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理，他們把娃送進了一所沒有成績和排名的學校

周四戶外課，由高年級孩子帶領低年級孩子，全校到附近田地插秧。第一次赤腳下水田的孩子很興奮

在大理外來移民圈，許多教育創新學校的名字在家長們的社交場中流傳：貓貓果兒，華德福，雲朵，稚游，桃溪谷，蔬菜教育社區，銀蒼學堂，竹和田……在這裡，人們幾乎能找到任何一種流派的新教育實驗。

無論是為了尋找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教育，還是單純為了蒼山洱海的藍天和空氣，來到大理的年輕家長們選擇跳出體制內教育，為孩子也為自己選擇另一種未來。他們在自己的伊甸園裡重新定義教育。

這裡有一個關於貓貓果兒和一個10歲男孩的故事。從一個男孩、一個家庭、一個學校、一個社區，亦可窺一斑而知全豹——拋開理論流派之爭和教育細節的差異，這些新教育實驗本質上有一個共性：試圖讓教育回歸生活，回歸人性

原標題《在大理，尋找教育的伊甸園》

全文約14605字，細讀大約需要37分鐘

木蘭怎麼也沒有想到，三年前的一次大理探親旅行，會讓整個家庭改變軌跡。最重要的變數來自她當時七歲的兒子小可樂——這個剛在南京某公立小學讀完一年級的男孩，在去過妹妹讀的幼兒園後，做了他人生里第一個重大決定：他不回南京了，他想留在大理，上一所叫貓貓果兒的學校。

貓貓果兒看起來不太像一所學校。站在小學門外，放眼望去看不到教學樓，入眼是緩坡草坪、籃球場、沙坑和樹林，玩耍的野孩子們可能出沒在任何角落，挖沙搭木頭玩吊床，嘗試以各種方式從坡上滑下。直到走進最深處，才會看到幾間落地玻璃窗的屋子，掩映在一排高樹後，從低到高，一到四年級的教室、教師辦公室、圖書室，沿緩坡錯落而立。

大理天藍風大，陽光透過枝葉的縫隙打下來時，貓貓果兒的教室里會有光影交錯。小可樂來到貓貓果兒的時候正趕上六一，全校麵粉大戰打得歡騰，老師、家長、孩子一齊上躥下跳，老老少少把過期麵粉扔得滿臉花，到處是尖叫和大笑。

在媽媽的回憶里，小可樂當時就「驚呆了」。當年的木蘭是南京某大學的體育教師、國家級專業武術運動員，由於這層工作單位的關係，小可樂在南京讀的幼兒園和小學自然也不差；但這三年幼兒園加一年公立小學，從沒給過小可樂這樣的認識：學校還可以是這樣的。

二年級在上體育課，兩個女生不想參與，被允許在附近做自己的事情

認識中學校應有的整齊劃一都消失了。每班的教室布置、桌椅擺放都是經全班共同討論後決定的，可以用自己舒服的姿勢上課，每周一天戶外活動，沒有重複抄寫的作業，沒有成堆的試卷，不再用考試成績排名論優劣。小可樂的右手中指指節曾有一個被筆磨出的繭，那是公立小學一年級的印記——他睜大眼睛語氣驚訝地說：「你知道嗎，一年級我最晚做作業做到了晚上10點多11點！」

七歲的小可樂並不明白，自己偶然撞見的是一塊民間教育創新實驗田。在教育界，類似貓貓果兒的學校被稱為「創新小微學校」，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底，國內這類完全土生土長、從實踐出發探索教育本質、針對學齡段在7到18歲的民間全日制學校約有27所，規模大多在200人以下，零散分布在北京、成都、大理、廣東等地。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出品的《中國創新小微學校調查報告》里，它們被描述為「不以『應試』為主要教育目的，尊重每個孩子的不同並鼓勵個性化發展，旨在培養孩子健全人格、健康身心、面向未來和終身學習的能力，並結合學校的教育理念和育人目標探索實踐多元、創新的教育方法的全日制學校」。

坐姿板直的好學生

小可樂是在媽媽臨走前準備訂機票時說出這個想法的。在此之前，短短一周的試讀時間，他迅速和貓貓果兒的孩子、老師打成一片，儘管初來乍到的小可樂明顯感到了自己和其他同學的不一樣。

他的第一感覺是「他們很奇怪」：每個班人很少，十來個孩子，一主一副兩名老師，教室寬鬆到可以打滾；同學的年齡普遍比他小八個月到一歲，但所有人都很放鬆，有孩子上課時蹲在椅子上，說到激動時恨不得爬桌子站上去。只有他坐得板正，「一直流著冷汗」，雙臂疊好放在胸前的課桌上，想說話時90度角豎起手臂，眼神巴巴地等著老師叫自己。

模仿自己從公立學校一年級習得的規矩時，他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第一次讀一年級的樣子——渾身緊著勁兒，表情瞬間嚴肅。「直到老師來了，我才發現，跟公立小學完全不一樣。」

