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燒傷的命運
舊文，沒什麼可發的日子，隨意發發。
關於奧茲、茨威格、文學的意義、《昨日的世界》、「昨日的世界」與《愛與黑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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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zzrar（來自豆瓣）
來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218840/
才疏學淺，寫得很艱難，效果也不佳。若你能讀完，我很感謝。
《昨日的世界》停在1939年這個時間節點上。這又正好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的誕生之年——彼時維也納鶯飛鳥囀，萬木吐芬；而耶路撒冷風沙灼熱，山形肅穆。誰會同時想到呢？一個古老世界的消亡，正伴隨著另一個新生命的滋育。
就像一齣戲劇的開幕：1939年，一個連數字都意味著大轉變的年代。實際上，歷史在許多年前就已開始調轉車頭了，如同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通過祖輩之口娓娓道來的世紀之交的歐洲那樣。描述那個風起雲湧時代的許多傑作，在內容和精神上總是互為註腳，《愛與黑暗的故事》與《昨日的世界》亦不例外。
二戰爆發後，茨威格——這個熱情而寬厚、經歷過古典時代和見證一戰風雲的「傳統」歐洲人代表——為到處充斥的謊言與騙局而深深絕望。法西斯的鐵蹄踐踏了他對歐洲和平的嚮往和成為「世界公民」的努力。「沒有一片可以逃遁的土地，沒有一種用錢可以買到的安寧。」舊時代的鮮花與掌聲，曾經的和諧、高雅和歡樂，竟成為日後的輓歌。
與《昨》同期的，是《愛與黑暗的故事》作者的父母乃至祖父母的故事。這個說希伯來語的家族看 上去似乎遠離歐洲中心：父親一支來自立陶宛，母親一支來自俄國控制的烏克蘭西部地區。他們經受的動蕩與戰火，無疑比維也納的紳士們所見識的要多得多；但他們又受過西方文明的洗禮，甚至認為「越西方的東西越有文化」。作者的父親是通曉十幾種語言的大學者；母親則畢業於布拉格大學文學系，「過早地」將幼年的作者帶入瑰麗而奇幻的「語詞的森林」中。
《昨日的世界》的副標題是《一個歐洲人的回憶》。而《愛與黑暗的故事》，毫無疑問是一卷跌宕起伏的猶太歷史。它們的相似之處，大概就只有所描述的年代相近和作者同是猶太人了。猶太民族生來多難而漂泊，所以即便同根同源，相互間的歸屬感和依存感甚至不如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與猶太居民，遑論建立起文化認同。這使他們總以融入別的文明為途徑彌補自身的文化斷鏈。茨威格所屬的維也納的猶太富商家庭，常常慷慨資助當地文化藝術產業；而奧茲的作為知識分子的父母，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均是歐洲式的，他們也時常眷戀已然遠離的歐洲心臟與古典歐洲文化。
「猶太復國主義」思潮的興起與以色列的建立，要旨之一便是彌補猶太民族缺失的文化認同：在舊約誕生的古老大地上，修補已成殘片的歷史。然而已隨歷史流散的命運又如何能彌補呢？他們註定漂泊，在身體，抑或心靈上。茨威格深深牽掛奧地利，卻沒人能將他召回；奧茲的祖輩在夢裡仍遇見立陶宛深棕綠色的森林，巴勒斯坦給予他們的不過是心靈上的流放。
無家可歸。我試圖將一位舊歐洲人與新猶太人聯繫起來，就因為窺見其中曠野一般遼闊而黑暗的、時間和命運的棋局。這樣的博弈不僅存在於他們之間，也在我們之間。線性時間上的接續使不同的人生互為註腳，而時間列車所駛向的，永遠是最深最廣瀚的不可逆轉的生的孤獨。猶太人是被上帝放逐的人；我們又何嘗不是？
讓我們說回1939年這個特殊的年代。英國正式對德宣戰；五十八歲的茨威格被祖國奧地利驅逐，被迫寄身於「敵國」英國，連一張結婚證都拿不到。他只能縮到精神世界的繭中，與世隔絕，不問政治，在文學藝術中默默忍受孤獨對靈魂的焦炙。就在這一時刻，他恍覺所處的安謐小鎮、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像極了1914年一戰爆發前的奧地利；而「閃閃發亮的玻璃櫥窗」，又與記憶中1918年苟延殘喘的歐洲大陸形成鮮明對比。這讓他猛覺「為我們所經歷過的那種生活做見證，是我應盡的義務」，開始創作《昨日的世界》。
此刻，1939年已不再單單是一個標誌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當它經人的強烈感情加工、與人的苦難融為一體後，它就成為了我們記憶時空里一段命運的結束，或者，另一段命運的開啟。這有些像里爾克《嚴重的時刻》中所寫：「此時/有誰在這世上死/無緣無故地在世上死/望著我。」我們由凝視轉化為被凝視，義務和悲愴驅使我們誠實地記錄下所經歷的一切。我們平時寫作，尤其是撰寫回憶性質的文章的時候，常常在完稿的那一刻有「身體的某部分已經死去了」的荒謬感。
