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遇刺後，他這樣做
（《紅燭頌》，聞立鵬）
聞一多遇刺，是72年前的事了。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赴雲南大學致公堂參加李公朴死難經過報告會，發表了《最後一次的演講》主題演說。當日下午他和兒子聞立鶴遭遇刺殺，聞一多當場身亡。
事件爆發後引起社會震動，許多人為聞一多站出來要求抓捕真兇。在這許多人中，聞一多的同事朱自清是顯眼的一個。
若干年後，毛澤東寫道：
「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
這些句子如此有名，以至於人們後來常常將兩人相提並論，倒反而遮蔽了一部分真實飽滿的內容——儘管共事多年，聞一多和朱自清並不算知己密友。聞一多曾經和徐志摩等人是好朋友，跟李公朴也有深交，而朱自清一輩子的知己是俞平伯和葉聖陶。
馮友蘭曾說：「一多粗獷，佩弦清徹」 ,又說 「一多弘大，佩弦精細。一多開闊，佩弦謹嚴。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
然而偏偏是體弱家貧任務重的朱自清，殫精竭慮地為聞一多的文集奔走。
「脾氣不同，不是密友；
政見不同，路向相左；
我和你如此不同。
但我承認你作為你的自由、才華和榮耀。
你倒下之後，這火把就讓我接手。」
為何？
（1944年，聯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聯大新校舍合影（左起：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1）
聞一多遇刺當日，朱自清正在成都休探親假。因為昆明物價飛漲，朱自清在西南聯大的收入根本沒辦法養家，他的太太陳竹隱帶著孩子們回到老家成都租住在幾間破敗不堪的房子里。他在報紙上讀到了朋友的死訊。7月1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報載，一多於十五日下午五時許遇刺，身中七彈。他的三子與他在一起, 亦中五彈。一多當即身亡，其子尚未脫離險期。聞此，異常震驚。自李公朴街頭被刺後，余即時時為一多的安全擔心。但未料到對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麼世道！」
他隨即提筆寫了封信給聞一多的太太，信中說：
「今日見報，一多兄竟遭暴徒暗殺，立鶴也受重傷！深為悲憤！這種卑鄙兇狠的手段, 這世界還成什麼世界！……學校方面我已有信去，請厚加撫恤，朋友方面，也總該儘力幫忙，對於您的生活和諸侄的教育費，我們都願儘力幫忙。一多兄的稿子書籍，已經裝箱，將來由我負責，設法整理。」
朱自清行動很快、很主動，考慮事情也十分周到。
對於一個詩人、一個學者來說，讓他的作品繼續為人所知，便是最好的紀念。
因此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朱自清做了這些事情：
7月20日，寫成《聞一多和中國文學》，次日參加西南聯大校友舉辦的聞一多追悼會。
8月4日，寫成《中國學術界之損失》，在午餐會上發起捐款，當即籌集到十七萬元。
同年秋天，朱自清返回北平，接手聞一多的工作繼續擔任中文系主任職務。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成立「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成員有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吳晗、浦江清、許維囀、余冠英，由朱自清擔任召集人。
整理和編輯文集的工作非常繁重。因為戰火連年，許多資料都散落各處，光是收集和整頓就很花功夫。吳晗在《聞一多全集》的跋文里提到了朱自清是怎樣做的：
「為了這部書，他(朱自清)花費了一年的時間，搜集遺文，編綴校正，遺稿由昆(明)北運時，有一部分遭了水漬，請人逐頁揭開，請人鈔寫。他擬定了目錄，選編了尺牘，發表了許多篇未刊的遺著。並且，在他領導之下，動員了中國文學系全體同人，分鈔分校，分別整理這集子以外的許多著作。一句話，沒有佩弦先生的勞力和主持，這集子是不可能編集的。」