三年級課堂上，同學們正在分享假期作業，把作業記錄在iPad上也是作業的一部分

最直觀的感受是日程安排的不同：早上8點40到校，首先是晨練玩耍的時間，分成跑步、籃球、體育遊戲、隨便玩小組，每天輪換；9點敲鐘進教室後，孩子們上的是「綜合課」；午餐由三年級的孩子為全校盛飯，飯後有約一到兩小時的安靜時間，可以自由選擇讀書或者午睡；下午是音樂、體育、美術課，課後有點心吃；最後是一天一度的班會。作業不比從前少，每天要寫閱讀筆記，但項目變得好玩，形式是用iPad發在班級社區里，比如烹飪展示、用創意的方式記錄假期里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人甚至會錄製遊戲視頻；一年一度的貓貓果兒考試，更是一次社會實踐闖關大遊戲。

語文、數學從課表中消失不見了。課程內容不再是翻開教材按章節學習課文，變成了主題探究的生成式課堂。每個學期，每個班的課程主題幾乎都不可預見和重複，它有時只由孩子一個好奇的發問引起，比如，墓碑上的字是什麼意思？

這是上一學年某個孩子提出的問題，最後，經過各年級老師的交流，姓氏文化的主題課程呼之即出。每周四是全校戶外課的時間，那次，老師們組織了一次墓地之行：高低年級混齡分組，兩人一組，由高年級同學記錄文字、低年級統計姓氏出現的次數，針對不同年級作教學重點的調整，低年級以識字、算數為主，高年級則引入當地氏族文化與歷史、文言文詞義的學習，最後匯總出分析報告。

和南京的「老朋友們」說貓貓果兒的生活時，小可樂提到周四的戶外課——墓園調查、收割稻子、插秧、徒步蒼山等等不一而足，每每都會讓那些孩子發出羨慕的亂叫。小可樂一開始也覺得新鮮，習慣後就不再大驚小怪——所有在貓貓果兒長大的孩子，似乎都覺得外出是理所應當的常規。

同樣被養成常規的，還有表達感受與情緒的習慣。每天下午放學前，班會是必須要開的，討論的事項卻不是分配任務、通知命令或似是而非的主題討論，而是兩個常規問題：今天誰遇到了什麼不開心的事情，覺得有必要在班會上分享？今天誰發現了同學的閃光點，想在班會上表揚？

打量

小可樂不習慣表達自己的感受，無論在家還是在公立學校。有時在學校，妹妹會熱情地朝哥哥撲過來，但媽媽記得，哥哥滿臉寫著尷尬，儘管兩人在家裡親密無間彼此打鬧：「他會不好意思，臉上裝著很嚴肅地有點想推開妹妹、保持距離，或者裝作不太認識。」

每天班會的分享環節，小可樂起先不太發言。準確地說，他在觀察和打量這個新環境里的安全範圍：其他孩子都會說些什麼，老師和聽的人會怎麼反應？說什麼是被允許的，什麼不行？

「當時他內外是不統一的。」木蘭分析兒子之前的狀態。「內外不統一」這樣的表述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受貓貓果兒創始人陳鋼的影響。在熟諳人類學與心理學的陳鋼的認識里，「真實」是人得以自處和與他人相處的核心——比如貓貓果兒幼兒園強調「時間、空間、物權」三大規則，鼓勵孩子表達真實的自我需求和感受。

貓貓果兒社區小學部春假後第一天的課程是布置課堂，圖為二年級主班鄒老師和學生們在一起商討如何布置

木蘭意識到，小可樂在這方面和在貓貓果兒長大的孩子確實不同。在貓貓果兒，我也目睹過一次孩子們解決衝突的嘗試：課間玩耍時，二年級的孩子發現自己在樹下搭的木頭帳篷被一年級的男孩破壞了，在大家紛紛對一年級男孩表示不滿時，領頭的二年級女孩突然站直了大聲說：「你們不要再這樣說一年級的了！這些話他們聽了什麼感受，你們想過嗎！我想和他們好好聊，好好聊才能聊出事實啊！」

緊接著，女孩走到一年級男孩面前，蹲到與他們平視的高度，半溫和半嚴肅地問：「你們為什麼要拆我們的房子？」

兩個小男孩低著頭怯怯地說：「我們覺得那是壞人的房子。」

一番情緒平和的對話後，女孩搞清了來龍去脈。她把男孩們帶到山坡另一個角落，指著一堆零散木棍說：「你們以後可以用這邊的木頭，好嗎？」

在木蘭看來，貓貓果兒的孩子表達情緒通道順暢，會明確地表達「我要什麼」「我不要什麼」，在公平的前提下與他人互動分享。相較之下，小可樂則是班上那個「懂事的大哥」，每遇到孩子們挑選禮物、分享食物之類的場合，他一定會等所有人都選完了再挑剩下的。放在以前，他是家裡親戚誇讚的「別人家的小孩」，可到了貓貓果兒，陳鋼對此的觀察卻是，這個孩子其實是為了迎合他人而讓渡、壓抑了自己的真實需求。作為媽媽，木蘭也承認，「有些東西他明明非常想要，只是裝得很大方，心裡其實有委屈和自我犧牲。」

小可樂說自己以前是個內向的小孩。他不敢表達的背後是害怕，害怕因暴露真實而受到傷害，害怕別人的評價，害怕別人說，你怎麼這麼自私啊？孩子之間有矛盾爭執，他也從不說，自己默默消化和妥協——與此同時，大人們誇讚他：真是一個懂事的孩子啊。

