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十月》?中篇小說
張翎，浙江溫州人。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後就職於煤炭部某機關任英文翻譯。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分別在加拿大的卡爾加利大學及美國的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聽力康復學碩士學位。現定居於多倫多市，曾為美國和加拿大註冊聽力康復師。
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在海外寫作發表，代表作有《勞燕》《餘震》《金山》等。小說曾多次獲得包括華語傳媒年度小說家獎，華僑華人文學獎評委會大獎，台灣時報開卷好書獎，香港《紅樓夢》全球華文長篇小說專家推薦獎等兩岸三地重大文學獎項，入選各式轉載本和年度精選本，並七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根據其小說《餘震》改編的災難巨片《唐山大地震》（馮小剛執導），獲得了包括亞太電影節最佳影片和中國電影百花獎最佳影片在內的多個獎項。根據其小說《空巢》改編的電影《一個溫州的女人》，獲得了金雞百花電影節新片表彰獎和英國萬像國際電影節最佳中小成本影片獎。小說被譯成多國語言在國際發表。
胭 脂
張 翎
沒有哪個夜晚比一個發生火災的夜晚更加黑暗。沒有人比一個在吼叫的人群中奔跑的人更加孤單。
——卡爾維諾《國王在聽》
上篇：窮畫家和闊小姐的故事
最初我看見的只是一抹粉紅，很小，很淡，像是清洗狼毫時不小心濺出來的一滴水。我想揪過一個袖角來搌那滴水，可紙是生宣，水跑得比我的手快，轉眼間一滴已經洇成了一團，一團又洇成了一片。
白費了，一張紙。我想說。可是兩片嘴唇粘得很緊，話找不到一條逃生的路。物價飛漲，家裡寄的錢永遠還走在路上，米貴，油貴，顏料墨條紙筆，萬物都金貴，我只是捨不得那張新紙。
那片粉紅的水跡很快漫過了整張紙，漫到了桌子上，漫上了牆壁。再後來，連窗玻璃和天花板都有了顏色。顏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的呢？我沒留意，還沒來得及。顏色像花一樣開出了許多瓣兒，從粉紅到洋紅到桃紅到石榴紅到玫瑰紅到杏紅到酒紅到朱紅到艷紅到深紅到紫紅……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種紅，有的紅沾了花卉的名字，理直氣壯，跋扈張揚；有的紅跌落在一種花和另一種花之間的縫隙里，沒有名字，也沒有名分。
每一樣紅，都應該有一個名字的。我想。
那片紅越變越深，到最後，就變成了阿娘嘴唇的顏色。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阿娘。阿娘在那張有頂篷的雕花木床上躺得太久了，從我記事起，阿娘似乎就從來沒起過床，阿娘的身子已經在褥子上長出了根須。只是那天阿娘的躺姿有些古怪，身上的骨頭彷彿都變成了鐵絲，翹起的雙足將杏黃色的緞被子戳出兩隻硬角。那天阿娘的嘴唇很紅，紅到發紫，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沒擦乾淨的血跡。阿娘的血在肺里待膩了，一心想逃出來見見生天。
有一隻黃蜂爬進了我的耳朵。不，不是一隻，是一群，那些嚶嚶嗡嗡的聲響，是許多對翅膀在撞擊。後來，那些癲狂的翅膀大概扇得疲軟了，漸漸安靜下來，我才聽見了一陣模模糊糊的說話聲。
「這是誰？……抖成這樣……沒人陪？」我迷迷糊糊地聽見一個聲音在問。
那聲音也有顏色，感覺也是紅的，只是說不準確是什麼紅，似乎比粉紅濃烈些，又比桃紅老成些。
「美專……日本人……學校內遷……沒走成……」一個蒼白的聲音回答道。
「傷寒……半個月了……家裡沒人……醫院不曉得，哪裡寄賬單……」另一個同樣蒼白的聲音說。
我突然醒悟過來，他們在談論我。
家裡，沒人？
我很想坐起來，憤怒地咆哮一聲：「怎麼可能？」可是我指揮不了那堆包裹在皮（從前是肉）里的筋骨，甚至連挪動一下也不能。我覺得我的背我的腰我的臀已經在床鋪上生出了根須，正如當年的阿娘。
我只是沒了爹娘而已，我還有一大家子人，在老家。我爺爺娶了三房妻妾，我有三個伯父，五個叔叔，七個姑媽。我的堂親戚聚齊了吃酒席，十張大圓桌都嫌擠。
可是，他們現在在哪裡，那些伯伯嬤嬤叔叔嬸嬸姑姑姑父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堂侄堂侄女？他們在路上，就像那些早該匯到的生活費一樣。他們只能在路上，他們永遠不會抵達，因為他們沒法見我。他們見了我的面，就不得不解釋那些改了名的地契，易了主的房產。