這些工作是朱自清額外的工作量，他的主業仍然是教學、研究，同時為了多掙一點錢補貼家用而寫文章。和那個年代的很多人一樣，他有很多個孩子要養活，憑他一個人的工資無論如何也不夠。
全集的進展還算理想，朱自清自己更多地把這件事歸功於集體的勞動。他在1947年5 月25 日的日記中寫道：「十二位同仁閱一多手稿,並作校正。重新編排一多全集目錄，覺一切均甚倉卒，恐不能做得很好。但環境又需早日出版。實無他法。」
7月9日，又寫道：「寫成聞集編後記。聞集前後歷六周始編成」。
全集的序言《聞一多先生怎樣走著中國文學的道路》，也是朱自清寫的。他在裡頭寫道：「他是一個鬥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時期的不同而或隱或現。」
這個評價，再精準不過。
除了編輯《聞一多全集》，朱自清還發起了另一項工程浩大的工作，即發動中文系同仁，把聞一多的遺稿《全唐詩人小傳》進行擴充，形成《全唐詩人事迹彙編》。此事計劃自1948年夏天啟動。
但是，在編輯聞一多的全集這段時間，朱自清的身體已經到了崩壞的邊緣，他時常嘔吐、不能進食，體重下降到只有40多公斤。他一邊求醫，向好朋友葉聖陶求助試圖從上海買一點葡萄糖增加體力，一邊繼續編《聞一多全集》，他手編的聞一多手稿分類目錄在校刊上公布發表。這批手稿的數量，多達254冊又2包，朱自清需要在這上面花費多少精力，不言而喻。
他的學生王瑤回憶說：
「他死後我在他的書桌上看見一個紙條子，是入醫院之前寫的;上書『聞集補遺：(一)《現代英國詩人》序。(二)《匡齋談藝》。(三)《岑嘉州交遊事輯》。(四)《論羊棗的死》。』他已經又搜羅到四篇聞先生的作品了。」
「一多兄的稿子書籍，已經裝箱，將來由我負責，設法整理。」
君子所言，駟馬難追。大概連朱自清自己也沒想到，他兌現這句承諾，竟然是以生命為代價。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為胃穿孔不治身亡，他家裡書桌上仍擺放著一張紙條，列著「文集補遺」——他又搜羅到了幾篇聞一多的遺稿。
（荷塘月色不改）
（2）
時間倒回到1932年，這一年朱自清34歲，聞一多33歲。這年9月8日，朱自清在城裡第一次見到聞一多，其時他剛在數日之前被聘為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而聞一多剛剛入職清華。
系主任這個位置，校方曾想請聞一多來就任。但聞一多在寫給臧克家的信中說：「學校要我做國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後決不再做這一類的事了。
說起來，聞一多算得上清華的「親生仔」。1912年他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入學後一直很活躍，又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又曾經任《清華周刊》、《新華學報》的編輯和校內編輯部的負責人，1921年還與梁實秋等人發起了清華文學社。
1922年7月，聞一多離開清華赴美國留學，先後在芝加哥美術學院、珂泉科羅拉多大學和紐約藝術學院讀美術。他邊讀美術邊寫詩，1923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紅燭》。到這段時間為止，他的公眾形象更多地是一個新文學作家、激情洋溢的年輕詩人。
1925年，聞一多回國找工作。和朱自清相比，他起點很高。他先是經好朋友徐志摩介紹到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併兼代油畫系主任。次年9月，轉到吳淞國立政治大學，任訓導長。
1927年，聞一多到革命軍政治部當了一個月藝術股股長兼英文秘書。也是1927年，他與胡適、徐志摩、梁實秋、余上沅等在上海創辦了新月書店，8月赴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後來的中央大學）擔任副教授，兼任外國文學系主任。