觸底

唯有在知識點上，經過公立小學一年級訓練的小可樂是絕對的學霸。他在南京學過心算，做過摞起來有小臂那麼厚的一沓卷子，無論在拼音、識字讀寫、英語還是數學方面，都遠遠超過貓貓果兒的同年級同學。儘管如此，出於對小可樂心智狀態的考慮，陳鋼給他們的建議仍是重讀一年級——並且要做好孩子在知識和情緒方面全部跳水式觸底的心理準備。

木蘭不是一個強勢的媽媽，加上南京的家庭環境遇上狀況，她最後和小可樂達成的妥協：9月開學，先讓他獨自在貓貓果兒試讀一個月，等國慶假期再決定孩子是否留在大理，情況不樂觀的話，再轉回南京的小學繼續讀二年級也來得及。「畢竟，有些東西也許只是看起來很美。」

沒過多久，木蘭發現小可樂的心算能力消失了。以前口頭考兒子數學題時，小可樂一百以內的加減法基本不出兩秒就算出來，但到貓貓果兒後，他的計算能力似乎回到原點——不僅速度慢，而且開始用實物擺算，像原始人結繩計數一樣劃道道加減。木蘭後來意識到，之前的「快」，是小可樂背下了奧數幾千道題的條件反射。她想起陳鋼和她說過的，「小孩眼裡的算數就是這有八顆糖，再來八顆糖，我數一遍16顆糖——學習的發生一定是跟現實結合起來的。」

貓貓果兒社區創始人陳鋼

傳統學校最重視的基礎知識學習，向來被認為是這類創新小微學校的弱項。但在陳鋼眼裡，這不是一個問題：應試能力是可以通過訓練提高的，但對小學年段的孩子來說，建立知識與真實世界的連接是更核心的基礎。像許多類似的新學校一樣，也有從貓貓果兒退學「出走」的家庭，除了搬家等客觀原因外，絕大多數出走的理由都和對知識能力的焦慮有關。儘管對孩子各方面的成長感到滿意，但偶爾，有家長還是會在比較中感到焦慮：為什麼公立學校同年級的孩子語數英能力那麼強，我家孩子都二三年級了，識字還不全，有些字要用拼音代替，寫字也掌握不對筆順？

從貓貓果兒幼兒園畢業的孩子升入了小學部，都會有一個有趣的升學儀式。圖為打扮成自己喜歡的樣子的畢業生在參加儀式

面對這些家長，陳鋼有一套固定的說辭：低年段時，孩子分科的學科知識點通常比同學段公立學校孩子要弱、進度更慢，但四年級以後，貓貓果兒的孩子在知識能力上會有一個飛躍式的增長。說這段話時，他通常會用手勢比出兩種知識曲線的谷底和波峰，對貓貓果兒的孩子，他始終相信會存在一個「觸底反彈」。這是他基於理念和觀察得出的結論：曾經從貓貓果兒小學畢業的幾名孩子——有些去了國際中學，有一位升上體制內初中——都表現出了很強的自我管理能力，學習動力足、進步快，社交主動性和環境適應能力強，更明確地知道自己學習的目的，並承擔選擇的後果。而那些暫時落後於人的能力，對每一個智力健全的孩子而言，只要訓練一跟上，無非是快與慢的差別而已。

有家長暫時被寬慰，也有家長半信半疑：這是否只是為了安慰而安慰的話術？貓貓果兒的前音樂老師張灝譯態度鮮明地認為，所謂的「新教育」不只是「試錯」，更是一種賭上孩子未來的「冒險」，無異於做小白鼠實驗，它們的教學安排大多缺乏有內在邏輯主線的完整體系，有師資流動性大等種種弊端。哪怕論及育人，他也表示無法接受這樣的培育：在他的經驗里，新教育出來的孩子大多看到老師不會主動問好，沒有基本的禮貌和規矩，抗挫能力差，受不了批評，玩圈子……「那我試問這樣的孩子成長到十年、二十年之後，到了社會上他認為自己很特殊，這樣的人怎麼合作？」

「與社會接軌」是張灝譯反覆提及的詞。他認為新教育是「被教育體制逼出來的」，但不過是「茫然地又撞到另外一個體制里」，註定局限於小眾。「我們的教育環境和教育歷史告訴我們，服從才是最好的。這可能也是新教育不能普及的一個最大因素。」

抱持不同社會觀點的人，用教育選擇為他們所相信的未來投票。面對諸如「貓貓果兒的孩子不禮貌」的質疑，貓貓果兒社區內部也討論了兩年有餘，最後達成的基本共識是「先養後教」，他們更希望那些成人社會強調的規矩與禮儀，是孩子成長到一定階段生髮出同理心後、基於對他人的尊重自然表現與習得的，而不只是來自外部的規訓。而觸及更深社會層面的問題時，陳鋼會說：未來確實不可期，可當人們已明顯意識到工業化大生產時代的教育體制不再適應當下的信息時代，為什麼不放手一賭，培養面向未來的人？

他相信的未來，是人人尋求自我價值實現的未來，是一個人格軟力比硬知識更重要的未來，往深了說，也是更加寬容、更強調多元和協同的社會形態。就算所有這些都無法撫平家長的焦慮，陳鋼還會退一萬步說：一個人格底子打好的孩子，能「差」到哪裡去呢？