阿爹是在阿娘走後的第二年死的，頭天喝了酒，躺下去睡覺就再沒醒來。醫生說阿爹是死於心臟病，我知道阿爹是死於失望，為阿娘沒生下另外一個兒子，也為我不肯守在家裡幫襯他的茶葉生意。我原先是想縣中畢業後回到鄉里的，我自小在茶園長大，喜歡茶園的清靜——假若我沒有遇見那位教美術的范先生。范先生說我書讀得好，畫畫得更好。范先生說我的眼睛就是為畫而生的，我若回了鄉下，我就辜負了上蒼給我的這雙眼睛。范先生說上蒼是吝嗇的，千萬個人里，也只能找到一雙這樣的眼睛。
范先生的話叫我的腳改了路。縣中畢業後我沒回鄉，而是報考了上海美專。阿爹從此就沒給過我笑臉。
阿爹死後，阿伯阿叔就把我家名下的茶園和生意給分了，說是抵阿爹生前借下的債——那都是些死無對證的事。我是阿爹的一根獨苗，沒人肯站出來替我說句公道話，誰也犯不著為一個遠在他鄉的學生娃，得罪一群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鄉親。
「哦，是畫家，怪可憐的。」我聽見了一聲暖色的嘆息。在沒有想好究竟是什麼紅之前，我只能含糊地把那個聲音歸在暖色譜里。
我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畫家可憐？還是生病無人照看可憐？還是生病無人照看的畫家可憐？我很想問一問，可是我張不開嘴。嘴唇也生出了根須，在牙齦上。
這時我感覺有一片冰涼的東西，輕輕地落在了我的額頭上。我聽見了哧哧的響聲，那是我的額頭在化著冰。
我終於睜開了眼睛。我最先看見的不是那張臉——臉那時還掩藏在一簾頭髮之下，我看見的是一件紅色的呢子大衣。我這才明白，先前那團漫無邊際的紅並不是夢，也不是幻覺，而是那件大衣在視網膜上留下的朦朧印記。或者說，是眼皮在空氣中感受到的細微重量。
胭脂。
我一下子想起了這種紅的確切名字。
「黃仁寬，你醒了？」
我床前的那個女子抬起頭來，從一簾濃密的短髮中露出一雙眼睛。當然，她露出來的並不只是一雙眼睛，但在我的記憶中，我對她的整體印象在看到那雙眼睛時便已徹底完成。在我的審美學詞典里，臉上的其他器官只具備生物學意義，它們不過是眼睛無關緊要的鋪墊和補充。這也是為什麼我的寫生課老師總是奇怪，我的人物除了眼睛之外，一概面容模糊。
「你怎麼，知道，我，名字？」
過了一會兒，我才醒悟過來，那是我的聲音。我已經記不得上一次開口說話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只聞見了舌頭在口腔里悶久了散發出來的酸腐氣味。
我是怎麼一下子掙斷了嘴唇和牙齦之間那些越長越粗的根須的？我知道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是一台超大馬力的發動機，能叫死人從棺材裡站起來跳舞。
那是一雙什麼樣的眼睛啊？眼白蕩漾著一抹淺藍，帶著一絲不諳世事的驚訝和好奇，碩大的眼珠遊走在那汪淺藍之中，像裸露在海面上的兩座幽黑島嶼。我從海水和島嶼之中看見了我這輩子沒在任何女人眼中發現過的東西。
她抽回那隻搭在我額頭的手，指了指我床頭的那塊牌子：「你的名字，寫在那裡。」
「我，要，死了。」我囁嚅地說。
她沒聽清我的話，她是從我翕動的唇形和表情上猜出了我的意思的。
「誰說的？」她的兩條眉毛走動起來，眉心蹙成一個柔軟的結子。
「黑暗，加深……」我說了半句，就無力地停了下來。
她以為我在說胡話，就掀起窗帘的一角，指給我看窗外那輪掛在光禿禿的樹枝上的太陽。太陽沒有多少熱氣，但依舊給樹身和對面的屋頂塗上了一層稀薄的白光。
「嬤嬤，剛才，來唱過……」我說。
我說的是那首《黑暗加深》（Darkness Deepens）的聖詩。我上縣中時認識了一位瑞典傳教士，跟著他去醫院探訪過病人，他告訴我這首歌是唱給臨終之人的安魂曲。所以，當我從醫院的嬤嬤口裡聽到這個旋律時，我就知道我已經踩到從白天進入長夜的那道門檻上了。
我不指望她懂，可是她竟然懂了。後來我才知道，她上過教會學校，她會的聖詩遠比我多。
她眼裡那汪淺藍色的海水顫了一顫，流溢出來，滴落到臉頰上。
「我怕，一個人，上路……」我的牙齒相互碰撞起來，發出咯咯的聲響。
她伸出手來，捏住我裸露在被褥之外的那隻手。我手上的骨頭尖利如刀，她被割傷了，疼得嘶了一聲。
「我陪你。」她說。
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沒看著我，是不敢，也是不忍。
我以為那只是一句虛浮的安慰——惻隱是一根斷頭的線，甩出去很容易，收回來卻很難。
沒想到第二天她果真來了。第三天也是。以後天天如此。
