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像正午太陽無法直視」

《魚翅與花椒》

[美]扶霞·鄧洛普著何雨珈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07

初到一個陌生國家，最能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莫過於當地的食物——從視覺到嗅覺再到味覺的一次全面轟炸。如果文化學者能從生魚片和壽司中分析出日本的民族性格，那麼從扶霞·鄧洛普（Fuchsia Dunlop）《魚翅與花椒》中的「川菜歷險記」里，我們或許也可以從這個英國來客的眼中一窺中華民族的某種特點。

和其他帶著獵奇眼光蜻蜓點水記錄異域食物的文字不同，扶霞·鄧洛普總是在尋找食物的差異背後蘊藏著的中西文化碰撞的深意，同樣也觸碰了一些更加深入的話題，例如糧食、饑荒、浪費等——這或許與她劍橋大學英國文學學士、倫敦亞非學院中國研究碩士的學術背景相關。上世紀九十年代，扶霞來到四川大學讀書，住在高標準的留學生宿舍中，卻熱衷於鑽進成都街頭的「蒼蠅館子」——她發現，中國人居然真的什麼都吃：內臟、腦花、軟骨，還有「散發著硫磺氣味」的皮蛋。到後來，她不再滿足於做個單純的食客，報名成為了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的第一位外國學生。

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都是由自己吃進肚子的東西構成的。回到英國後的扶霞偶爾也會思考這個問題：吃了這麼多中國菜，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在家中，她從菜園摘了些蔬菜，烹飪裝盤後發現裡面躺著一隻菜蟲。她一邊想著上面的問題，一邊把菜蟲吃進了嘴裡。

朱天心著

理想國 | 廣西師大出版社 2018-06

朱天心的丈夫、作家唐諾評價，《漫遊者》雖然是小說，但實際上更像是賦——向著某個巨大而神聖的對象而寫，或奢華大言，或極度悲傷。這種印象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漫遊者》中收錄的五篇小說都寫於朱天心的父親朱西寧去世之後。唐諾直接將這本書稱為「死亡之書」：這一意象在小說中不停地出現、不斷地蔓延，「死亡」在朱天心的筆下成為了供人沉思的哲學命題與供人端倪的文學想像。

朱天心說，自己在父親去世後曾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時期，就像火車進入隧道時的那一陣驟黑：不怕看見自己，而是怕把自己看得更清楚。她在書中寫道：「死亡像正午太陽無法直視，臨終的人焚燒著雙眼，父親是替我探路去了。」或許正因如此，作家黃錦樹認為，《漫遊者》是一種「頗為私密的對話，或者關於私密對話的想望的嘗試」。朱天心書寫死亡的起點，要遠早於《漫遊者》。早在處女作《方舟上的日子》里，這種對死亡的追蹤和拷問就已初現端倪。即使在關注社會議題或愛情的作品裡，死亡也漸漸成為了一種道具和隱喻——不論是逝去的青春、消散的記憶還是都市的廢墟，這些失去生命力的存在都是某種意義上的死亡。

[日]角田光代著莫瓊莎譯

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06

從五歲起，紗有美的每個暑假都在「山莊」里度過：在山區的一座別墅里，和七個毫無關係的家庭一同聚會。她從幼兒園時代就沒有朋友、受盡捉弄，是聚會讓她第一次有了玩伴、受到了誇獎，也讓她見到了平日嚴肅的母親柔軟生動的一面。她甚至認為，只有夏日聚會才是真實的：「這裡以外的一切都是不真實的，一年之中只能在這短暫的時間裡才能成為真實的自己。」

問題是，這個一年一度固定的夏日聚會究竟因何而起？孩子們不斷猜測：他們的父母並非親戚，也不是同學、鄰居，這些孩子唯一的共同點只有「都是獨生子女」。並且，他們中的任何一人都從未從父母那裡得到關於這個夏日聚會的解釋。藏在這幢充滿美好回憶的夏日別墅里的秘密，在孩子成年之後最終被揭曉，它宛如一則極端的「社會思想實驗」，背後是作者角田光代所希望探討的更加深刻的社會話題：人類是否有生育和出生的自主權利？血緣關係是否是家庭成立的必要條件？精英出身是否就能保證人生一帆風順？

[法]阿爾貝·加繆著石武耕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03

法國哲學家福柯認為，古典時代的死刑背後是君主權力的彰顯：臣民的生命是屬於君主的，膽敢忤逆君主的人就會被剝奪生命，這是一種對生命採取消極、否定和拒斥態度的權力。而在現代，權力轉而成為積極的、生產的力量，人的身體和生命成為權力管理的對象，死刑開始被謹慎使用——不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而是因為在監獄裡把罪犯慢慢規訓成「有用的人」更符合社會的需要。

而加繆在《思索死刑》中則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反對死刑的理由：他認為，司法的終極形態應當是保護公民、為城邦帶來寧靜和秩序，而非通過「令人作嘔」的死刑場面給公民帶來驚嚇和不適。權力機構認為，死刑可以成為一種鎮壓工具，用以「殺一儆百」——加繆堅決反對這一點，認為死刑非但不能阻止罪犯，反而會起到難以預料的示範效果。在本書中，加繆的論述延續了他一貫的敘述風格，並非嚴肅的學院派著作，卻也有一份獨特的冷峻力量，如同一份沉重而周密的辯詞。