某種力量

小可樂剛來到貓貓果兒時，孩子們也會好奇問他，你以前的學校是怎樣的？他像個大人一樣把問題在腦袋裡轉一圈，最後決定不向孩子們說太過負面的東西。

「我不能說我壓力很大。」小可樂正襟危坐。

「你覺得公立學校的壓力來自於哪裡？」我問。

「來自於各種作業不完成，那種老師的打和罵。比如說數學，（題目）在屏幕上面，三秒鐘算出十位數乘十位數，會上位也會降位。我會想如果算不出來我要怎樣把局面挽回來，怎樣得到老師的認同。比較難纏的一個問題就是得到老師的肯定，這也是我比較希望的。」十歲的小可樂口吻有如老幹部，「公立小學的老師們的脾氣控制得不好，很容易就破口大罵。這邊的老師情緒（穩定），就是能包容事情，他們的內心……比較大。」

小可樂有時看問題精準得駭人，但面對那個更虛無縹緲的、流動在貓貓果兒的氛圍，他尚找不出準確的辭彙來形容，只反反覆復地說，「貓貓果兒的某種力量。」當觀望期逐漸過去，新鮮變成常規，他開始習慣每天下午3點半的班會課上，同學當著老師和全班的面說出自己的遭遇和情緒——

「某某每次都不讓我參加她們的遊戲，我覺得很不開心，我想知道為什麼。」

諸如此類，衝突被攤開擺在檯面上是常有的事。木蘭記得大概二年級時，小可樂的班上有過一次情緒的大崩潰——全班同學都在哭，邊哭邊說自己在家庭里感到的種種委屈。而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張惡作劇小紙條，那張匿名紙條上寫著「大頭人、小頭人、狗人」之類的詞語，被放在一位女生的柜子里。

得知這件事的第二天早晨，當時的主班老師珍巧到教室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事情理出來龍去脈：參與惡作劇的四五個男孩先後舉手自白，儘管有孩子不太願意承認，但在七嘴八舌的討論下，想出點子的、帶頭寫紙條的、被慫恿寫的、放紙條的人基本清晰了。

好不容易理清事件後，珍巧問每個男孩，為什麼要寫紙條？大部分男生都覺得「好玩、搞笑」，其中一名男生也把這件事寫進當天的圖文日記里，表示做了惡作劇很開心。

珍巧感覺到，男孩們其實並沒有惡意。她接著問全班同學：這件事在你們眼裡是好的事情，還是不好的事情？

大家一致認為是不好的事情。被放紙條的女孩覺得自己有點不開心，珍巧也覺得，如果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對她來說並不搞笑。由於隨意翻動他人的柜子破壞了物權規則，按班級約定，男孩們使用柜子的權利被取消一個月。

這件事本可以到此為止，但此時，有同學提問：為什麼他們會給這名女生塞紙條？

「她是新同學，可能惹到誰了。」「她不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她剛來，對規則沒那麼熟悉和理解。」「分組合作時她總是希望別人按她的意願做事情。」

順著大家的回答，珍巧提問：如果班級里某一位同學惹到誰了，大家都不太喜歡他/她，你會怎麼辦？

有人說自己會和ta做朋友，有人說會幫助ta，有人說會告訴其他人ta其實沒有這麼壞……「可我們班沒有人是這樣做的。」小可樂快速地說，「之前有一次事也是這樣的，大家都這樣說，但都是騙人的。」

珍巧表達了自己對此的態度，「非常生氣」。她在白板下寫下三個角色，「慫恿者」「跟隨者」「受害者」——「這是我們班目前的三種角色。」珍巧說。小可樂表示自己做過跟隨者和受害者，其他孩子也分別述說自己曾經的經驗。珍巧進一步引導說，其實每個人都是複雜的，都可能經歷過不同的角色。她問：「你們在每一種角色中的感受是什麼？為什麼會成為那個角色？」

討論到後來，經常作為慫恿者的幾個孩子被大家集中點了名。這時，反而是被惡作劇的女孩替被點名的慫恿者說了話：「我覺得某某性格就是這樣的，不算慫恿者。」

一直不願意分享的惡作劇男孩咬著唇低頭想了良久，終於舉手，自白確實做過慫恿者，也被別人慫恿過。另一位女孩說，自己有時控制別人，是因為想跟他們做朋友。還有一個被點名的女孩也承認自己做過慫恿者和跟隨者，接著說了原因：「媽媽對我很兇，不愛我，把我養壞了。」

校園裡，四年級的學生和一年級的學生在一起玩耍。「混齡」是貓貓果兒學校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家庭

那堂由解決一個小惡作劇意外演變成的情緒課上，孩子們提到自己家庭里的矛盾後，開始一發不可收拾地哭了起來。

有人趴在桌上掉眼淚，說不希望這件事讓家長知道；剛自白過的男孩眼眶也紅著，在凳子上用力地蹬腿踢腳，說著自己怕被家裡責難的焦慮；一直沉默、看似身在局外的孩子開始傾吐：「我有事都憋在心裡，不跟媽媽說，難過了就自己一個人關在廁所里偷偷哭。」

「先把情緒接下來」，這是融進貓貓果兒的老師自然的行為習慣。班會結束後的那天，珍巧編輯了一條三千多字的長微信發到家長群中，事無巨細地把當天每個孩子的話語、細節、情緒記錄了下來。木蘭至今對其中一句話印象深刻：

