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的意義：奧運冠軍報道的特徵與話語中的國家意識（1984-2016）
原標題：「王者」的意義：奧運冠軍報道的特徵與話語中的國家意識（1984-2016）
本文以《人民日報》在1984-2016年夏季奧運會期間對我國冠軍的報道為研究對象，發現不同奧運冠軍獲得的媒體關注量差異顯著；報道數量受競賽項目、比賽人制的影響呈現不平衡分布。媒體對奧運冠軍進行報道的同時，也構建著國家意識,「國家話語」伴隨著我國逐漸融入奧林匹克運動的歷程以及政治情境變化而不斷演變。
體育賽事是一種「正在發生的歷史」，它的現場性、即時性和不可預知性吸引了大量的體育愛好者，也為傳媒業帶來了充分的報道空間和利潤空間。奧運會作為世界頂尖體育賽事，往往具有「造王」的力量，奧運冠軍常常被譽為「天之驕子」、「無冕之王」。中國與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有著百年的淵源。而1984年新中國正式回歸奧運會並奪得首枚金牌開始，媒體對奧運冠軍一直青眼有加。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國力的日益強盛，國家對體育事業的投入增大，每屆奧運會上中國運動員都有不俗的表現，奧運冠軍不僅是競技體育塔尖的精英群體，也逐漸演化為政治傳播話語中的符號，同時也承載著商業利益、民眾期許，媒體關於冠軍的報道在奧運報道中舉足輕重。
自1984年新中國回歸奧運會並首摘金牌至最近一屆2016年奧運會，我國已連續9屆參加夏季奧運會，獲得227枚奧運金牌，產生近300名奧運冠軍。然而，每一名冠軍、每一枚金牌得到的媒體關注卻存在巨大差異，且不同時期媒體對冠軍的報道數量、解讀方式等也存在差異。本研究試圖從體育與國家意識的關係出發，以我國媒體在奧運會期間對奧運冠軍的報道為對象，利用描述統計和文本挖掘等方法，分析媒體報道奧運冠軍時的特徵、傾向、規律及歷史變遷，透析媒體奧運報道建構國家意識的意義。
數據分析與研究發現
1.冠軍報道數量的分布
不同屆別奧運會的媒體報道總數呈現明顯差異，通過相關性檢驗發現，報道總數與當屆金牌數量成正相關（Pearson=0.97，p<.001）。可見，獲得金牌越多，媒體關於奧運冠軍的報道也相應增加。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奪得51枚金牌，《人民日報》在奧運期間的冠軍報道達到230篇；而1988年中國代表團「兵敗漢城」僅獲5枚金牌，相應報道僅有27篇。
本研究試圖探索除金牌數量之外，比賽項目的特徵如何影響報道數量，重點關注性別、比賽人制和項目類別。本研究將「報道數」作為檢驗變數，去掉3個男女混雙組合的冠軍後，將男女性別作為分組變數，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發現，男性樣本（N=100，均值=8.74，標準差=5.83）和女性樣本（N=124，均值=9.40，標準差=6.98）不存在顯著差異（t=－.75，p=.45）。也就是說，總體來看，媒體報道數量不會因為運動員的性別而有明顯差異，男女冠軍獲得的報道數差別不顯著。
比賽人制和項目類別的方差齊性檢驗顯示兩種分組變數方差齊性都不相等，因此不能夠進行方差分析，而要採用「非參數檢驗」（Kruskal-Wallis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兩種分組變數都達到了顯著水平（卡方=22.61，p＜0.01），可以認為兩個因子引起報道數不全相等。團體項目的平均報道數量總體較多，雙人項目因沒有明確的焦點和中心，媒體報道比較少。同時，團體項目冠軍報道數量的標準差高達12.71，說明媒體關於團體項目冠軍報道量的波動很大；原始數據顯示，媒體對中國女排團體冠軍的報道遠高於對賽艇、乒乓球、體操等團體比賽項目的報道。
《人民日報》對不同項目類別的報道數的差異。在各類比賽項目中，媒體對排球的報道量遠超其他項目，儘管排球只獲得過三枚金牌（分別由女排在1984、2004和2016年奪得），但這三塊金牌承載的意義非同一般。此外，游泳作為觀賞性極強的項目，在孫楊、寧澤濤等運動員帶領下觀眾熱情高漲、關注率頗高，而射擊作為奧運會開賽初期的中國奪金大項，自然受到更多的關注。相比而言，跆拳道、舉重這類項目媒體報道量較少，可能與這類項目觀賞性較差、群眾性體育實踐較弱有關。此外，各項標準差中田徑項目最高，達到7.80，這是由於競走比賽的冠軍被關注較少，而劉翔、王軍霞等中短距離冠軍格外受到媒體關注，因此同為田徑比賽，但報道量的波動最大。