後來我才知道：那陣子她正為一個大決斷而躊躇不決，所以才有空閑。她是到醫院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的，誰知拐錯了一條過道，走進了另一間病房，就遇見了我。生命在拐彎之處猝不及防地撞到了一樁意外，或者說，一場災禍。
遇到黃仁寬的時候，我正閑得發慌。我是師範學校音樂系的學生，那陣子上海的學校不是內遷，就是停課。爸爸不許我跟學校走，他另有打算。爸爸在英國人的銀行里做襄理，認識上海碼頭上三六九等人馬。他給我介紹認識了一位外交官的侄子，兩邊家裡都在動用關係安排子女去相對安全的美國留學。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找個好人家、遠離戰亂之地，是所有有身份的人家給女兒設想的理想之路，我父母也不例外。
這段空閑時間其實並不真的空閑，爸爸早給我安排了計劃。爸爸邀請了喬治——那個有可能成為我未婚夫的男人——到家裡參加每周五的餐會。來赴我們家餐會的人大致分成兩類：有錢，或者有才。爸爸總是天真地以為這兩類人可以像糖漿一樣捏合成一個糖人，再不濟，至少可以在這兩類人中間營造某種觸手可及的聯結。所以爸爸的餐會上經常會出現某位駐外使節的家眷、永安百貨公司的老闆、幾個從東北逃亡到上海的教授、某位有影響力的猶太商賈、某一對流落到上海的白俄音樂家母女毗鄰而坐的怪異場景。
爸爸安排喬治來家裡聚會，是想讓我有機會在人多的場合近距離地觀察喬治的處世為人。爸爸常說：要揭開一個人的畫皮露出他的本真，就得看他如何對待旁不相干的人。「貝貝你若看對了眼，就可以多找機會私下和他約會。」爸爸這樣叮囑我。當時無論是爸爸還是我自己都沒想到：爸爸的話會給我後來的行動製造了如此方便的借口。每一次我出來陪黃仁寬，爸爸都以為我在和喬治約會。當然，我從來也沒試圖糾正過爸爸的誤會。等到爸爸發現我既沒想嫁給喬治，也沒有打算出國留學時，一切都已為時過晚。
爸爸的計劃是一塊大幕布，那後邊悄悄掩藏著的，是我的小計劃。我是想離開上海，但不是去美國，更不是和喬治。我早已厭倦了音樂課程。不是鋼琴的錯，也不是樂譜的錯，更不是老師的錯。錯的是環境。在焦土之上彈琴，連肖邦也會感覺怪異，或者說恥辱。我想和幾位同學一起動身去重慶，當然是瞞著家裡。我們想去報考遷移到歌樂山下的上海醫學院。我從小喜歡玩治病救人的小把戲，至今我還記得拿到爸爸給我買的第一個洋娃娃時，我沒有像別的女孩子那樣給娃娃梳頭換衣，而是立刻給它施行了開膛手術。我非常震驚地發現，那個被我用小刀割開的肚腹里，並沒有我在看殺雞時發現的心肺和腸胃，而是一團無色無味的刨花。一個不願在亂世里苟活的女子，即使捨身捨命也不見得救得了國，但至少可以試著救幾條性命。
可是最終我哪兒也沒去。我走了一條讓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瞠目結舌的路：我成了一個藉藉無名的窮畫家的女人。
那天我走錯病房，走進了黃仁寬的房間。我第一眼就看見了他，哦，不，是看見了他的床鋪。他的大半張臉都埋在被子里，只露出了一隻瘦骨嶙峋的手。我之所以留意到他的床鋪，是因為我看見他的被子在簌簌顫動，好像底下藏著一窩受了驚嚇的兔子。鄰床的人告訴我，他在打擺子，已經好多天，醫生說怕是沒治了。
我決定留下來陪他，純粹是出於憐憫，至少在最初那個階段。我讀教會中學的時候，有一位叫嘉德琳的嬤嬤曾經說過：世上最悲慘的境遇，莫過於一個人孤零零地死去。在世時的任何一種孤單，都無法和靈魂獨自上路相比。嘉德琳嬤嬤是個嚴肅刻板的人，她最拿手的本事，是動不動把上帝拿出來嚇唬人。在她嘴裡，上帝是能燒化四十座大山的硫黃火湖，是長著三百六十隻獠牙的猛獸，是生有九千九百九十九根毒刺的黃蜂。上帝的眼睛能看見任何歹念，當歹念還沒有懷胎成形的時候；上帝能覺察一切的惡行，哪怕惡行還只是九分之一個細胞大小。上帝的震怒和復仇之間相隔的，只是翻動一頁書的時間。嘉德琳嬤嬤的舊約聖經課，常常會把膽小的女孩子嚇哭。嘉德琳嬤嬤在世一天，我們都不用害怕下地獄，因為我們已經在地獄。可是嘉德琳嬤嬤嚇不倒我，我是班級里唯一的那個例外。我覺得我是上帝打盹的時候悄悄出世的那個頑童，上帝的名冊里找不到我的名字。嘉德琳嬤嬤說了這麼多話，我居多是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卻唯獨記住了靈魂害怕獨自上路。
所以我決定陪黃仁寬，一直到最後一程。
可是他用不著——他竟然活下來了。等到我替他結了醫藥費，叫了一輛黃包車把他送回到他的棲身之處時，我已經陪了他十六天，陪伴在不知不覺間衍化成了一種習慣。
他住在一個菜市場盡頭的亭子間里，樓梯踩上去的聲響就像一腳踩著了九十九隻飢餓的老鼠。在屋裡蒙著被子都能聽見屋外菜販子的叫賣聲，窗關得再嚴，也聞得到街上飄進來臭魚味。
