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理模式的鮮明特徵是高績效
當下解釋中國治理模式有兩大主導性話語，一種是國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另一種則是西方以自由主義為基礎和底色的威權主義理論。二者都承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出色的治理績效，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儘管對於現實存在的判斷在趨同，但是雙方的立場、分析理路和表達方式迥然不同。這造成了國內主導話語在國際社會面臨說不清、傳不廣、認同弱的困難，西方的主導話語在國內社會又處於被簡單化、邊緣化、對抗強的困境。這種話語體系的對立，將是一個長期狀態，畢竟兩大制度的並立和競爭是話語體系關係的基本前提。在這種情況下，學術界並非無所作為，更好地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的溝通交流、說理服人的作用就是戰略性選擇。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說:「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要加強研究闡釋，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要善於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
中國治理模式最鮮明的特點是高績效，但是對中國模式的闡釋顯然不能僅限於此，那不僅容易使認識停留在物質進步的表層，更容易造成傳播過程中的形象單一甚至扭曲。應該努力探尋中國高績效治理模式背後的規律性原因，並將其學理化，在開放討論的過程中形成共識。
就中國治理模式的研究而言，要重視五個方面的轉變：
第一， 要從重視制度特色歸納向發現制度運行規律轉變
這應該是中國治理模式研究深化的主基調。儘管國內學界一直在努力擺脫用特色論說明難以說清楚問題的簡單化傾向、甚至逃避式的做法，但是究竟如何實現這種轉變，還沒有形成清晰的思路、有效的做法和富有說服力的結論。這是多重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能完全歸因於學界自身或者學術環境的約束。既然要尋找制度運行的規律，就要在觀察和分析當代中國治理運行時，突破一時一地一人一物的「當下定式」，加強歷史的維度和比較的維度，將當代中國置於中國制度變遷的宏觀歷史之中，放在現代各國治理體系多重比較的坐標系下，重點研究當代中國制度的變與不變(與歷史比較)、同與異(與國際比較)、形與實(文本與實際比較)，進而提煉出概念定義、基本關係、規律性做法等，以說明當代中國治理模式之所以有效絕不僅是因為富有特色，更是符合人類治理的基本規律。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始終堅持兩個原則：一是當代中國治理基本實現了結構化和制度化，因此要以正常化的態度來看待現有的制度約束。這是探求規律性的基本立場。二是當代中國治理模式還在進行著現代化，因此要以現代的，而非傳統的治理標準來測量和引導。這是推動治理變革的基本依據。
第二， 要從關注治理績效轉變為關注治理過程
客觀全面地了解治理績效，只是研究中國治理模式的第一步，目的是辨認事實，但不能只停留在這個層次，那樣就會模糊研究與宣傳乃至新聞報道之間的界限，無法深入到現象背後。應該重視治理過程的研究，這不僅因為中國處於巨型的變革社會中，治理髮生在不同領域、不同層次上，豐富生動，充滿創新，更因為只有關注過程，才有可能了解中國治理究竟發生了什麼、怎樣發生的以及為什麼以這樣的方式發生。研究治理過程有助於我們對中國治理模式的認識從文本研究轉向實證分析，從結構分析轉向結構-過程分析，使研究更貼近現實，揭示實際。要清醒地認識到，這個轉變也面臨著三個方面的挑戰:中國作為一個變革社會，治理事件多樣，過程快速複雜，增加了研究的難度；許多方面的治理開放性不夠，存在「黑箱效應」，制約了研究選題的開展和深入；儘管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不斷引進和使用，但還存在著問題意識不強不準，就方法談方法的「方法至上」傾向。
第三， 要從關注治理的物質成效轉變為重視治理的精神氣質
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有的精神氣質，表現為社會的價值理念、個人奮鬥的目標、優秀人物的湧現、國家的發展態勢等。重視治理的精神氣質，並不是要回到「文化決定論」，而是要總結和挖掘整個國家和社會在開放變革時代中形成的優秀品格和精神特質，避免將中國的治理成效簡單地歸因於物質慾望的釋放、對外部世界的模仿或者歷史傳統的延續復興，展現當代中國治理的創造精神。當代中國治理的精神氣質肯定是向上向善的，既有物質衝動，也有精神追求；既有對發達國家的嚮往，也有對它們的超越；既有對歷史傳統的皈依，也有對傳統的創造性發展。總結和挖掘當代中國治理的精神氣質，就需要把觀念、價值、信仰等理念視角納入對中國治理模式的研究過程中，並努力總結出具有時代特徵、代際特點的治理品格，豐富和推進我們對中國治理精神氣質的認識。
第四，要從關注人事政治轉變為關注生活政治
中國的人事政治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和發揮想像力的地方。這固然說明了在治理過程中人治因素依然重要，但是也會削弱甚至扭曲對中國整體治理的認識。選人用人的標準和方式是中國治理模式的一個鮮明特點，但不是全部。從總體而言，中國治理正在進入生活政治階段，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對日常生活的感受正在成為政治行為的優先選項。環境、社區、消費主權、勞動權益、自由流動等非政治議題正在政治化，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解決的熱點難點痛點問題。生活政治領域的變革也正在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推動力。無論是宏大口號還是人事更替，如果不能進入生活政治領域，就很難引發廣大社會公眾的真切關注和行為聯動。因此，要研究當代中國的治理模式，就要關注日常生活，從中獲得研究的靈感和鮮活的感受，克服制度研究、結構研究造成的遲鈍和滯後。
第五，要從關注國家治理擴展為關注多元治理
國家在中國治理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這也是中國治理模式與其他治理模式之間的重要區別。儘管中國的國家制度建設還在不斷完善過程之中，但是中國的國家掌握著大量的資源，在諸多領域行為主動、具有主導和引導作用。儘管如此，我們也必須看到，當代中國的治理也是一個多元治理主體發展的過程，社會、市場、個人等主體不僅在逐步成長壯大，而且不斷孕育分化出新的治理主體，由此使得整個治理圖景更為多元複雜。這是中國治理模式的活力之源，也是制度調整完善的重要動因。因此，要研究正在形成的多元治理主體、多元治理關係、非國家主體帶來的影響和衝擊、新型多元治理關係的形成和塑造等問題，克服研究中「國家中心主義」傾向，豐富中國治理模式的層次性和維度。
總之，要揭示中國治理績效實現的規律性，就應該調整好研究的立場和心態，把當代中國治理模式作為現代國家治理的一種模式看待，擺脫特色論的思維定式，提高研究的開放水平，增強研究者的想像力，按照學術研究的規律來組織研究、推進研究、傳播研究。（為中央編譯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