「為什麼孩子要承受這些？」

珍巧最後的建議是給家長的，「把目光從孩子身上收回來，關照自己。」

絕大多數孩子身上的問題，最終都會回到家庭。在貓貓果兒，正如其他類似的創新小微學校一樣，由於入學家庭數量相對少、規模小，它們得以有更多空間最大程度地與家庭深入互動。貓貓果兒學校初建是2012年，當年入學家庭少時，陳鋼和老師們會深入到每個家庭做調研。許多時候，陳鋼的角色更像是家庭關係的心理諮詢師，不止一個人打趣說，他的存在有如居委會大媽，誰家有矛盾、有困惑，都會找他聊個天。從前，是老師先觀察到孩子有狀況，主動聯繫家長溝通；後來，有不少家長若提前預知家庭變故，會先去找陳鋼或老師報備。問題自然不是一時半會兒能解決的，但這樣的互動至少預備了嘗試解決的出口。

木蘭也不止一次向陳鋼和老師們尋求過幫助。移居大理的這幾年，也是這個家庭劇烈變動的幾年——先是夫妻關係變故、孩子在大理暫避風波，再遇上木蘭辭職不順、被迫時隔一年後才來到孩子身邊……但她發現有件事，陳鋼說對了：「無論離婚還是死亡，其實孩子沒有接受不了的事實，除非大人營造出某種後果或氛圍；他們不能接受的，是不確定。」

在終於辭職離婚、賣掉南京房子、15分鐘決定現款買下大理房產後，木蘭來到大理，按陳鋼的建議，「先補上離開這一年缺失的愛」，無條件接受那個在家變回幼兒園寶寶狀態的小可樂。

從貓貓果兒幼兒園畢業的孩子，手拿著「畢業證書」，每一個證書上都會寫著一句「獻給獨一無二的你」

溝通

雖然才三年級，小可樂談起兩年前的自己的語氣，卻仿若是成年人回望尚不明事理的幼年。他把南京的同學稱為「老朋友」，會對新來的同學語重心長地說：「你不知道一年級的時候，現實可不是這麼美好的。」

他逐漸學會放鬆，開始在班上試著表達自己。也有過崩潰——比如因為太奶奶的去世，又比如知道了一些媽媽隱瞞自己的事情——但他會用「情緒的出口」來形容這種崩潰，「就像昨天我們班某某和某某吵架，哭一會兒就會好。也會有各種各樣的攻克方法。而且最好玩的是，老師會找小朋友談心。」

木蘭的觀察是，小可樂在家和學校的狀態趨向一致了。和其他孩子遊戲時，他也不再只做獨裁者，開始學會欣賞採納別人的點子——畢竟貓貓果兒的老師也是這樣做的。這些老師無一例外有種思維特質：不斷反思自己的思維定勢，很少感到什麼答案是理所當然，所以幾乎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哪怕看起來極微小的疑惑。

升上三年級後，小可樂的主班老師由珍巧換成了付老師。這學期，三年級的主要安排之一是成立並運營T恤公司——上學期的課程主題是保護洱海，期末時全班設計了一件義賣T恤並進行了網上預售，作為承接者，付老師給同學們的第一個任務是分組討論出虧本最少的T恤製作方案。

還沒進入細節討論，課堂先卡在了分組環節。原本興高采烈想自由分組的幾名女孩很快遭到其他同學的反對，抽籤分組、老師決定的聲音紛紛冒出。在眼看討論要演變成互相指責攻擊前，付老師提出建議：現在有三種方案，想發表意見的請舉手輪流發言，說明自己支持哪種並解釋原因，儘可能說服大家，最後投票表決。

發言者大多是抽籤分組的支持者，理由大同小異，諸如「少部分人玩得好，但其他人會被孤立出去」。直到有女孩站起來，指著教室前方的班級公約說：「大家還記得我們的班級公約嗎？這是上學期我們一起討論制定的，公約的第三條是，要嘗試與不同的人合作。所以我支持抽籤分組。」話音剛落，大半同學鼓起掌來。

抽籤支持者漸佔上風時，被影射抱團的女孩趴在桌上開始小聲抽泣。主副班老師臨時商量後，決定引入新的思路：

「現在每種分組的優缺點都很清楚了，我們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大家覺得分組是為了什麼？」

「為了討論出讓T恤虧本最少的方案。」小可樂舉手搶答。

「好。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大家覺得需要用到哪些素質或者能力？」付老師繼續追問。

「很會砍價的能力。」「需要有人跑腿，體力也很重要。」「數學好，會算賬。」「要有做事專註的人。」「時間管理。」「領導力。」……放下了站隊的包袱，孩子們都很活躍，紛紛貢獻建議。孩子們邊說，付老師邊在白板上寫下相應的關鍵詞，最後，八種能力被呈現在白板上。

副班鍾老師這時把便簽紙發給每位同學，請每個人給自己的這八項能力分別打分，評分從0到5，對應能力程度從弱到強。課程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有孩子嘟囔著「某項我只能打1到2分」時，一定也會有其他人真誠地鼓勵，「我覺得你的某項能力很強，可以打4到5分。」

自評和互評在完全沒計劃的情況下自然發生了。把便簽紙悉數收上後，付老師向全班提出了第四種分組方法——根據自評，總分最高的四名同學將成為組長，有權挑選兩名組員加入組隊。