我們進了屋，打開窗帘，陽光轟的一聲在牆上炸開一條白帶，灰塵在白帶中揚著閃閃爍爍的銀粉。飯桌上放著一個蓋子沒捂嚴實的小鍋，掀開來，裡邊是一層長了綠毛的稀飯，一隻蟑螂正在綠毛之間的空隙里來回遊走。
我扶著他在屋裡唯一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他把身子往裡挪了一挪，躲避著照在額頭上的陽光，彷彿不堪重荷。他骨瘦如柴，臉看上去像是一個磨得幾乎透明、破了幾個大洞的皮口袋。
我問他哪裡能弄到水洗一洗鍋子，他揚了揚手，叫我走。「你管不過來。」他說。
我猶豫了一下，不知如何是好。他囊中空無一物，假如我把他一個人扔在這裡，他那條剛從傷寒手裡撿回來的命，大概不出三天，就會交還給飢餓。可是我怎麼管得了他呢？我該從哪裡下手？是從那條破得露出了棉絮的被子？還是那張折了一條腿、用磚頭墊平了的床？還是那個底盤上結了一層龜裂的厚痂的顏料盤子？抑或是那口不僅是腸胃，連眼睛和手挨近了都想嘔吐的鍋？我不知從哪裡下手啊，我的手不夠，心也不夠。仗打了好幾年了，大上海哪一家沒有難事？我不是上帝，我救不了每一個不幸的人。
但我也不忍心決絕地離開。我會把兜里剩下的錢都放到他的枕頭底下，然後回家，吩咐用人每天給他送點吃食，一直到他可以走動為止。
就在我抬腳想走的時候，我發現了屋角的畫架上擺著的一幅水彩畫。那幅畫才畫了一半，哦，不，「一半」是一種誇張說法，其實畫布上只有一雙眼睛和一簾飄揚著的頭髮，臉頰和頸脖是眼睛和頭髮在空間布局上所帶來的聯想。我站在那幅畫跟前，突然覺出了腳的重量，我無法行走——我從那雙眼睛裡猝然看見了上帝，當然不是嘉德琳嬤嬤的那個版本。
什麼樣的靈魂，才能創造出這樣一雙眼睛？即使是高倍顯微鏡，也不能在這雙眼睛裡找到一絲雜質。
我是從那雙眼睛裡對他生出了第一絲好奇的。憐憫在那一刻發了酵，衍變成了另外一種我當時還說不清楚的情緒。無獨有偶，後來他告訴我，他也是從一雙眼睛裡，跌入了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的。
我們說的不是同一雙眼睛。
從那天起，我開始了前所未有的雙重生活。我的上唇和下唇說的是兩個意思的話，我的左腳和右腳走的是兩個方向的路。每周五的餐會上，我一如既往腰身筆直地坐在鋼琴前，用手指給家裡如雲的賓客演繹著神奇的戲法，在肖邦李斯特施特勞斯樂曲的間隙里，端著雞尾酒若無其事地和喬治聊天。我們聊時局、聊報紙上連載的那些小說、聊張愛玲聊蘇青、聊新上演的電影和京戲、聊陷落在北平城裡的熟人。我只是小心翼翼地繞開了繪畫這個話題。在見過黃仁寬的畫之後，我覺得和任何人談畫都是一種褻瀆。我還會當著爸爸的面，和喬治相約看戲看電影，或是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那當然不是真的，我總會在最後一刻找個方便的借口臨時取消，或者去了之後待上一兩刻鐘就借身體不適為由提前離開，然後到黃仁寬那裡過上整整一天。
我無師自通地學會了隨口編出一套套其實經不起仔細推敲的謊言，臉不改色心不跳地應對著父母猝不及防的問題，鎮靜自若地從爸爸的公文包、媽媽的繡花手袋，甚至用人買菜的小布包里掏走各種票額的錢幣。我發覺我在淑女和街婦的角色之間穿梭自如，毫無生手的無措和驚恐，好像我生來就是一條變色龍。面對父母談到喬治時那種謹慎卻欣喜的眼神，我也沒有感覺到絲毫的愧疚。那陣子我一下子體會到了墮落是一件多麼容易又多麼讓人心馳神往的事。嘉德琳嬤嬤描述過許多關於地獄的場景，卻幾乎沒怎麼講過天堂。我對天堂的認知，完全來自天然的感悟——我在那個冬季通透澄澈地領悟了天堂是什麼樣子。
黃仁寬的亭子間里出現了新的窗帘，其實我只是想消滅灰塵，才一併消滅了舊窗帘的。被褥也同此理。我因為不知道如何縫補那些裂開的邊縫破開的口子，才一氣置換了被褥的。我從廚子那裡惡補燉雞湯蒸蛋羹煮挂面的本領。我那幾樣臨時抱佛腳學來的招數，竟意想不到地在黃仁寬的身上引發了即刻效應。每一天我推門看見他，都會發現他的面頰上有了前一天還不曾見過的新肉，眼中生出了昨日還沒有的光亮，聲音里竄出了陌生的骨頭。
每一次黃仁寬看見我大包小包地進來，總是手足無措地搓著兩隻手，囁嚅地說：「我的畫，能賣大錢的，總有一天。你得信我。」我就笑，說：「你用的不是我的錢，是我爸的。我爸的錢整天大把大把地糟踐在一群傻子騙子身上，不如我拿來支持藝術。」他半天不說話，只是把捏在一起的兩隻手鬆開來，張成一個半圓形，那似乎是一個關於擁抱的暗示。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唰的一下都醒了，齊齊地豎起了一片樹林，樹林里的每一片葉子都在呼喊著願意。可是他卻突然退後了一步，重新捏攏了雙手。