1928年秋，轉到武漢大學擔任文學院教授兼院長。1930年8月，楊振聲聘請聞一多為青島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
看得出來，聞一多進入社會工作的第一個五年，一是始終在領導崗位上，不是這個「長」，就是那個「主任」；第二是工作換得勤。這當然跟當時學界的大環境有關，但從中也可以窺見聞一多的能量有多充沛。他個性鮮明，朋友圈裡詩人密度非常高，比如饒孟侃、徐志摩、臧克家。胡適、梁實秋等，都是性情中人。
他自己寫的詩，也是熱烈得不得了：
「紅燭啊！
既制了，便燒著！
燒罷！燒罷！
燒破世人的夢,
燒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們的靈魂,
也搗破他們的監獄!」
以詩人的脾性去當老師、帶團隊，難免會產生與人摩擦。聞一多先是從武漢大學辭職出走，在青島大學期間更是被學生炮轟——學生自治會甚至印發了一份《驅聞宣言》，稱聞一多為「惡劣分子」、「准法西斯蒂主義者」、「一個不學無術的地痞」，搞得他頗有點狼狽，只好再次辭職。
真是夠了。
還好，母校清華向他伸出了橄欖枝。這時候的聞一多已經無心糾纏行政事務，只想埋頭書齋干出點名堂。
（聞一多的字）
（3）
聞一多到清華時，系裡已經擁有一支明星陣容：比如陳寅恪，教授之中的教授。梁啟超說說過：「我可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搞文字學研究的楊樹達先生，據說背起80萬言的《漢書》張口就來。
羅家倫早在1929年就說過：「總之，清華教授人選，總算是可以向學術界交代得過去。」
不管你是新詩紅人，海歸博士，還是名門之後，學術方面的成績都要擺上檯面接受監督。
而按照中文系內部傳統的「鄙視鏈」，搞古代文學和古文字的才算主流的正經學問——這也是為什麼朱自清從中學跳槽到大學時，曾經給推薦人胡適寫信時這樣說：「承先生介紹我來清華任教，厚意極感！」他又誠懇說：「自維力薄不知有以副先生之望否！「
寫下這封信的七年後，朱自清從青年教師成為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這個工作變動，一方面固然是對他學術成績的肯定，另一方面更因為他為人中正平和、顧全大局。這樣一個人，才能維持局面，行走在一大群才華過人、個性突出的教授之間。
比如聞一多。
朱自清很快發現，這位新同事確有才華。這年秋冬，他幾次在日記里表示聞一多「甚有佳見」，說他」可謂勇於求新者矣「。
但他們私下的交往很不頻繁。從1932 年8 月到1937年7月的這5年里, 聞一多隻請朱自清吃過一次飯，朱自清也只請聞一多吃過一次飯。
原因是性格不合。
舉個例子。1935年9月9日，他們在一個飯局上聊了會兒天。那天朱自清在日記里寫道：
「赴楊 (業治)之宴會。聞一多指責周作人之虛偽態度。他認為周急於出名, 卻又假裝對社會漠不關心。聞稱之為『京派流氓』。誠然, 周之人生態度確有某些矛盾之處，他不會做如其宣稱之引退。不管怎樣，他承認自己性格中的這些矛盾之處 。一致性是頗難達到之完美典模。」
聞一多從不吝於發表個人觀點，「京派流氓」這種稱號脫口而出。朱自清似乎更願意看到人之作為人的弱點，並且保留了一種天然的包容或慈悲——「不管怎樣，他承認自己性格中這些矛盾之處」，畢竟，一致性這個完美的品質，人人都很難達到。
1937年5月6日，朱自清寫道：「馮告以聞君意見。為商談聘任郭沫若事，尚未做決定。聞直接向馮提出此要求，令余驚異。然尚不知是否為正式要求。」
1937年5月7日，則說：「中國文學會開會。聞一多做安陽旅行印象之發言。他從我系不受重視，經費又少說起。他發言後，我說我系經費較他系還多些，但聞堅持認為我系應該發展，我告訴他其他一些系近年來也無發展。」
只摘幾段，就能看出聞一多和朱自清的個性差異。一個想說就說，一個謹言慎行，背後是迥然不同的性情。因此，在好些年裡，聞一多和朱自清對各自，多少有些保持距離的意思。
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抗戰爆發，他們從此共赴時艱，對彼此反而產生了更深的了解和理解。