「喔，這個有意思！」教室里一片驚喜的交頭接耳。再一次投票。這次，第四種分組方案以壓倒性優勢被通過。

這是時時刻刻發生在貓貓果兒的故事。相較之下，小可樂回憶在公立小學的時候：「如果你一直舉手想發言老師是不同意的，因為老師知道你要反駁他，所以會逃避這些問題的解決。有時候一些複雜的事情，他們也會用一些方法來躲避，並繼續把課的氣氛給管控下來。」

很難相信，這洞察力竟出自一名十歲的男孩。

三年級課堂板報，展示了學生們自己討論的內容，「改變你的世界，改變你的思維」

社區學校

成長的不僅是小可樂，更是木蘭自己。

她花了許多功夫自我治癒和修復——離婚後夫妻關係的僵持，曾是她邁不過去的一個坎。當媽媽無法坦然與過往和解，面對爸爸時，小可樂有段時間也很糾結：想和好不容易見一面的爸爸玩，又害怕媽媽不高興，得小心翼翼地看媽媽眼色行事。

直到約半年前，母子倆有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深層交流。經歷種種家庭變故後，那是木蘭第一次從兒子口中聽到他對家人們的真實感受：「媽媽最重要，因為媽媽陪伴我最多；但是爸爸也很重要，因為他很愛我。」

木蘭聽得出小可樂的釋然：「他用的是『陪伴』，他心裡特清晰。小朋友太神奇了，他是你的一面鏡子，只要你敢面對他，你的答案都在他身上，你也騙不了自己。」

很難說最後是什麼逐漸融化了木蘭的態度，但木蘭自己知道，貓貓果兒的環境是開啟整個良性循環的孵化器。不光是和老師們的深入交流，也是家長間的互相扶持——從南京來到大理，木蘭逐漸意識到，改變最大的不是自然環境，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拜賜於大理的嬉皮士氛圍和外來移民群體的價值觀趨向，在這個生活節奏相對慢的城市，人和人得以最大程度地剝去外界標籤，以性情和趣味擇友，而從前在大城市裡以金錢為中介交換資源的生存模式，在大理外來移民群體中，也最大可能地回歸到以資源交換資源。

在這樣的環境中，木蘭發現自己近兩年和別人進行的深度對話，甚至遠遠超過了過去三十餘年的總和。「在南京時，聚會無非就是吃飯、唱歌，大家聊的也就是房價、車子、學區、熱點話題，也不是說大家不想交流，大概是沒有氛圍吧。」但在大理，木蘭和朋友們約著一塊做瑜伽、跳舞、組織心理學讀書會，聊最近的焦慮和困惑，聊兩性關係，聊自己的原生家庭和童年……很多時候，談話是互相的心理療愈：

「表面上甚至覺得是在聊八卦，稀釋完了之後四個小時聊下來，發現每一個婚姻裡面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後來發現大家的構架是一樣的，大家關心的事情是一樣的，面臨的問題也差不多。相互傾訴、梳理完了之後，人特別安全，就覺得特別有通道，你來我往。相較於外邊任何一個環境，這是貓貓果兒最有營養的部分。」

而陳鋼的說法是，有太多成年人需要補償式地重新過完自己的青春期。

來到貓貓果兒前，木蘭並不明白，他們為何老強調自己是一個「社區學校」。「社區學校」到底是什麼呢？現在她完全懂了：「時間長了，這不光是孩子的一個小學、幼兒園，所有的家長在裡面是共振的。」

貓貓果兒確實更像一個社區。貓貓果兒小學的禮堂舞台正上方，貼著一張紅字條，寫著歪歪扭扭的四個毛筆字，「去中心化」。陳鋼並不是貓貓果兒的校長——沒有校長，意味著這裡沒有絕對權威，它的運作和規則有如城邦，老師、家委會與孩子三方制衡自治。

說起來，貓貓果兒小學成立的原因也簡單：一幫大理新移民們的孩子到了該上小學的年紀，不願讀公立小學，去哪呢？大家左勸右說，催著陳鋼在貓貓果兒幼兒園的經驗基礎上，繼續辦個小學。願意出資的十幾名家長成了最初的股東，「錢都湊好了，你看著辦吧。」

陳鋼形容自己被趕鴨子上架。但接下這個苦差事，也有些許社會實驗的性質：當初第一屆貓貓果兒幼兒園的生源比例，與大理外來移民的社會分層類似，包括自由職業者、嬉皮士、藝術領域工作者、中產白領、中年退休者等不同移民類型，同時考慮家庭結構的差異。如此迭代試錯兩年，生源結構基本穩定，陳鋼覺得有趣：看似不同家庭的孩子，其實都能玩到一起。第三年，社區化招生開始，陳鋼把招生的權力交給了家委會——或者說，隨著慕名而來貓貓果兒的人越來越多，他把這苦差事交了出去。

貓貓果兒社區有家長委員會，經常會組織一些社區活動。圖為家長們自發舉辦的籃球賽，這是其中一場家長和小學部學生的比賽

烙印

木蘭也是這屆家委會的一員。每年，貓貓果兒的老家長投票競選出11名家長代表，由他們組成新一屆家委會，負責招生、與學校溝通、籌辦社區活動等。

在類似的創新小微學校里，由於教育理念被置於核心，學校與家庭大多是雙向選擇關係，而由家委會負責的招生，與其說是面試或考核，其實更像一次對家庭氛圍和教育細節的深入觀察與交流，既包括查看報名表、家訪約談，也包括組織戶外等集體活動，由家委會成員對每個家庭評分。