錢滿素著

東方出版社 2018-06

「文明」是一個太過寬泛的詞語，以至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目之所及的種種都可以納入它的討論範圍：從教育到政治，從權利到法律，從文學到電影，從音樂到詩集。這種寬泛也讓我們在某些時刻感到惶恐：從什麼意義上，我們可以談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明」會走向何處？從什麼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一個文明是成熟而理性的？

在《文明給誰看》一書中，美國文明史專家錢滿素試圖通過時間跨度長達三十年余年的多篇文章給出答案。這些文章如同文明的表徵一樣紛繁蕪雜：涉及文學、歷史、政治，談論美國、歐洲和中國，也包括隨筆、書評、講座和訪談等多種體裁。在書中，錢滿素討論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也談論了韋斯特美國夢的結構以及「自相矛盾」的福克納。此外，三十年的時間跨度帶來的研究方向變化，也讓我們能夠更直觀地感受到錢滿素對「文明」理解的不斷深入。

[英]約翰·O.E.克拉克著王兢譯

未讀 | 北京聯合出版社 2018-07

人類製作地圖這一行為背後的野心，正是把對我們來說過於龐大而渺遠的世界鋪在二維平面上，讓人僅僅轉動眼球就可以把「世界」的大致相貌瞭然於心。但，不論是囿於客觀因素，還是製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錯誤或誤差，想要畫出一幅「十全十美」的地圖似乎都是一樁難以完成的任務。然而，地圖作為人類理解世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已成為了「人-圖像-世界」這三位一體中不可或缺的中介。

《地圖中的歷史》並不像其書名所暗示的那樣，僅僅規矩地講述地圖發展的歷史——它的內容更側重於副標題「改變世界的地圖」。因此，除了地理地圖以外，書中還囊括了地鐵地圖、疾病地圖、城市全景地圖、鐵路地圖，以及亞特蘭蒂斯大陸地圖和中土世界地圖這些幻想中的地圖。此外，書中還藉助了各種地圖來科普許多歷史故事的真相，例如「哥倫布為何認為新發現的大陸就是亞洲」，以及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真實原因。通過展示這些功能各異的地圖，作者約翰·O.E.克拉克（John O.E. Clark）所希望體現的不僅僅是地圖及製圖過程中的美感，更是這些「以小見大」的圖像背後人類認識世界方式的發展與進化。

[美]史蒂芬·奈菲/[美]格雷高里·懷特·史密斯著沈語冰/宋倩/蔣葦/匡驍譯

啟真館 |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8-06

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或許是對當代繪畫產生最大影響的美國畫家之一。他最知名的繪畫方法是「滴畫法」：把巨大的畫布平鋪在地上，用棒或者畫筆將顏料濺灑在畫布上，或者用噴霧器噴出稀薄的顏色。在作畫的過程中，他會在畫布周圍甚至內部走動，用各種無意識的動作讓畫面變得複雜難辨——這也導致大部分人首次見到他的作品（並聽聞作品的拍賣價格後）會覺得難以置信甚至怒不可遏，因為他們覺得這種繪畫根本沒有技藝和美感可言。

然而，波洛克堅決否認他的作品是偶然產生的，他認為，每幅作品背後都有其特定的想法。運用滴畫法作畫是為了讓情感更加充沛地宣洩，讓一切矛盾都成為合理的存在。這種獨闢蹊徑的繪畫方式和波洛克本人的生活軌跡不無關係：在他短暫的四十四年生命中，他大部分時間隱居，脾氣乖張且反覆無常，並且一生都在和酗酒鬥爭。他個性怪癖，用自己的藝術衝破清規戒律，卻始終遭受著「魔鬼的折磨」。

《波洛克傳》的作者史蒂芬·奈菲（Steven Naifeh）和格雷高里·懷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的另一部代表作品是《梵高傳》，而波洛克也被很多人看作是「美國的文森特·梵高」。或許正是這種伴隨著自我毀滅而迸發的創造力吸引了兩位作者，他們由此寫下的關於藝術家的文字，又感染了更多人。

[英]奧利弗·詹姆斯著賈萱/魏寧譯

後浪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08

今天，社交網路上時不時會有人曬出自己的「基因檢測報告」，以證明自己身體和生活中的種種特殊或怪異之處，原來都清清楚楚地寫在DNA鏈條之中。「不怪我，是基因決定的！」或許能夠讓我們對自己的某些性情或某種特質鬆一口氣，卻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掩蓋了問題——心理學家奧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認為，我們的性情，乃至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是由家庭而非基因塑造的。

許多人發現，自己和父母乃至祖父母存在性情上的相似性，因而想當然地把這種相似歸結為基因的遺傳。在《天生非此》一書中，奧利弗·詹姆斯運用自己擔任心理醫生時積累的大量真實案例以及科學分析，否定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心理層面的代際相似性是由後天培養造成的。人們的性情是由父母的言傳身教以及身份認同等因素共同影響的，之所以會出現代代相傳的相似性，是因為家庭培養模式如同基因一般在一代代人之間傳遞。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鏡子。

本書雖然是科學著作，但並不艱深晦澀，相反，作者用大量的研究證據和實例讓整本書變得豐滿而幽默。臨床心理學教授約翰·里德（John Read）認為，《天生非此》一書在解釋家庭環境重要性的同時，實際上還讓我們關注一項更重要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對待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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