（西南聯大校門）
（4）
1937年10月，清華大學等校遷至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聞一多也從武漢奔赴長沙，他提前發了電報要求派人到火車站去接，最後是由朱自清本人親自接站。這個細節，又是兩人個性的生動反映。
西南聯大成立後，教授們的日子並沒有好過到哪裡去。首先是窮，薪水發得不及時，而且遠遠趕不上物價的漲幅。陳寅恪寫過詩吐槽——「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
聞一多到了昆明，一家人上陣開地種菜想多掙幾塊錢買米。他自己還到路邊擺攤，擺著十幾方圖章石和刻章，等待生意上門。他的同事浦江清也在給老婆的信里感嘆，聞家窮成這樣，日子竟然也過下來了。
朱自清也過得很苦，典當了不少東西，有一年大冬天的身上竟然披著趕馬人穿的氈斗篷。
雖然窮到「見肉心喜」的程度，教授間的學術競爭卻很兇。聞一多在蒙自教書時曾有雅號「何妨一下樓主人」，因為他除了吃飯上課，很少下樓。
「近方整理詩經舊稿，索性積極，對國家前途只抱樂觀。前方一時之挫折，不足使我氣沮，因而坐廢其學問上之努力也。」
同一時期，朱自清的神經也綳得很緊。1938年8月16日，他這樣寫道：「近年來時感命運多舛，今天更感無家無友之寂寞，孑然一身，自卑感油然而生。事業上不如程，學識上不如羅、陳，尤其是陳。與人交往相處方面，幾乎都不如。孫和吳亦如此。」
翻閱朱自清的日記，會發現他常常抽自己鞭子，永遠在找自己的不足。他少年時給自己取的「佩弦」，語出「董安於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自省這個習慣，真真切切陪伴了他一輩子。
競爭雖然很殘酷，但它總能夠讓一顆發光的心發現同類，讓它們互相照亮。
自清華南遷之後，在西南聯大共事的那些年，朱自清和聞一多走得比此前更近。他頻頻在日記里記錄聞一多的工作如何地有趣、有意義、有啟發：
1939年12月22日：「一多邀晚餐。彼甚強調《易林》詩的價值，作有《易林選》，邀吾作序。」
1942年3月.29 日讀一多之《關雎篇》，甚有趣。
1942年5月13日：「聽一多講《洪水故事》，明白，風趣，且系重要問題。」
1942年6月29日：" 必須讀一多的《楚辭註譯》，相信我會從中受到很大啟發。"
1943年11月6日：「晚間聽一多演講，妙極。非常羨慕他，聽眾冒雨而來，擠滿教室。」
1944年12月20 日：「江清自一多處攜來討論屈原問題之文章，讀來甚好。」
1945年9月17日：「 得聞太太許可，閱一多手稿，資料豐富，很受啟發。」
其中最後一條尤其有趣。那一天朱自清到聞家拜訪，未遇聞一多，他得到聞太太許可翻看聞一多的手稿，看得入神，獨自待了許久才離開。
他們繼續和而不同，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見和方向，不斷調整相處的邊界：
1939年5月4 日，朱自清在日記里寫道：「我不想固執己見，但對一多的做法頗感不快。他應事先與我商議。下午訪一多，在楊的問題上同意他的意見。然後，我坦率地要求他若有什麼主張，首先應與我商量，他對我表示抱歉並讚賞我的意見。」
1942年8月13日：「楊稱呼我為中間路線者，而聞認為我只是遵守規則的人，與楊爭論數句即保持沉默。盡量保持沉默，對我來說是聰明的，特別是在這個學校里。」
1942年9月8日：「午飯時說話過多且堅持己見，想必已激惱一多。應儘可能保持沉默。」
1942年9月10日：「一多痛罵劉叔雅先生，口氣傲慢。劉是自作自受，儘管聞的責罵對於一個同事來說太過分了。他還說他不願再為他人服務，意思是在暗諷我的妥協脾氣。」
1942年10月20日：「餐後我們談及中國書信的敬語，一多一概稱之為「虛偽」。如往常一樣，我受不了他的一概抹殺，用很謙虛的語調與之爭論，謂此種虛偽或有必要。他立即帶著傲慢的微笑回答說：他並沒有說絕對無此必要。對其極端的說法保持沉默，但認為那不正確。」
1943年6 月9日：「晚參加聚餐會。一多作主席，發表了獨斷的意見：陶淵明脫離現實，在有些事情上他是錯的，陶淵明的愛好者也有錯誤。這些話皆令我不快，然皆以沉默對之。」