「胭脂，哦，胭脂。」他垂下了眼瞼，喃喃地說。
他就是這樣一個謙謙君子。但我希望他不是。我更願意他是一個江洋盜匪，左手舉著一把大刀，右手捏著一支畫筆。無論是左手還是右手，我都毫無抵禦之力，頃刻化成一攤稀泥。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喊我胭脂。我有許多個名字和稱呼，哪個也和胭脂沾不上一點兒邊。我出生證上的名字是吳若男，上教會學校時，按校規起了個英文名字叫伊莎多拉——沾的是美國那個現代舞偶像伊莎多拉·鄧肯的時髦。上師專時我自作主張把名字改為了吳若雅，因為我厭煩原名里過於明顯的性別指意。在家裡，帶我長大的奶媽叫我囡囡，其他的下人喊我大小姐。父母的客人大多以吳小姐相稱，而爸爸媽媽則管我叫貝貝——那是英文里baby的音譯。從對我的稱呼上，你基本可以判斷那人是在什麼階段進入我的生活、在我的生活中佔有什麼地位。
可是黃仁寬卻一手抹去了在他之前我所有的歷史，只是管我叫胭脂。我問他為什麼是胭脂，而不是花粉，或者香水，他說是因為那天在醫院裡他睜開眼睛時看見我穿的那件大衣。他說完了，又頓了一頓，說也不全是那個原因，只是覺得你像這個名字。哦不，這個名字像你。
我用一系列語氣助詞鮮明地表達了我的抗議，我說我不喜歡這個名字里的脂粉氣。他很深地看了我一眼，說這個胭脂，不是抹在臉上的那玩意兒，而是長在土地上的一種植物。
出院後，黃仁寬沒有趕去金華——那是他學校內遷之後的新址。他的理由是調養身體，而我知道那不是唯一的理由，其實他也是交不起學費。我每天帶進那個亭子間里的大包小包，已經把他的自尊碾壓成了一張稀薄的綿紙，學費將是壓穿那張綿紙的最後一塊石子，所以我沒有堅持。
而且，假如我沒有猜錯，他也是捨不得我。
他剛剛能夠起床走動，就開始畫畫。他的畫有兩種，一種是畫給我看的，一種是背著我畫的。我是從早上進門時桌上尚還濕潤的顏料盤以及匆匆捲起的宣紙上發現了蛛絲馬跡的，我開始懷疑他的畫筆是否和我一樣，也在過著陰陽兩重生活。於是有一天我問他是不是在背著我畫春宮？那本是一句玩笑，沒想到他一下子怔住了，過了半晌，才嘆了一口氣，說以後，以後你會曉得的。
那些畫給我看的畫里，我是當然的主角，因為我是他唯一的模特。我暗笑自己到底也沒逃脫那個藝術家和模特兒之間似乎不可掙脫的命運鎖鏈。世上幾乎每一個畫家，都擁有一個模特情婦，只不過時段不同而已。有的女人是在成為模特之前就已成為情婦的，而有的則是同時並行的，也有的是在事後。而我在成為他的模特和他的女人之間，卻相隔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我之所以選擇了「女人」這個詞，是因為我不是他的妻子，至少不是在民國婚姻登記冊上記錄在案的那一種。而我也不是他的情婦，那個詞讓我的每一個毛孔都憤怒。可是除非我改寫辭典，我無法在妻子和情婦中間找到一個合宜的詞，所以我只能模糊地把自己稱作他的「女人」。
做他的模特很容易。他從不要求我寬衣解帶，甚至連領口都無須鬆開。他也不需要我擺弄任何扭捏作態的姿勢，他還允許我隨時挪動身子，甚至在小範圍內來回走動。他對我的唯一要求是我必須看著他——這也是他唯一敢直視我的時刻。只要他的眼神和我的一發生碰撞，我就能在他眼中看見火星子，好像我是引火紙，他是燈芯。可是那火從來也沒有失控過，他眼睛後頭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小心翼翼地把控著油燈的撥頭，那火星子總也不會蔓延成可以毀滅一切的大火。我知道真正能讓那火奮不顧身地燃燒起來的，只能是我。我可以把我的手捅進他的眼睛後頭，扒開他那隻手，用我的指頭徹底撥亮那把火。我在時時刻刻積攢著勇氣。那時我以為讓他如此克制的原因，是兩邊家境的差別。後來我才知道，跟那個真正的原因相比，那些橫亘在我們之間的所謂差別，不過是皮毛渣滓。
他之所以允許我隨意走動，是因為他根本不在意體態和姿勢。他的每一幅畫，花在眼睛上的時間都多得不成比例。在完成眼睛之後，其餘部分他不再需要以我為參照物。那些畫上的髮型服飾和姿態，完完全全是他的想像結果。有時我忍不住對那些強安在我身上的無來頭細節表示強烈的抗議，他只是笑，說：「眼睛是靈魂。眼睛是你的，你就擁有了一整個世界，其他都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假若眼睛不是你的，你才真是一無所有。」在他嘴裡經常會出現這一類明顯是歪理，你卻無從反駁的話語。
