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武官沒有養廉銀，除了剋扣軍餉外，他們也有一條發家致富的路

清代總體來說也是一個重文輕武的封建王朝，自康熙以後武官的地位開始下降，到了乾隆以後這種情況更甚。咸豐時期，開了書生帶兵的先河，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也才有了機會成為文能治國，武能克敵的國之功臣。

武官政治地位的下降帶來的後果是很嚴重的，比如說一個綠營提督官銜是從一品，和總督平級高於巡撫，而在實際權力上，卻不如一個知府。俸祿上，地方文官自雍正以後有了養廉銀制度，而武官卻沒有。如此高的落差就會讓武官們心生不平，因此他們只干兩件事：平日剋扣軍餉，戰時濫報軍費。

清代八旗有二十多萬，綠營五十多萬，總計平時戰時，軍費所需佔到國庫收入的大部分。清初時戰亂不斷，政府財政形勢嚴峻，當時每年的收入只有一千四百八十多萬兩，而各路兵馬所需的軍費要一千三百多萬兩，那時朝廷收到的奏報最多的就是「糧餉緊急，宜嚴催解運。」

清朝前期，大概在順康時期，綠營兵有一種現象「冊上有兵，伍內無兵；紙上有餉，軍中無餉」，這種現象基本上都是綠營將領偽造兵丁數量，吃朝廷的空額，而追查起來卻十分困難。為了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朝廷採取了開源節流、整頓軍紀，嚴格軍費報銷制度等措施，此後情況有所好轉，但軍費報銷制度仍然存在很多的漏洞。

清代各省軍費奏銷分平時和戰時兩種，平時叫兵馬錢糧奏銷，即每年由主管財政的布政使在年終結算一次，將具體的用度造冊，和各地的地丁錢糧為一疏，經巡撫、總督的審核交到戶部，戶部審核通過後方能報銷，否則巡撫以下官員都得受罰。

戰時稱軍需奏銷，即先將大軍沿途安設的糧台（負責運輸糧食的官員）、驛站地名、里數以及兵營何日改移，台、站何日裁併等諸多詳情一一繪圖造冊送交戶部，以備戶部審查奏銷時核對。

照例，軍隊出征時戶部會有一部分撥款，不足之處才有臨近的省份徵調。在戰後報銷時，要將所有賬目整理清楚，每一筆款項的用途也得仔細說明。這個制度在起初的時候執行的還算嚴謹，各級軍官也因此撈不到多少好處。

不過，到了後來情形為之一變，綠營軍官們聯手造假成了常態，並且與戶部官員沆瀣一氣，在審核時矇混過關。值得說明的是，戶部尚書及各部主事並不親自負責這些細碎的賬目，經手的都是戶部的書辦。書辦其實就是一些小吏，只要搞定了他們就能順利報銷軍費。

乾隆時就有個例子很能說明這個問題，乾隆朝紅人福康安凱旋迴京時到戶部報銷軍費，其數量有一千八百多萬兩之巨，因為他是孝賢皇后的侄子，又身居高位就沒打點戶部書辦，結果軍費遲遲不能報銷。後來經高人指點，才放低身段送給書辦二百萬兩銀子，因此才順利得以報銷。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清代的軍費奏銷就是筆爛賬，統兵的將軍和戶部書辦暗箱操作大撈國庫的銀子。

不過話又說回來，戰爭並不是每年都有，平時這些軍官們就只能剋扣士兵的軍餉。綠營兵本來餉銀就不多，經過層層剋扣，到手的只有6成不到，以至於綠營士兵不能維持全家生活，因此也就出現了裝備差、戰鬥力低，而官兵作戰不力的情況。

太平天國初年，對抗太平軍的主力就是綠營，兩年多時間內朝廷調用各省綠營十萬餘人，所用軍費竟高達二千五百餘萬兩。而曾國藩的湘軍從開始的一萬七千餘人發展到十二萬人，前後用兵十二年，所用軍費不過三千萬兩而已。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體制的不完善。在朝廷重文輕武的宗旨下，武官該有的政治地位被大大削弱，經濟收入也不如文官，因此撈錢成了他們唯一的出路。太平天國以後，地方封疆大吏崛起，中央財權也逐漸下放給各省督撫，軍隊實際掌控在他們手中，因此地方的財源也逐漸被他們控制，這時期反而很少出現剋扣軍餉和濫報軍費的情況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