1943年11月17日：「 我在馮家茶會上批評了一多的文章，頗後悔，今後宜克制。」
1945年9月17日：「期望能與一多談心，然彼冷冰冰。我大概是個引不起別人注意的人。」
朱自清因為從不打算髮表日記，所以內容特別真實。聞一多做事「越界」、評論人不留情面、態度擺在臉面上不加隱藏，這和朱自清為人處世的立場都相去甚遠。
有趣的是，他們之間的「衝突」延伸到了家庭層面，因此變得更加微妙：
1942年4月10日：「晚飯時，聞的孩子和他父親坐在上席，這已經是第二次。聞的孩子曾說聞是我的老師，這當然很可笑，但可以看出他對我的評價。孩子的評價儘管不必認真，但過於尖刻了。應該加緊用功，從此言行宜更加謹慎，時刻牢記『憂讒畏飢』之語可也。」
1942年8月29 日：「昨日聞太太問一多：余任教授是否已十年以上？她想不到回答竟是肯定的。尤其可見聞家對我有什麼印象！我將振作起來！」
1943年8月15日：「自聞之孩子處得知聞對我選的初中教科書里的新詩很輕視（原話是『瞧不起『），莫此為甚！」
（聞一多故居）
（5）
除了做人理念不同，聞一多和朱自清對政治的態度也截然不同。
1943年5月，聞一多邀朱自清一起去登記參加國民黨，一向對政治保持距離的朱自清以未受到邀請為理由拒絕。至1945年，聞一多已經成為中國民主同盟會委員兼雲南省負責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長。
因為在政治上花費的時間多，社會影響力大，聞一多擬辭去中文系主任的職務，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於是聞一多到朱自清處拜訪，告訴他自己已經向梅貽琦校長正式提出辭職，希望朱自清能夠接替自己的職務。考慮到朱自清之前當系主任時的工作實績，聞一多認為他是最好的人選。當時朱自清的健康狀況不佳，他決意不接受此職，但仍答應幫聞一多本學期的日常事務，「因他確實太忙，在政治方面花的時間和精力太多。」
聞一多逐漸將重心轉移到社會事務上。
同年4月14日，一向狂放的聞一多在聯大校友會的演說中又有驚人之語。這一天的校友會，本來是因為西南聯大結束使命、為歡送師長而舉行，他在會上卻激烈地批評了包括清華在內的三所大學實施「美國式教育」，只顧自己、脫離人民，不顧國家民族。
此言一出，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也十分震怒——他曾對聞一多頗為欣賞，讓聞一多得以回到母校教書，也曾在國民黨暗示解聘聞一多等教師的狀況下不為所動，但聞一多對於母校的討伐，令他深感失望。他在日記中寫道： 「晚，勉仲來告開會情形，更為失望。會中由聞一多開謾罵之端, 起而繼之者亦即把持該會者。對於學校大肆批評，對於教授橫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 民主自由之意義被此輩玷污矣。然學校之將來更可慮也。」
次日，朱自清則在日記中寫道：「梅校長為此震怒，欲將一多解聘，余對此表示了反對意見。」
對於這位政見不同、人生道路不同、個性不同的同事，朱自清突破了個人好惡，做出了最大限度的維護。
1940年代的後半段，黎明未至。包括朱自清和聞一多在內的許多人都懷著或微弱或強盛的希望堅持前行。
那個年代，正如他們的同事浦江清所說：
「我們心在過渡時代里，好人呢，做人很苦，既要有中國的舊道德，又要有西洋道德。壞人呢，兩種道德都沒有，單做損人利己的事。所以我們在現實世界裡，沒有什麼成功可以希望。藉以安慰自己的是還有一理想的世界。」
無論是朱自清近乎嚴苛的自省，還是聞一多投身社會的高歌，其實都是朝向「理想世界」的、艱難的探索。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朱自清會拖著病弱之軀，為他惺惺相惜的老同事整理文集。
1948年秋，燃盡了生命能量的朱自清病逝於北平。這一次，接過系主任工作、為他編輯文集的人，是早年與他一起談論詩歌與愛情的浦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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