其實黃仁寬並不是我唯一認識的畫家。在我家的沙龍和餐會裡，經常會出現各類自稱是畫家的人，梳著畫家特有的那種大背頭，穿著畫家標籤式的背帶褲，上面沾著斑斑點點的染料印跡，吃飯時把麵包掰成碎塊，捏在指尖上團過來團過去，彷彿還在修改著想像中的素描稿，說話時帶著畫家特有的桀驁狂放口吻，話題永遠徘徊在留學巴黎的某位同行，或者正在開張的某個畫展。黃仁寬和他們毫無相似之處。黃仁寬穿著袖口已經磨出毛邊的連襟布褂，直硬的頭髮從來不肯接受髮蠟和吹風的慰撫，吃飯時只盯著飯碗，筷子敲打著碗底像急雨，彷彿一輩子從沒吃飽過肚子。黃仁寬在不作畫的時候看起來像是個剛從田裡或牲口圈裡歸來的夥計，可他一旦站在畫板跟前，就頃刻變了另外一個人。從農民到貴族的嬗變，只需要一支畫筆。
他的每一張畫都是以「胭脂」命名的：胭脂觀雪、胭脂凝眉、胭脂微嗔、胭脂過驚蟄……有時實在想不出題目的時候，他就在胭脂之後加上一個數字，如胭脂之一、胭脂之二……有一天，他在一幅畫上題了「胭脂」二字之後，卻捏著畫筆，站立在畫板之前久久無語，最後只在那兩個字之後加了六個小圓點。後來我問他那個刪節號里到底藏了些什麼東西，他嘆了一口氣，說：「是想說，又不敢說的話。」
我的眼睛毫無預兆地一熱。他已經站到了某種情緒的邊緣上，只要腳尖往前再挪一寸，他就有可能踩破覆蓋在真性情上的那張薄紙。其實他的這句話至多只算是曖昧，可是對於一個一直被苛待鉗制慣了的人來說，這無疑已經是莫大的奢侈。我的手腳在那一刻完全脫離了腦子的管轄，等我明白過來時，我已經走過去，從身後箍住了他的腰。我箍得很緊，手掌和指頭壓癟了他的肉，鉗上了他的骨頭，我幾乎聽見了他骨頭在我手下的呻吟聲。我感覺到他的身體劇烈地顫動了一下，倏地緊成了一塊岩石。那塊岩石在我的體溫之下漸漸化了，一絲一絲地，像是在溫水中泡著的凍肉。就在那塊石頭將要徹底化成水的那一瞬間，他似乎猛然清醒過來，死命來掰我的手。我不肯讓步，他也不肯，在掙扯的過程中，他的指甲剮破了我無名指上的皮，我疼得嘶了一聲，終於鬆開了手。
他怔怔地望著襯衫前襟的那一滴血跡，突然拉過我的手，把那個受傷的指頭含進嘴裡，輕輕地吮著。剎那間我覺得我的心丟失了，它順著那根指頭滑入了一片溫熱潮濕的沼澤之中。沒有人可以從那種地方生還，但那卻是世界上最銷魂的死法。在那樣的死法面前，活著突然變得蒼白。
我伏在他的胸前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是委屈？是意外？是快活？是驚恐？我說不清楚，我尚無法給我的眼淚取名。
「胭脂，哦，胭脂，我不能害你。」
他倏地鬆開了我的手，把我朝門口推去。門在我身後決絕地關上了，我清晰地聽見了鎖閂穿過閂孔的咔嗒聲。
我站在黑暗的過道里，不知所措。樓下那家的姆媽一邊在撲哧撲哧地扇著風爐，一邊招呼著還在街上玩耍的孩子歸家。我想反身敲門，猶豫了一下最終沒有。我不能敲門，尤其是一扇極有可能不會開的門。我每天在那個女人的眼皮底下，踩著這條像躺著九十九隻吱吱作響的老鼠的破樓梯進進出出，她看我的眼神里藏著荊棘和冷風。我不能讓我的恥辱流到街上。
我踮著腳尖輕輕下了樓。樓下的孩子舉著一個風車從外邊跑進來，猝不及防地撞到我身上，鼻涕蹭了我一身。一走到街上，我拔腿就跑。我猜想我跑得很急，因為我覺出了嘴裡被風刮進來的塵粒。陽光偏了，塗在樹上，夾竹桃開得正妖嬈，我眼中卻沒有任何顏色。
那天我回到家，沉默地吃完了晚飯，就鑽進自己的房間，草草收拾了幾樣東西，塞進一個不起眼的布包里。我已經想好了，明天去黃仁寬那裡，就坐在門外等，一直等到他開門。然後，我會把我包里這幾樣簡單的衣物，放進他柜子的抽屜里。我不打算回家了。我的手指被那樣的唇舌吸吮過之後，我的衣服已經不可能再和別人的衣服放在一處。
第二天，我從家裡出去，走到街角那個電車站，一抬頭，就看見黃仁寬站在站牌底下，兩隻手縮在袖筒里，頭髮亂若茅草。他一把扯住我的袖子，說了一句話。他的嘴唇顫抖得如同一隻勤勞的米篩，我一個字也沒聽清楚。
後來胭脂多次問過我，那天在電車站見到她時，我到底說了句什麼話。我的記憶在這裡發生了短路。我不記得到底說的是「跟我走」，還是「你怎麼沒穿外套」。人在激動或慌張的時候，智力還不如一條冷靜狀態里的狗。
那天我是拖著胭脂上了電車的，胭脂似乎丟了腿。胭脂那天也丟了嘴巴，一路都沒說一句話。丟了腿丟了嘴巴的胭脂好像只剩了眼睛——是拿來哭的。眼淚滔滔不絕地從她的眼睛裡湧出來，彷彿眼睛後頭連著一個漏了口子的海洋。
在去找她的路上我已經想了許多話，有複雜的解釋，也有簡單的表白。複雜的解釋是給簡單的表白鋪路的，而簡單的表白是替複雜的解釋善後的。可是當我看見胭脂洶湧的眼淚之後，我就明白那全是在隔著三層皮袍搔癢。我的嘴是一塊貧瘠的地，長不出安慰胭脂的話。能堵上胭脂心裡那個缺口的語言，還沒從這個世上生出來。我只能聽著她的眼淚把地上的泥塵砸出一個一個坑，我的耳膜生疼。
那一刻我突然想明白了：唯一能堵上胭脂心裡那個缺口的辦法，就是去害她。不是那種心懷不忍、蹭破一層皮又縮回來的害法，而是徹徹底底地把她丟進地獄之火的害法。我不能讓她，還有我自己，輕刀慢剮地死上一輩子，也疼上一輩子。我若離了她，就是一具行屍走肉。