2.報道數分布的縱向特徵
為了展示不同項目平均報道數量隨時間的演化特徵，本文以奧運屆別作為分類變數之一，統計了跳水、舉重、體操、乒乓球、射擊這前五個奪金大項（共計153項冠軍，佔比67.40%）在9屆奧運會中平均報道數的變化。
射擊在6屆奧運會中的平均報道數量都拔得頭籌。這一方面與射擊比賽時間多安排在奧運前期金牌產生不多的時段，並有5屆奧運會的中國代表團首金產生在射擊項目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射擊運動的偶然性及對人心理素質的考驗有關，關於射擊比賽熱門奪冠人物出局、「黑馬」奇蹟、運動員心理調適的報道較多。另外，舉重的報道數量在8屆奧運會中均排末尾，這可能由於舉重運動觀賞性較差和群眾基礎較弱影響。舉重報道數僅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排在第二位，這與當時東道主中國舉重隊攬獲8金有關。跳水、體操和乒乓球這幾項中國強項的報道數量則較為穩定，波動不大。值得說明的是，1984年乒乓球、1988年射擊和舉重、1992年舉重，以及2016年體操均無金牌入賬，因此圖5中這幾項冠軍報道數量為0。
3.奧運冠軍議題的語義結構和「國家話語」的體現
備受關注的奧運冠軍，32年的媒體報道呈現怎樣的圖景？為此，本研究對選取的984篇《人民日報》的報道匯總後，利用分詞與詞頻統計軟體，得到32年來媒體報道奧運冠軍議題的相關高頻詞語，然後通過Gephi（gephi-0.8.2-beta）軟體對高頻詞共現矩陣進行可視化分析，可視化節點的大小與節點的加權度呈正相關，節點間的距離反映概念間關係的強弱，概念間關係越強離得越近，關係越弱離得越遠，邊的粗細表示共現關係強度，報道中兩個詞共同出現頻次越高，該條邊越粗。從全局圖中可以看出奧運、中國、北京、運動員等幾個加權度大的詞，直觀地表現出有關奧運冠軍的報道涉及多個層面。右方和下方是包含「比賽」、「金牌」、「選手」、「冠軍」、「賽場」等關鍵詞的比賽層面語義，聚焦奧運冠軍賽場表現的描述；左方是包含「鳥巢」、「觀眾」、「志願者」、「訓練」等辭彙的語義群落，體現與賽場比賽息息相關的幕後工作；上方則是包涵「進步」、「成功」、「國旗」、「夢想」、「發展」、「贏得」等彰顯國家崛起的辭彙和「中華」、「人民」、「傳統」等飽含民族自豪感、容易激發國家意識的語義網路。
討論與結論
深入閱讀分析奧運報道的具體內容，我們發現試圖激發國家意識的「國家話語」呈現如下兩個明顯的特徵：
（1）不同歷史時期「國家話語」的表現力度和側重點均有不同。
不同屆別奧運會報道的高頻詞顯示，每屆奧運會報道出現的高頻關鍵詞差異較大，這反映出奧運冠軍報道的中心話語的內在差異。比如在中國重返奧運會的1984年，「祖國」、「中華」等彰顯民族自豪感與政治身份認同的詞語出現頻次較多，而取得突出成績的女排（三大球的第一個集體冠軍）、許海峰（獲得中國第一枚奧運金牌）也被高頻提及；而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時，「比賽」、「選手」、「體育」等彰顯運動精神的辭彙則佔據主導。與各年份的具體報道內容相比對，我們發現高頻詞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不同時代奧運冠軍報道的傾向，「國家話語」在冠軍報道中的出現往往與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息息相關。1984年是中國第一次參加奧運會，《人民日報》的冠軍報道，無論是消息，還是評論、報告文學作品，都飽含情感，如許海峰領獎之後對記者說：「能夠為祖國奪得第一枚奧運會金牌，我感到自豪和高興，這個榮譽歸功於祖國和人民。」跳水冠軍周繼紅領獎時，《人民日報》寫道：「佔有她寧靜的心的只有兩個字——祖國。」劉白羽在8月13日題為《流吧！自豪的熱淚》一文中寫道：「郎平，你不只是一個郎平，張蓉芳，你不只是一個張蓉芳……你們是中華民族的精靈，你們是社會主義祖國的化身。」可見，當年的冠軍們的個性化形象模糊，而是以一個個祖國的優秀兒女的形象呈現出來，將冠軍個體與國家形象緊密聯結。在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入正軌的1980年代，這樣的媒介話語對於激發受眾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的意義。
