范曄寫的《獄中與諸甥侄書》中的一段指給錢臨照看，引此文來表達自己此時的心境：

「吾狂釁覆天，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但葉企孫的真實形象並未與其內在品質相稱地屹立於世人心間，葉企孫的名字依然是缺席的，只是葉企孫自己並不在意這些外在的聲名。有人問，經歷半生的沉浮得失，葉企孫為何還是如此坦白溫和地看待世人，不求理解，不加責問，沒有敵意呢？因為，他真正的敵人是愚昧與權勢。他的一生似乎在向人們昭示他早年寫在日記中的一句話：

「向前直進，毋灰心，毋間斷。」

本文整理自2018年7月14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2、B04版。作者：儲朝暉；編輯：安安。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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