回到家，門還沒關嚴，我就一把摟住她，把她推到牆角，單刀直入地用我的舌頭去撬她的口。她吃了一驚。她沒見過這個樣子的我。我也沒有見過這個樣子的自己。我是碰過女人身子的，可我從未吻過女人，在女人的唇舌面前，我是個地地道道的童男子。我不知道女人的嘴裡有這樣一個幽深的世界，像井，我的舌頭走啊走啊，四處碰到的都是爬著青苔的井壁，溫潤柔軟，卻怎麼也探不到底——她的舌頭在攔著我的路。「攔」是第一個躥到我腦子裡的字，沒經過琢磨，其實我也分不清楚那到底是攔阻，還是逢迎。我們的舌頭勢均力敵互不相讓地糾纏角鬥了起來，我的手不肯旁觀，急切地上來助陣。
我摸摸索索地去脫她的衣服。那天她穿了一件中式布襖，縫著複雜的盤花扣。我解得滿頭是汗，就用牙咬。那天我什麼也等不及，那天我的耐心像漏斗。我的手指一碰觸到她的肌膚，就立即被燙傷，我驚異地發現她的柔軟是騙人的包裝，在那之下是一層隨時要噴湧出來的岩漿。我迫不及待地尋找著進入她身體的路，所經之處，瞬間成為焦土。我的熱度，加上她的熱度。
那是她的第一次，床單可以做證。她卻無從知道那是不是我的第一次。我沒有東西可以做證。就是有也是偽證。她叫得很響，不是嬌喘，而是吶喊。吶喊著疼痛，也吶喊著快活。在我那張用磚頭墊著腿的破床上，她聽上去像一個久經沙場的蕩婦，我不得不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後來，胭脂靠在我的胸前，汗濕的劉海在額頭捲成一個個圓圈。我久久沉默。她問我在想什麼。我真想在這一刻死去。此生不可能有比這一天更好的日子了，假如一生的路可以畫成一條線，今天是這條線上的那個巔峰。前面不曾有過，後面也不會被重複。後面的日子跟今天相比，只能是綿長煩瑣無趣的反高潮。在巔峰上死去，是對巔峰的最高敬意。
當然，我沒告訴她我的真實想法。她比我小，她家境太好，她活在一個大氣泡中。戰爭，還有我，都只是從她的氣泡旁邊蹭過的爛泥，至多蹭掉一層皮，卻不會穿透那層厚壁。
後來，我給她講了阿秋的事。
阿秋是我的表姐，她阿娘和我阿娘是嫡親的姐妹。兩姐妹嫁的人家，相隔只有三五里地。我阿娘生我的時候，她阿娘正好生她阿弟。我阿娘身子弱，沒有奶水，我生下來就被送到阿秋家，讓她阿娘餵奶，我在她家裡養到五歲才回到阿娘身邊。阿秋比我大三歲半，小時候她背過我，用寬布帶子綁在後背，從這家到那家串門。我從小管她叫阿姐，到現在也很難改口。
我中學畢業，死活要去上海讀書，阿娘怕我見識過大地方的花紅柳綠，將來不肯回家，就讓我娶了親再走。我原是不情願的，只是擰不過阿娘。阿娘病得厲害，我又一心盼望著出去見世面，只好應承了下來。
阿娘要我娶的那個人，就是阿秋。阿娘說兩家親做成一家親，知根知底的，最好不過了。
拜天地之前，我就告訴過阿秋：我只拿你當姐，卻是不愛你的。阿秋說鄉下人過日子，愛不愛有什麼打緊？姐終歸是要嫁人的，嫁個十里百里之外的陌生人，還不如就嫁給你。你不會欺負我的，姐放心。
我們就這樣成了親。
我來到上海讀書，一年裡也懶得寫幾封信回去。暑寒假回家，待不了幾天就走，跟阿秋說不上幾句話。阿秋說小時候我背著你，你趴在我背上嘰嘰喳喳有說不完的話。可為啥現在見了我就沒話了？我說那時候你是我姐，現在不是。你要是還想我跟你說話，你就得做回我姐。阿秋說做夢都想回到從前那樣，只是，那張龍鳳帖是在祖宗靈牌跟前換的，卻是廢不得的，除非她死。
「所以，昨天，我把你關在門外，是想讓你逃一條生路。」我對胭脂說。
我以為她要哭，像剛才在電車上那樣，可是她沒有。她只是用胳膊支棱起身體，直直地看著我。
「那今天，你怎麼又變了？」半晌，她才問我。
「昨天，我以為你走了，大不了我一個人死。現在才知道，我就是讓你走了，你也逃不了生。反正都一樣是死，不如兩個人一起死。」
我去摟胭脂，可是她掙脫了我，我發覺她的手很有勁道。她起身，穿衣，用手背撣去鞋面上的灰塵。
「誰要死呢？我不死。」她說。
她從手提包里掏出一面小鏡子，借著窗口的光慢慢地梳理著頭髮。
「那張龍鳳帖，她要，你就讓她收著。可是，她只能是你的姐。一輩子。」胭脂說，「你每月給她寄錢。可這份錢你得自己掙，不能用我爸的。我可以出去教鋼琴，像那些白俄女人。」
胭脂的話是對著鏡子說的，她沒看我。
我這才知道，我到底還是錯看她了。胭脂沒有活在氣泡里。胭脂享受得了最光鮮的日子，也吃得起世上最低賤的苦頭。胭脂的柔軟是騙人的假象，那層皮底下不僅有岩漿，也有石頭。胭脂能活過所有的亂世，比任何一個凡夫賤婦還能。
我那天對胭脂下的判斷，在後來的日子裡得到了印證。胭脂果真活過了所有的亂世，也活過了所有的人，包括我，她的丈夫。
不，其實我不是她的丈夫。胭脂沒有丈夫。我的第一本戶籍登記冊上，配偶是葉素秋。後來我換了戶籍證，上面的配偶是鄭婉麗。而胭脂的戶口本上，婚姻狀況一欄里，填的是喪偶。