一切的結束都是起點——我們的「反思」就像女孩的紅舞鞋，一旦穿上就無法停止舞步，貫穿所剩不多的餘生。人的一生可能在某個節點上已經結束了。而後冗餘下來的那些壽命，也許只是為已逝的做一種整理與思考。那些過去可能太過荒謬愚昧，未曾給反思預留空間。我們的命運猶如古卷。大火燒毀後，才有修補的需求與價值。
1939年亦是阿摩司?奧茲誕生的年份。人們將此作為起點；但其實不是。它只是耶路撒冷小城無限平凡的一年，如果不計較此刻大量湧入的東西歐難民的話。奧茲以這樣一個「中間年份」作為地基搭建敘事，以1952年媽媽的死作為結束——而又是另一個起點。
《愛》的開篇中，作家先向前跑了一小段，描繪潮濕陰冷的小居所、錫安山的落日和英國統治下文化名流攢聚的三四十年代的耶路撒冷。他跑得很慢，幾近散步；途中「恰巧」碰見親族——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於是在與他們的談天中，引出另一個「昨日的世界」。這是一個與茨威格筆下樂觀、和平、高雅的舊歐洲截然不同的世界：《密西拿》、《塔木德》、建立猶太獨立民族國家的激進思潮、回到耶路撒冷的強烈願望和對北歐安謐生活的留戀，以及，因堅決反抗納粹迫害而亡的親人。猶太人的命運又被灼燒得只留殘片。
誰曾敏銳地察覺到自己「孤立的生命」確實有前世今生呢？奧茲察覺到了，並且把家族故事寫得如此富有歷史縱深感。當我們把自身的成長與人格丟回歷史長河中，再度參與、重新詮釋，所謂的個人敘事就不再是歷史的斷章，而成為意蘊深遠的一段變奏。此刻，作為存在的「人」是孤獨的，但「你」與「我」不是。1939年的奧茲看似兩手空空地來到這個世界；但他的個人時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經響起前奏。
這就是為什麼有人說「了解歷史，是為了了解我們自己」。不僅僅在我們經歷的歲月中，如同《昨》和《愛》所寫的那樣，在上代、上上代甚至再往前回溯的歷史裡，都可以發現我們的影子。
1931年一個晚秋的清晨，茨威格五十歲了。他思忖，「人生的第五十個年頭被看做是一個轉折……人們會捫心自問：他已經走過了多少路程，是否還要繼續向上奮進？」在他物質與精神生活均豐盛而美滿的時刻，他竟突然渴望起「另一種更為艱難的生活」。在日後預感應驗之時，我們發現——原來駕馭我們生命的「神秘力量」，在很久以前便倏忽而至了。
顯然，不是我們選擇了寫作，是命運迫使我們走上寫作之路。也許我們層出不窮的文字表達只是同一主題的幾段變奏而已。回憶錄是一種整理；而回憶錄般的小說，便不止於整理，還企圖與命運的本質掛鉤。
《愛與黑暗的故事》實質是一本小說，因為正是1952年母親的自殺迫使奧茲成為一個作家，以文學的形式重組回憶，才能掘出那最深的黑暗與最深的愛。
那個冬雨連綿的清晨，奧茲的母親死於抑鬱症與安眠藥中毒——而這個事實，在書腰、書勒、序言以及62章前的全部敘事里，都在被不斷提到，只是在最後一章前，它從來沒有實際發生。「母親的死」這個在話語里蒼白的四字詞，作為劇情被安排在小說的最後一章，整本書因此而變質。所以，《愛與黑暗的故事》是一部讀過第一遍後，從哪裡都可以開始重讀的書籍：它一切的敘事起點恰恰在最後一章。不論是少年奧茲參加童子軍、前往基布茲（以色列的一種集體社區，實行集體所有制，成員之間完全平等）接受歷練、成為作家，還是幼年時沉溺於幻想和文學之中、乃至父母婚姻的失敗，緣起都可以說是「母親的死」。在這些頗日常的事件里，潛流著茨威格所說的「駕馭我命運的神秘力量」，正是這力量迫使我們決定人生的下一步。
有人問茨威格：你的個人回憶錄，為什麼寫作別人的篇幅甚至大大超過了個人敘事？還有人問奧茲：你的自傳體小說，為什麼要寫成家族史和民族史？實際上，這些形式只是一把鑽子，為了探索我們自身的命運而被需要。這是不同的文學作品始終有意無意、深深淺淺地在探討的東西，是我們面對大火燒傷的個人命運而墜入的深深疑慮。我們深刻地感受到過去的一部分已「在身體里發爛然後死去」。就像《愛》中，母親的死亡亦是「我」的死亡；同時，另一個時空里，活在基布茲中的「我」得以誕生。所謂前生，在母親深沉的凝視中、愛麗絲鳥日復一日的啼鳴中，被燒毀、安葬，與母親一同長眠。這難道不是我們充滿斷裂感的人生嗎？我們總是死去，再在反思中重生。
然而命運的軌跡總是乾乾淨淨只有一條的；斷裂後再接續，始終單向前進，永遠一去不復返。1942年，對這個世界依然充滿希望、對個人的命運卻已然絕望的茨威格，在里約的陽光里服毒自殺。而奧茲何嘗不是？這個夢想長大成為「一本書」的孩子，最後真的成了一本活的書籍，時時刻刻在著述母親自盡帶來的巨大疑雲。但他們死去後，又是無數的人來挖掘和修補他們的敘述，他們的命運又與我們息息相關了。
我們曾惶恐地發現，討論人的存在或命運的問題永遠只有一個答案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死亡。人總是要死的。但文學的存在使人的死亡得以承前啟後，讓我們的命運終於可以不那麼無助地獨自穿行在時間隧道里。一個個時間節點終於不是蒼白的數字而已；我們終於不那麼孤獨。
我有時會想，人為什麼總是孤獨。不是偶爾，是總是。也許是因為死亡在不遠處投下陰影，而我們的愛卻得不到承認。於是，我們用血肉哺育文學，書寫回憶，愛終於得以填補虛無。人是一座孤島嗎？並不是。我們是群嶼。文學是一片群嶼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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