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打開國門的不同路徑——從兩國各自「第一人」的視角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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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林則徐是公認的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東鄰的渡邊華山則被日本人譽為「開國史上的第一人」。作為同時代的兩個「第一人」，林則徐和渡邊華山在各自的國家都遭受西方的侵略，都被強加不平等條約，封建經濟都受到嚴重影響和打擊，面臨著有史以來空前深刻的民族危機背景下，他們不同程度地意識到西洋諸國的先進性，為此，林則徐、渡邊華山積極了解、研究、學習西方的先進事物，以尋求擺脫各自民族危機的途徑。

正是上述相似的經歷將他們造就成為冷靜環視周圍世界的民族先覺者，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自國家的歷史發展進程。比較二人「開眼看世界」視角、方法、影響，不失為認識當時兩國狀況的一個有效途徑，從而發現異同，引發思考。

我們先看一下林則徐的西學研究成果及其效用：

林則徐主持翻譯、編譯的西方書刊主要計有：《四洲志》、《各國律例》、《澳門新聞紙》、《澳門月報》等。從林則徐組織翻譯書刊的內容看，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大類，即：海外、特別是歐美國家地理學知識；直接服務於外交的情報及其外交技術；歐洲輿論對中國的反應。

由於林則徐對西洋列強及其動向有了初步的了解，因此他的對外策略遠高於其他官吏。當時，主和派強調不可「輕起邊釁」，甚至提出容忍鴉片貿易；抵抗派則主張執行「閉關絕市」以徹底斷絕一切對外貿易的強硬政策。林則徐屬堅決抵抗派，反對被動讓步，但同時也反對「閉關絕市」論。林則徐的原則是「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在採取一系列嚴禁鴉片的措施的同時，明確承諾「不帶鴉片者，仍皆準予通商」。他針對英國「以船堅炮利稱其強」的現實，于海防上傾注了極大的努力，在給道光帝的奏章中提出：「設法密購西洋大銅炮……務使利於遠攻。」並「用價一萬八千元購得西洋大號舊夷船一隻，一備兵勇演習仰攻」，此為中國購買西洋船隻之始。1840年4月又首次仿造西洋式戰艦，奏報朝廷：「今春檢查舊籍，捐資仿造兩船，底用銅包，蓬如洋式。」

可見林則徐是在試圖建立一支有近代裝備的新式海軍。若能如此，「有船有炮，水軍主之，往來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為巢穴，有大邦水軍追逐於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擾陸路，占之城垣，吾不信也」。綜觀上述不難看出，林則徐所了解的西洋知識直接應用於對外交涉，是制定具體「馭夷」策略的重要參考資料，主要是為「馭夷」的需要，具有明顯的實用傾向。這些譯書，事實上，也確實為辦理「夷務」發揮了作用。

北洋艦隊戰艦

但是，林則徐似乎對於西方列強的本質認識不清。對中華民族潛在危機的認識不足，甚至認為只要有一支近代化的艦隊即可渡過危機。林則徐作為欽差在廣州期間，英國在外交和軍事上始終無法逞強的歷史事實似乎也更堅定了自己的認識。以林則徐為先導，一批求索的中國人，他們對學習西洋的範圍和認識，直至十九世紀末，仍被限定在軍事技術和產業技術領域內，限定在「師夷」和「制夷」思路上，中國人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研究鴉片戰爭史的專家茅海建先生說：「我在研究鴉片戰爭史時，很快便得出結論：清朝迎戰必敗，應當儘早與英國締結一項對其相對有利的和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避開釁端，與其締結城下之盟，接受屈辱的「和平」，是清朝的士大夫們包括林則徐在內所絕對不能容忍的，堂堂天朝也無法接受這樣的選擇。結果，鴉片戰爭以抵抗開始，以失敗而告終。清政府對洋人的態度，並未因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而有所改進，仍是以天朝自居，滿不在乎。似乎「萬年和約」一簽，一切都萬事大吉了。

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依然如故，幾乎所有與鴉片戰爭有關係、本應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包括林則徐在內，在戰後都沒有真正地清醒過來，更不用說其他人了。在五十年後的甲午戰爭中，清朝統治者仍然沒有接受鴉片戰爭血的教訓，當時的清朝艦隊與日本相比不謂不強，結果也是中方慘敗。至此，中國人才終於明白僅效法西洋的皮毛是無補於事的，從而才產生了要求更大規模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百日維新」。