類似的話語特徵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和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中都較為沉寂，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偶有出現，主要的原因是中國運動員受到各種外來因素的干擾和壓力。《人民日報》撰文指出，運動員的形象反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承受外來壓力的考驗，反而能彰顯運動員的「王者風範」。
直至2000年悉尼奧運會，「國家話語」才再一次集中呈現。如《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記者文章《金牌激蕩愛國情》，認為「世紀之交、千年之交的悉尼奧運會，正值新中國成立51周年的喜慶日子，中國體育健兒以創紀錄數量的金牌和獎牌，送給全國人民一份巨大的驚喜，獻給祖國母親一份最好的生日禮物」。一封熱情洋溢的讀者來信更是肯定觀看奧運會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奧運健兒贏得金牌是全球華人的驕傲。「國家話語」在2000年的小高潮體現了隨著國力的強盛，中國逐漸成長為體育大國,奧運冠軍在賽場上的勝利與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崛起一樣彰顯民族信心。與1984年的「國家話語」不一樣的是，2000年的「國家話語」相對平和，主要表現在反思金牌數量集中在少數優勢項目，指出銀牌、銅牌得主，甚至拿不到獎牌的運動員，都有自己的精神價值。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同樣出現了「國家話語」的小高潮。2008年，中國是奧運主辦國，鑒於奧運會的重要地位，這一事實本身就能帶來強烈的國家意識。這一年《人民日報》的奧運報道無論從數量還是從報道角度的豐富性來看，都超過往屆。在「國家話語」中，除了和以往一樣將冠軍的成功與祖國的培養、民族的強大結合起來，更強調中國擁抱世界的從容姿態和中國人開放包容的胸襟，呼應北京奧運會「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主題，甚至有多篇報道是關於外國運動員為其祖國爭光的內容。
綜合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作為「體育強國」地位的逐漸穩固，政治色彩在冠軍報道中逐漸淡化，而有關體育精神、單個項目和運動員個性化的描述增多，這與中國不斷開放和日趨成熟的奧運心態密不可分。
（2）「國家話語」在不同體育項目中的體現程度有明顯差異。
在各種不同體育項目中，「國家話語」的體現也有著較大差別。相對來說，熱門體育項目更容易發展出「國家話語」，其中球類項目尤為突出。
乒乓報道是體育為國家服務的佐證。乒乓球運動在世界其他國家普及度並不高，媒體也不甚關注，但在中國，乒乓球卻有「國球」之稱。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在乒乓球運動上的實力強大，曾幾次包攬世乒賽、奧運會的全部金牌，中國乒乓球隊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世界頂級運動員，對新中國體育事業而言意義非同反響，其他體育項目難以望其項背。另一方面，1970年代，「乒乓外交「成為中美關係發生重大轉變的媒介，「小球轉大球」等體育化政治行動化解了中美之間的堅冰。因此，乒乓球運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在中國民間也深受喜愛。自1988年漢城奧運會將乒乓球納入奧運會比賽項目後，中國奪得32塊乒乓金牌中的28枚，中國媒體高企的報道數量亦是對乒乓球項目突出表現的認可，成為奧運史上的「中國特色」。但不難發現，時代的變遷和國際政治格局的悄然改變，也影響著媒體對乒乓球運動的報道。