入學前的繁瑣流程，有時不免被外界打上「玩圈子」「排外」的標籤，但對陳鋼和貓貓果兒社區來說，這是對雙方的尊重與負責。從前，貓貓果兒靠的是老家長推薦制，但很快出現了弊端，礙於面子和人情的事越來越多。哪怕後來改成家委會招生制，在層層觀察篩選下，也不免有疏漏。「樹大招風，」陳鋼搖頭。不少家長並沒想清楚自己教育的需求，只聽說某個學校「好」，便在篩選階段各種迎合。許多時候，迎合甚至是不自知的，在入學目標達成後，家長們真誠地期待著一個緩慢成長的美好圖景，對「優秀」的焦慮並非不存在，只是暫時被遮蔽。

待時間揭開真相，這類家庭通常會選擇離開。《中國創新小微學校調查報告》顯示，對該類學校學習效果不太滿意的家長佔比2.44%，主要原因是「知識不夠全面系統」，同時表示有非常大的可能把孩子送回體制內；34.15%的家長對是否轉回體制內學校的態度不確定，表示要視孩子未來發展而定。小可樂所在的班級也經歷了好幾名同學的轉來與轉走，有從公立學校轉來的，有轉去國際學校的，甚至有重新轉回公立的，生態稱得上複雜。對不同家庭的決定，陳鋼表示理解：沒有所謂最好的教育理念或方式，只要每個家庭作出了內部協商一致的選擇，就是那個家庭最好的出路。

相比起大理，在北上廣等傳統優質教育資源更為集中的大城市，選擇新教育的家長通常會經歷更複雜的焦慮鬥爭和自我掙扎。三四年前，亞青把女兒送進北京的一所強調自然生長的新教育學堂，儘管女兒喜歡極了這所自由的學校，也確實成長出無拘無束身心健全的樣子，但看到同事的同齡女兒在私立國際學校用英語流利自如地播報自己寫的國際新聞、中文閱讀寫作及時間管理等各種能力都極出色後，她內心逐漸有些失衡：回看自己的女兒，還停留在單個蹦英文單詞的階段。自那之後，她為女兒報了一個課外口語課，但經濟壓力日益成為影響家庭教育決定的最後一根稻草：在北京，這類學校的學費通常是每年三四萬到七八萬不等，如果額外加上課外輔導、興趣班、遊學等雜項，與每年約十餘萬的國際學校相比，「性價比」甚至顯得有些低。

亞青只是一名普通的都市白領，要為實際的生活開銷奔波；哪怕在大理，也幾乎沒有家長完全實現了所謂的財務自由，無論是開客棧、餐館、辦夏令營或以某項技能謀生，每個家庭都需要找到自己的財務實現途徑。《中國創新小微學校調查報告》描摹了這類選擇體制外新教育家長的群像：受過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大多生於1975年以後，經濟收入屬於中產範圍，關注下一代的身心健康與全面發展。他們中的大部分，「曾是應試教育體制下的成功者，但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將高考視為唯一奮鬥目標。」

但教育體制的烙印，或許還是透過這些焦慮，不可避免地打在了曾經的獲利者身上。

未來

「這些孩子，以後怎麼辦？」外界最好奇的問題，總是「小白鼠」的未來：小學階段結束後，初高中對接怎樣的學校？他們還能適應體制內的教育嗎？他們參加高考嗎，還是只有出國一條路？

由於國內類似的創新小微學校創辦時間普遍較短（據《調查報告》最早追溯到2005年），且大部分集中於5到12歲小學階段辦學，因此在中學階段能夠繼續就讀這類學校的學生不多，大多對接理念較寬鬆自由的國際中學，部分回到國內公立初高中。陳鋼並不擔心適應的問題，在他看來，幼兒、童年階段養成的人格基礎已基本定型，在身心健康的基礎上，只要具備基礎的學習能力、探究熱情和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無論孩子置身何種環境，都有能力應對並自我成長。

陳鋼也開始被家長們催著辦貓貓果兒初中部了。看過成都先鋒學校等先驅機構後，他大致有了些信心，但目前一切未有定數。對現狀滿意的家長的心態多是走一步看一步，木蘭也不例外，何況，她從小可樂身上看到了信心。

一個月前，新學期開學在即，小可樂突然意識到，毫不費力地玩了兩年，自己在知識上曾經的絕對優勢已經消失了。他有點崩潰地告訴媽媽，開學有一次數學小測試：「媽媽，我覺得我好像沒有以前厲害，可能得不到第一了。」

「你覺得自己為什麼一定要得第一？」媽媽先問。

「得第一的感受特別好，特別牛，爽，我喜歡得第一。」木蘭一直覺得兒子繼承了她的運動員基因，好勝欲是寫在骨子裡的。最開始她也糾結，這孩子是不是太好強了？後來經過家長之間的交流，她想通了：沒必要壓抑孩子的慾望和野心，贏了就爽，爽了就完了，也算增長自信；輸也就輸了，競技嘛。