「你爸爸，是永遠不會原諒你的。」我嘆了一口氣。
「我知道他不會。」胭脂平靜地說。
胭脂站起來，去收拾桌上的臟碗。走了一半，卻突然停住了腳步，因為她看見了桌角上的那幅畫。
那幅我在慌亂之中忘了收起來的畫。
黃仁寬是個雜家。他畫得最多的是水彩，其次是國畫，偶爾也畫幾筆油畫。
他的畫居多是人物，簡略寫意的那種，留白很多，細節很少。
可是那天我在他桌子上看到的那幅畫，卻和他平素的畫風全然不同。
那是一幅工筆國畫，已經畫了七八成，是對著旁邊的一張照片臨摹的。照片似乎走了很多路，邊角已經缺損，表面灰濛濛的像撒著一層土，卻看得出來是一幅宮廷狩獵圖。照片邊上擺著一個放大鏡，黃仁寬大概就是用這個玩意兒在灰濛濛的土裡扒找半隱半現的細節的。
畫上的場面很大，人物也很多，除了那些騎在馬上的錦服男子，地上還行走著無數提著箭袋拿著獵物的小廝。黃仁寬臨摹得很仔細，馬匹身上的鬃毛根根清晰。
我從沒見他畫過工筆古裝，而且是臨摹，便忍不住問他那是張什麼畫，值得花這樣的眼力。
他走過來，把畫捲起來，丟到床底下的一個扁簍里，神情羞愧，像被人當場拿住的竊賊。
「我不想讓你看見的，早上出門太匆忙，還沒有來得及收起來。」他說。
我這才想起來有幾次我進門時發現的濕顏料盤子，我曾經以為他在暗地裡畫春宮。爸爸沙龍里的那些畫家聚在一起時，有時也會嘲笑某一位靠賣春宮維持家計的同行。
我從床底下拖出那個簍子，裡邊堆了十數個畫卷。打開來，都是一模一樣的畫，出自同一個範本。都還沒來得及裱——看得出來是新近畫的。
「朝廷敗了，宮裡就有人偷出各樣東西來賣。照片是從北平帶過來的，洋人拍的，是宮廷畫師的畫。」他囁嚅地說。
我突然明白了，他是在偷偷摹仿宮廷里的藏品。
我開了燈，把那幅沒完成的臨摹品從竹簍里揀出來，細細對照著它的範本。
「倒是真的，很像。」
我由衷地讚歎道。
「老師說過，我的臨摹能力，遠超出常人。」
他說這話的時候，神色微微地有幾分自得。可是自得還沒來得及展開，就被難堪覆蓋住了。
「有人要嗎，這樣的東西？」我問。
「總有一些愛擺舊譜的人，喜歡在堂屋裡掛些古畫，明知不一定是真品。」他說。
「能賣到什麼價格？」
我剛成為他的女人，我關心的話題就已經和昨天不同。
「假若材料用對了，以假亂真也是做得到的。市面上有時也會碰到宮裡流落出來的宣紙和絹，在那上面作畫，可以障人眼目，遇到真喜歡的人，也是肯出好價錢的。」
「你說你的畫遲早是要賣大錢的，說的就是這個？」
話一出口，我就知道踩著了他的痛處。其實，還沒開口我就知道了。興許，我是存心要捅他一刀的，亂世里這麼薄的麵皮還怎麼活？
「賣仿品又怎麼啦？至少還沒落到賣春聯壽幛的地步。」我說。
他站起來，在房間里來來回回地踱步，呼氣聲一屋都聽得見，好像那房間是個籠子，他是只被圈住了脖子的狗。
「這點本事，我早就會了，用得著到美專來學嗎？我本來……」他說了一半，突然停住了，再也不肯往下說。
我猜到了他噎下去的那半截話——那是一個從鄉下到上海學畫的少年人一路上揣著的念想。擋在道上的東西很多：戰爭、家變、傷寒，還有女人。兩個女人。他現在是離那個念想更近了？還是更遠了？
「你總是可以，畫一張假的，賣了，再畫三張真的。」我說。
他被我逗笑了，笑得很難看。
我寧願看見他哭。
那個鄉下少年人懷裡揣著的念想，直到三十年以後才得以實現。和他分享快樂的人，卻不是我。這聽上去像個負心漢的故事，實際上也是。只不過那個負心漢的名字叫命運。
爸爸永遠也沒原諒我，作為父親。他後來接受了我，是作為外公。
我的女兒出生在1945年8月15日。她還沒足月，她是被連天的鞭炮聲驚嚇得提早來到人世的。假若我有未卜先知的本事，知道她後來的命運，我寧願那天生下來的是個死胎。
女兒生下來，哭聲孱弱，聽起來像是一隻街邊奄奄一息的棄貓。護士把她洗乾淨了，裹在布包里送到病房時，她卻突兀地發出一聲尖厲的號叫。那聲音裡帶著刀子，捅得天花板唰唰掉渣。病房裡有一個給兒媳送湯水的老婆子，定定地看了她一眼，嘆了一口氣，俯在我的耳邊說：「這孩子的命，唉。你給她取個最賤最硬的名字，興許還能壓得住。」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老婆子是以算命為生的。
我把老婆子的話轉告給黃仁寬，他不屑地哼了一聲。
「剛出世的孩子，哪有什麼命？這麼無知的話，你也信？」
他給女兒取了個學名叫黃宜人。
我卻叫她抗抗。
我對黃仁寬說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日，而真正的原因，只有我自己明白：我想讓她好好抗一抗老天爺給她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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