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及中國國力日趨強大，乒乓球完成了作為政治工具的歷史使命，真正回歸到運動層面,媒體報道量在倫敦和里約奧運會中都有下降，報道角度則逐漸由政治視域回歸體育競技本身。如在1988年的乒乓球奧運報道中稱，「（韓國）近一半的觀眾捲起手中的南朝鮮小旗子退場了，中國和南斯拉夫選手在不受干擾的氣氛下……」，冷戰的政治意蘊在奧運報道中顯現。而2016年的奧運乒乓報道中，這種國家政治色彩的敘述不見蹤影，報道更多關注「技術」、「心理素質」等議題；且在中日矛盾衝突不斷的背景下，日本女乒選手福原愛得到中國媒體「愛醬」、「瓷娃娃」、「萌萌噠」等形容，亦可看作政治色彩在奧運場域的消解。近年來中國乒乓球隊由「無敵」到「寂寞」，缺少勢均力敵的國際競爭對手，自然也失去了激發國家意識的土壤，在近些年的奧運冠軍報道中，乒乓球運動也不再有四十年前在體育新聞中的奪目光輝。
作為在三大團體球類項目>中唯一摘得金牌的中國女排，一直是國人的驕傲，其在1984、2004、2016年三次奪冠都被媒體大篇幅報道。1984年中國重返奧運的第一屆比賽中，女排就奪得團體球類冠軍，實現了「五連冠」的輝煌，在剛剛改革開放、百廢待興的中國贏得國人廣泛關注，中國女排自強不息、為國爭光的精神成為教育、鼓舞民眾，象徵民族精神、彰顯民族自信心的符號。1990年代之後，女排戰績滑落，直到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在主力隊員受傷的情況下，中國女排強勢逆轉，時隔20年重獲奧運金牌，《人民日報》在8月30日的「奧運特刊」上，除了報道新聞外，還配發評論《把光榮寫在共和國的旗幟上》，再次將女排的拼搏精神與國家的發展脈絡結合在一起，對女排代表人物郎平的報道，也強調她對「中國人」身份的自我認同。2016年，女排在三大球整體低落、自身發展坎坷的情況下，又一次奪得奧運金牌，掀起了媒體重提「女排精神」的浪潮，《人民日報》發表《團結奮進，匯聚發展正能量——以女排精神激蕩中國力量》、《壯哉，女排精神！》、《時代何以重喚「女排精神」》、《「女排逆襲」展現精神的魅力》等多篇評論，指出女排精神是「偉大民族精神的象徵」，是國家發展、民族進步過程中的精神力量。可以說，媒體對女排比賽的熱切報道和評論，一次次喚醒了觀眾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和國家意識，在強調女排運動員不斷突破自身或外在束縛，最終完成民族或歷史使命的同時，傳媒也喚起了觀眾的國家意識，是「體育國家主義」在中國的典型表現。與乒乓球運動的「傲視群雄」相比，中國女排在世界的排名有起伏，因而也增加了奧運賽事的不確定性，使得每屆奧運會比賽都留有懸念，金牌的獲得顯得更加艱辛，而由此折射出女排運動員的頑強拼搏精神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的民族精神的體現，也具有更加重大的國家意義。
儘管現代奧運會力求「體育無國界」的運動追求，但必須承認，奧林匹克精神不僅僅是國際化的，更存在本地化的解讀和改造，與民族觀念、國家意識緊密相連。奧運冠軍註定無法成為擁有普遍「自由意志」的運動員，其身體和精神都被「物化」和被消費。奧運組織者一方面力爭擴大奧運會的政治影響力,一方面又儘力拒絕政治力量在奧運大舞台上的表演，但國家間的角力卻無處不在。在電視直播和移動互聯網技術迅猛發展支持下，奧運會已經變成全球億萬觀眾參與和「見證」的盛會，奧運冠軍迅速成為賽事期間甚至賽事之外的焦點人物，媒體對冠軍的報道不是這場盛會簡單的記錄，而把競技比賽時運動員之間的較量延伸到賽場之外，拓寬到民族、國家抑或經濟社會生活各個方面。
鍾智錦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友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2016 級碩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鍾智錦、王友：《「王者」的意義：奧運冠軍報道的特徵與話語中的國家意識（1984-2016）》，閱讀原文及學術引用，請務必參考《新聞記者》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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