「好。那你為什麼覺得自己不能得第一了？」

「現在很多人都很厲害了，比如某某某畫畫很厲害，某某某作文很強，某某某英語很厲害，某某演講厲害，某某數學也超好……我覺得自己很多優勢都不見了。」小可樂睡前哭了起來。

「那你覺得你有什麼好方法來面對嗎？」待小可樂把各種煩心和壓力吐得差不多後，媽媽接著問。

課間休息時間，兩個一年級的女孩在玩拼圖遊戲

「不面對是不行了，我已經不優秀挺長時間了。」媽媽忍住笑意聽小可樂說出了這句話。小可樂愛玩遊戲，媽媽順勢說：「小可樂，如果貓貓果兒的小孩在某些方面比你優秀的話，你可能真的是要開始很努力了。以前公立的孩子是被一條線勒著的，掉下來就會被老師發微信給壓力、去補習，全班才能維持在同一個較高的標準上，但在貓貓果兒，沒有這條線了。這樣的話，你就得靠自身內在的驅動力，想要優秀就要去找到自己的優劣勢，就好像遊戲系統里的bug一樣，你得找到它去補上。」

對話從這裡開始轉入了具體知識細節的查缺補漏。哭著哭著，小可樂慢慢清醒過來，開始捋清條理：數學的除法有困難，英語不算特別優秀，寫作還要多看書，再向主班老師諮詢更清晰準確的建議。

開學的數學測驗如期進行。過程比小可樂想像中要輕鬆很多——考試不僅沒有排名，連改卷都是老師邊講解、孩子邊自己操刀，分數無關緊要。第二天，根據錯題情況，應用題成了學習的重點。與外界想像不同的是，包括貓貓果兒在內，許多新教育的老師並不排斥基礎知識和考試形式——他們備課時也會參考教育部教學大綱，借鑒各年段需要掌握學習的基礎知識點，對高年級學生來說，考試測驗也是了解知識漏洞的手段，只是分數成了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回歸

一切都未定型，貓貓果兒一直處在生長和變化中，如同教室外隨風婆娑的草木。每天放學後，老師們都在開會：是否需要設立一套全面針對兒童心智成長的評估系統，評估維度如何制定？混齡場景如何推進？在本土實踐中借鑒各門各派的生成式教學已走過六年，如今面對外界，是否有必要逐步整理出體系？

在大理外來移民圈，除了貓貓果兒，還有許多教育創新學校的名字在家長們的社交場中流傳：雲朵，稚游，桃溪谷，蔬菜教育社區，銀蒼學堂，竹和田……在這裡，人們幾乎能找到任何一種流派的新教育實驗，華德福、蒙台梭利、瑞吉歐、澀谷自由主義、靈性教育、自然教育——還有許多尚未被命名，更多的實驗已悄然結束。

當創新小微學校也無法滿足教育的個性化需求時，在家上學也是這些家長常見的選擇。在大理銀橋村，當地家長告訴我，這裡約80%的外來家庭都是在家上學，理念和教育方式千差萬別，不同家庭間聊起來時，甚至會打趣般地自分派別：「某某家是極左派，覺得不應該給孩子任何引導，完全自由；某某是不太激進的左派；某某是中間派；某某是右派……」

然而所謂流派或名稱，更多時候只是一種降低外界認知成本的標籤，往往也意味著誤解、局限和偏見。「聽說貓貓果兒是搞瑞吉歐那套的」「菜媽的蔬菜教育社區還在做嗎？他們好像就是耕種教育吧」「桃溪谷的孩子就是什麼都不學每天玩」……諸如此類的猜測，我曾聽不同人反覆提起。與成都新教育界的活躍生態不同，近幾年，隨著不同機構的教育探索從萌芽到成形，大理不同新教育機構逐漸各自為政，急切尋找同道中人的最初階段似乎已經過去，他們對彼此的動態和變化知之甚少。

但拋開理論流派之爭，拋開教育細節的差異，這些新教育實驗者骨子裡有比想像中更多的共性。就像決定辦貓貓果兒幼兒園前，陳鋼心裡有底的那個瞬間，並不來自於教育，而是來自「人」——在做過大量對人的訪談和觀察後，他有意識地問自己：通過一個人當下的呈現，能否還原出他六歲以前的情緒世界和心理世界？

心裡的答案是肯定時，他覺得，可以做了。

問題自然還有很多。儘管2017年1月18日國務院印發的《關於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放寬辦學准入條件——社會力量投入教育，只要是不屬於法律法規禁止進入以及不損害第三方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安全的領域，政府不得限制」，但據《中國創新小微學校調查報告》，「受限於班級學生數量、辦學場地等要求，（截至本報告撰寫時）所有接受調研的『創新小微學校』均未取得辦學的資質，但大部分的學校創辦人/負責人都在為獲取辦學資質而努力。」

「你怎麼看待這些教育創新？」我也曾問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查敏，她所在的團隊長期觀察教育創新、在家上學現象。

她直直地看著我的眼睛：「不管成敗，有人敢於邁出第一步，勇氣就已經非常令人欽佩了。這其實不是『創新』，只是『回歸』。教育，不就應該是這樣嗎？」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木蘭、小可樂、亞青為化名。參考資料：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8）》《中國創新小微學校調查報告》。感謝實習記者宮健子協助整理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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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59期

文 / 本刊記者 邱苑婷 發自大理、北京

實習記者 李艾霖圖/譚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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