從林則徐的拒敵於國門之外，到《辛丑簽約》簽訂後的國門洞開，由林則徐「開眼看世界」，開始倡導的向西方學習，發展到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運動，其間花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而最終仍不免歸於失敗。中國近代西學的先天不足，影響了國門打開的方式，延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成為近代中國落後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再來省察一下我們的近鄰日本人最早是如何向西方學習的：

日本「開國史上的第一人」是渡邊華山，他在學習西洋的動機上與林則徐是相同的。渡邊華山明確指出：「搜索西洋諸番之事情，實今時之急務」「不審敵情則無以立兵備之策謀。」(《慎機論》)渡邊華山充分認識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傳統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後，並在《諸國建地草圖》一文中提出過海防構想圖，很明顯二人對西洋關心的重合部分在於海防。然而，這個重合部分幾乎是林則徐西學知識的全部內容，而對渡邊華山來說只佔其研究西洋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

渡邊華山西洋研究的真正價值是他深刻地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在於「物理之精確」，而且「不惟於萬物以圖窮理，且於萬事議論皆專務窮理」(《初稿西洋事情書》)，並提出西洋富強的根源是「學校之盛行」，即「其政事以養才，造士為先」，通過教育「成才成德後，入教院、成學師，施其所學」(《外國事情書》)。

起初，日本在遭受外來侵略時，也曾遇到與中國類似的情況，主張斷絕與外國的一切聯繫，排除、打擊外國勢力，出現過排外主義論調。比如幕府於1825年頒布「異國船隻擊退令」，命令沿海各藩對前來近海的外國船隻一律開炮轟擊。1837年美國商船「摩里遜號」為送還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締結通商條約駛來日本，幕府決定依照成法予以武力驅逐。對此，渡邊華山通過分析當時國際形勢，提出了日本應採取的對策。他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內除亞細亞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領地。於亞洲之內，亦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穢。」(《再稿西洋事情書》)對日本來說，「英吉利求之於我者，如蠅逐膻，驅之而必復來」(《慎機論》)。針對內外形勢和力量對比的現實，渡邊華山認為「古來唐土御戎之論、我邦之神風不足恃」(《初稿西洋事情書》)，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見」，主張取消「異國船擊退令」，並提出「因時變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義」(《初稿西洋事情書》)的對處原則。他始終抱定一個「變」的信念，以至於臨終前仍念念不忘「數年之後為之一變」。

黑船事件

在對外問題上，渡邊華山對主張「攘夷」的幕府採取了的批判態度。渡邊華山對幕府「攘夷」政策的激烈批判，對於改變了日本政府對外政策的走向，起到了重要的校正作用。加上幕府吸取了中國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認識到炮擊西方船隻的危險性，隨即廢除了「異國船隻擊退令」。黑船來航後，即使批評幕府怯弱、因循守舊的攘夷派，也不再強硬地堅持開戰。幕末以來，日本也曾有過與西方國家直接進行軍事較量的嘗試。在薩(薩摩藩)英(英國)戰爭中，薩摩藩因不敵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大炮而損失慘重。既然打不贏，日本人便轉而求其次，從「知己知彼」開始，進而「師夷長技」，再圖「百戰不殆」。日本應對外患，經歷著從「攘夷」不成到「師夷」，然後勵精圖治伺機「制夷」的邏輯。

薩(薩摩藩)英(英國)戰爭圖

對比之下，渡邊華山對西洋各國本質認識的水平遠遠超乎林則徐之上，他是從原理上認識西洋社會，從而在理論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戰的總原則。結果日本當其面對西方強勢的炮艦時，明智地選擇了「避戰」策略。這種變通的策略使日本以一種「體面」的開國方式，通過明治維新，較為迅速、快捷、成功地進入了國際社會，逐漸擺脫了民族危機，成為亞洲的強國。

主要參考文獻：

1.茅海建《天朝的崩潰》

2.郭麗《接觸英美——中日近代最初的西洋認識》

3.田毅鵬《近代中日「開國」的歷史比較》

4.趙德宇《林則徐和渡邊華山的西洋研究》

5.李少軍《近代中日比較研究綜述》

6.張聿軍　倪麗俠《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真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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