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美俄關係轉圜仍存諸多不確定性

原標題：王鵬：美俄關係轉圜仍存諸多不確定性

圖片來源：東方IC

7月16日，美俄首腦即將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首次「專門」會晤。此前，在2017年，兩國領導人也在其他多邊場合見過面，但都不屬於專門準備的「峰會」，因此世界輿論普遍更為關注。

為了實現這次峰會，特朗普可謂煞費苦心。無論是早先被建制派指責為「親俄」，還是在最近又被《紐約時報》以「Fake News」（特朗普一貫以該詞斥責美國主流報紙編造『假新聞』）爆料「早在1987年訪問莫斯科時就被（蘇俄情報機構）『招募』」①，似乎都不能阻攔這位不按路數出牌的總統，堅持與他心目中那位同樣強硬的漢子——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首腦峰會。

早在今年3月，特朗普在向普京發去連任總統賀信時就同時發出了出訪白宮的邀請。在6月初白宮發出「正在籌劃特普會」的風聲後，在加拿大參加G7峰會的特朗普亦不放過這一機會，公開向俄示好，並呼籲G7應重新納入俄羅斯而成為G8。對此，美國的歐洲盟友頗有微詞；同時俄羅斯方面也婉言謝絕。最終，在6月底的時候，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訪俄，並在與普京的會晤中，雙方最終敲定首腦峰會的時間與地點。

其實，美國希望緩和對俄關係，也並非自今日始。甚至早在奧巴馬執政早期，美國決策圈也慎重地討論過提升美俄關係，以策應奧巴馬時代的主導性外交戰略——「亞太再平衡」。畢竟，該戰略的實施，需要以美國在中東、東歐等戰線的撤離收縮為前提。

對於前者，奧巴馬基本做到了，即通過與伊朗簽署《伊核協議》而實現一定程度的緩和——但現在已經隨著特朗普撕毀伊核協議而成為廢紙一張。至於後者，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打破了美國的對俄戰略構想，重新回到近似於冷戰時期的對俄封鎖遏制、全面制裁的舊軌道上。

特朗普在競選時期及上台初期，對俄羅斯釋放轉圜信號，試圖構建更為友好、和平的美俄關係。當時，人們認為該舉措有可能補齊奧巴馬此前的戰略短板，從而使美國得以全力應對中國。黃登學認為，特朗普上台後開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並擬「重啟」美俄關係，即在敘利亞、烏克蘭、反恐以及維持戰略穩定與軍備控制等問題上實現緩和，不僅是其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遏制中國的現實需要，同時還是對俄實施對抗政策失效後的被迫選擇。然而，美俄固有的結構性矛盾使得一年多來美俄關係不僅未能轉圜，反而繼續惡化。

首先，在國際層面，美俄在單極與多極、崛起與打壓、遏制與反制等問題上的結構性矛盾難以消解，尤其在北約「東擴」問題上，美歐與俄羅斯矛盾尖銳。北約東擴所產生的「三位一體」進程，即改變歐洲政治安全邊界、在歐洲地區部署的反導武器系統、在抵近俄羅斯的敏感地區部署相當規模的常規軍事力量，這些在莫斯科看來都是重大且緊迫的安全威脅。而此前在「克里米亞事件」中，由軍事衝突、對峙及長期制裁所造成的高度敵意也難以調解，故深層對抗依然是俄美關係發展的主線。

在該主線上，特朗普上台後美俄在東歐及中東等地緣競爭中的一系列惡性戰略互動，更使兩國關係雪上加霜。儘管美俄都極力避免發生新的軍事衝突，但兩國在「通俄門」事件上的指責與反指責，美國主導的兩大北約聯合軍演在黑海海域拉開帷幕，在前俄間諜在英國遇害案上的相互攻擊與驅逐外交官，在敘利亞加強軍事對抗，以及威脅追加對俄制裁等，都使兩國在特朗普時期實現轉圜的可能進一步降低。

其次，在國內層面，尤其是在美國國會、輿論界以及精英群體中，反俄情緒勢依然佔據明顯優勢。在建制派的制衡下，即便特朗普有強烈接觸對俄制裁的意願，也難以真正實現。而「通俄門」調查則如高懸的「達摩克里斯之劍」一樣，成為建制派規訓特朗普，防止其在美俄關係上突破常規的重要制度性手段。

在建制派看來，即便放棄有關「俄羅斯操縱美國大選」的指控，普京也始終在利用特朗普來實現俄羅斯國家利益。而在俄羅斯官方看來，這本質上是「美國建制派的『恐俄症』（Russophobia）阻礙了特朗普對俄羅斯的倡議」。由此，特朗普夾在對俄轉圜談判與對國內兩黨議員的雙層博弈之中：一方面他需要通過外交談判、威脅、制裁等手段迫使強硬的普京在兩國爭奪的地緣政治目標上後撤，以捍衛美國國家利益；另一方面他也需要直面國內質疑。顯然，兩個層次的談判與博弈都非易事。

從「理性政治人」謀求選票和黨內支持的基本假定出發，在兩黨建制派的重壓之下，特朗普對普京個人層次的「好感」（假定確實存在）以及特朗普對「轉圜美俄關係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觀念的堅持都是相對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確保自身政治清白的公眾形象（而非敵國設在美國的『代理人』），以及獲得權勢集團的諒解與支持。隨著事態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對普京及其親信在個人層面施加精確制裁，有使國家矛盾向個人仇恨轉移的跡象。此舉雖然暫時滿足了美國國內建制派的政策訴求，但也使美俄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實現和解的可能性進一步降低。

綜上所述，我們處於國際公益和主觀善意的原則出發，當然樂見美俄關係緩和。畢竟，俄羅斯是中國的重要友好鄰邦和戰略協作夥伴，我們希望看到美俄緩和能夠為俄羅斯經濟制裁的解除鋪平道路。但同時，實事求是、冷靜觀察，美俄關係的轉圜仍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特朗普的「表演人格」以及對中期選舉前「外交政績」的渴望，驅使他在對朝、對俄政策上採取了某些大開大合的做法，但至少在美朝峰會後的互動問題上，雙方似乎都沒有向國際社會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由此類推，在美俄關係轉圜的事情上，我們一方面本著最大的善意去樂觀其成，同時另一方面也需要直面事實。而在這個註定艱辛且充滿變數的過程中，中國的正面作用是任何國家都無法忽視的。

（王鵬，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紐約雜誌》報道稱，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早在1987年訪問莫斯科時就「被招募」。參見《美媒：特朗普有可能在蘇聯時期就「被招募」》，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18年07月12日，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807121025867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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