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起義發生之後，各省實力派都是什麼態度？

原標題：安慶起義發生之後，各省實力派都是什麼態度？

王開璽，男，1949年10月10日生，漢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黨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晚清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南國風煙》，《隔膜、衝突與趨同──清代外交禮儀之爭透析》，《清通鑒 道光卷》。

程德全

安慶起義後,署黑龍江巡撫程德全認為,革命黨人或留日學生,蓄謀命,「以激成禍變為樂,以前赴後繼為能」。清廷若對其「懲辦過嚴,適以成彼黨之名,彰國家之惡」,因而要求政府對革命黨人萬不可「過事誅求」,「譬諸良醫治疾,只求元氣充足,百病自可全消,若攻伐之劑過多,必將病入膏肓,本根日削,雖和緩不能治矣」。肅親王善耆也認為,「革命黨人,早已甘心鼎鑊,不畏一死,酷型重罰,決難禁止其謀。為今之計,只宜刷新政治,以去黨人口實,寬容黨人,開其自新之路,因勢利導,禍患自可消滅」。否則,「起咫尺之水,搏之可使過顙,一泓之波,積之或至滔天,豈是善計?」但也有許多人認為,當此天下騷然,民氣喧囂之日,「執典刑以誅敗類,猶懼其未也,若畏其持刺而加意撫之,是賞奸而獎亂也。如是則荊、聶之謀,日伏兩柱之間,而隱娘、李龜壽之流,且接踵於世也」。

安慶起義後,清統治者認為,「皖省警政久待整頓,經此奇變,善後更急」。

端方特意從江蘇調派警官二人,警生八人赴皖,以改革整頓安徽警政。但上海電報局楊彝卿等人卻頗以此為憂,致電端方稱:安徽「警生甘於脅從,似非嚴懲不足昭炯戒」,但若因此而疑忌防範,「恐各處辦警察者均不無戒心,殊於前途有礙。日日防賊,無是理也」。安慶起義後,「江督端方猶亟亟捕徐父,馮煦(安慶起義後由布政使補授安徽巡撫)力持異議,……端方對於此案力主嚴辦,馮煦升授皖撫後,意主寬大,不欲多所株連」。

後來,馮煦甚至在安慶的大觀亭上書寫對聯一幅:「來日大難,對此茫茫百端集;英靈不昧,鑒茲蹇蹇匪躬愚"。上聯是暗中說明革命形勢發展,覺得前途茫茫,百感叢生;下聯是暗中乞求徐錫麟的陰魂原諒,原諒他是為清室盡了愚忠,不是為了自己。這副對聯,名義上是追吊埋骨在大觀亭畔的元代死難忠臣余闕,實際上卻是對徐錫麟的靈魂表示懺悔」。再其次,徐錫麟領導的安慶起義對清廷的預備立憲活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06年9月1日,清廷頒布上諭,決定「仿行憲政」。隨後,清廷內部圍繞著是否應該及仿行憲政的利弊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紛爭。堅決反對者有之,力主速行者有之,倡導緩行者有之。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周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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