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語境期待中國翻譯研究的新突破
【作者簡介】
謝天振，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比較文學暨翻譯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國比較文學終身成就獎獲得者，國際知名比較文學家暨翻譯理論家。兼任《中國比較文學》季刊主編，《東方翻譯》雙月刊執行主編，《中國翻譯》編委。同時受聘為北大、復旦、上海交大等十餘所國內著名高校的兼職教授或客座教授。自1986年起，先後任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翻譯系、浸會大學英文系、加拿大阿爾貝塔大學比較文學系、俄羅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等校高級訪問學者，目前作為廣西民族大學相思湖講席教授在該校招收並指導比較文學翻譯學專業博士生。
主要編、譯、著作有：專著《譯介學》、《翻譯研究新視野》、《譯介學導論》、《中西翻譯簡史》(合作)、《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1898―1949)》（主編），個人論文集《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隱身與現身—從傳統譯論到現代譯論》、《超越文本 超越翻譯》，個人學術散文集《海上譯譚》、《海上雜談》，理論譯著《比較文學引論》、《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等。
新時代語境期待中國翻譯研究的新突破
（本文發表在《中國翻譯》2012年第1期，第13-15頁。經作者授權由「外國文學文藝研究」微信公眾號推出。）
日前有同行朋友提到，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的翻譯研究進行得如火如荼，等值論、等效論等，新論踵出；《紅與黑》譯本讀者意見大調查蔚為壯觀，幾乎讓整個文化界為之注目；至於圍繞著「翻譯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翻譯文學能否視作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等問題的爭論，雙方言詞激烈，你來我往，爭得不亦樂乎，也幾乎牽動了整個譯學界……但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最近幾年以來，國內譯學界似乎顯得比較平淡，繼上世紀滿城爭說西方譯學新論的熱鬧景象之後，似乎再不見相似風光……他問我對此有何見解。我聽後想了想，覺得朋友此言雖並不盡然，但也不無道理，值得我們深思。最近30年來，我們國家在翻譯研究的理論意識的覺醒和翻譯學學科的建設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僅僅是開了一個頭而已，更實質性的深入的突破尚有待我們譯學界的同仁繼續努力。尤其是當前翻譯所處的時代語境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而我們譯學界顯然還未能及時跟上這一變化。
一、時代語境的變化
我曾在拙文《譯學觀念現代化》 (《中國翻譯》2004年第1期) 中把人類的翻譯史粗略地分為「口語交往」「文字翻譯」和「文化翻譯」三個發展階段，並指出：「在翻譯的文化和翻譯的內涵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今天，我們相當一部分翻譯研究者和翻譯教學者的譯學觀念還沒有來得及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基本上還是停留在文字翻譯階段。」現在看來，這裡的「文字翻譯階段」和「文化翻譯階段」的表述顯得有點模糊，意義不夠清晰。所以之後，我在主持編寫《中西翻譯簡史》 (外研社2009年) 一書時，便提出根據特定歷史時期的主流翻譯對象把中西翻譯史劃分為「宗教文獻翻譯階段」「文學翻譯階段」和「非文學 (實用文獻) 翻譯階段」這樣三個大的發展階段，並在該書的「前言」中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特定歷史階段的主流翻譯對象是形成該歷史階段的主流譯學觀念的重要制約因素。譬如，正是中西翻譯史第一階段的主流翻譯對象—宗教文獻—奠定了人類最基本的譯學觀念，諸如『原文至上』觀、『忠實原文』觀等等。第二階段 (主流翻譯對象為文學名著、社科經典) 在繼承和肯定第一階段譯學觀念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豐富深化了人類的譯學觀，並提出了許多關於翻譯的新思考，諸如『翻譯的風格』『翻譯的文體』『形式與內容的矛盾』等問題。」在我看來，「人類譯學觀念的實質性變化出現在第三階段，這是因為這一階段的主流翻譯對象—實用文獻—不像此前兩個階段的主流翻譯對象那樣具有『神聖性』和『經典性』，實用文獻的翻譯更注重翻譯的功效，這樣，『忠實』就不再是翻譯活動唯一的和最高的準繩。因此，這一階段的譯學觀念引入了許多新的思考維度。」
不無巧合的是，2009年國際譯聯 (FIT) 發布的國際翻譯日慶祝主題「合作翻譯」 (working together) 的內容似乎正好印證或確認了我對於當前翻譯發展已經進入了以實用文獻為主流翻譯對象的「非文學翻譯階段」的觀點，因為該「主題」明確提出：「譯者苦心孤詣、獨鑄輝煌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 (The days of the fiercely solitary translator working in splendid isolation are numbered.) 它要求我們「以全新的視角來關注我們強調合作翻譯的原因和方式」 (to take a fresh look at why and how it pays to join forces) 。千百年來，翻譯一直被視作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行為或活動。一支筆，一張紙，一盞燈，一本書 (原作) ，一本外語或雙語辭典，獨自一人在書房，或苦思冥想，或奮筆疾書—這幅圖景也許是大多數人對譯者工作的最鮮明生動的想像和寫照。然而，隨著時代的進展，特別是隨著電腦、互聯網、翻譯軟體等科技新成就的不斷湧現，這幅圖景正日益在發生變化：筆和紙不見了，代之以電腦的鍵盤和熒屏；辭典不見了，代之以形形式式的電子工具書；甚至書桌上的書 (原作) 也不見了，因為它已經被事先輸入到電腦里了。更具實質性的是這幅圖景中的「人」也發生了變化：他不再是單獨的一個人了，儘管你看見的也許仍然只是一個人面對著電腦在從事翻譯，但其實他或她很可能是與好幾個人甚至一群人一起在同時從事同一文本的翻譯。當然，他們必須藉助網際網路、藉助電腦翻譯軟體才能實現這樣的合作翻譯。所以，我在此前發表的一篇文章「翻譯：從書房到作坊」 (《東方翻譯》2009年第2期) 中說，我們今天的翻譯已經從「書房」進入到了「作坊」，對翻譯史而言，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已經是翻譯的職業化時代了。
二、我們的翻譯研究滯後於時代語境的變化
毋庸諱言，對於當前翻譯所處的時代語境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的這些變化，我們的一些翻譯研究者 (遑論翻譯實踐工作者和翻譯教學工作者) 的思想準備是不足的，他們沒有看到或者說不願承認文學翻譯已經邊緣化了的事實，他們甚至理直氣壯地反駁說：「我們的書店裡不是仍然有許多文學翻譯的作品在賣嗎？」他們沒有看到、更沒有想到，此時此刻有多少人在進行文學翻譯，而又有多少人在從事非文學翻譯，包括科技文獻、會議文件等的筆譯，更包括正在進行的國際會議、外事交往等活動的口譯。即使以書面出版物而論，在書店裡的文學翻譯出版物的數量也許確實不算少，但是如果與各翻譯公司、翻譯機構、國際展覽會以及相關政府部門、國際組織等翻譯印刷出版的會議文件、科技文獻、展品和商品說明書等相比，兩者豈是同一個數量級？
更有甚者，我們的翻譯研究者中的不少人至今仍然停留在翻譯發展史的第二階段，也即文學翻譯階段的譯學理念上，並以文學翻譯的理念、標準、方法論來看待今天的一些非文學翻譯事實、翻譯行為和翻譯活動。由此也不難想見，當這些奉忠實為翻譯的唯一標準、拜「原文至上」為圭臬的人在接觸到當今新的翻譯事實、翻譯行為、新的譯學理念 (譬如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 時，他們是感到多麼地難以接受甚至格格不入了。
特別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除了今天我們的翻譯對象發生了變化，我們的翻譯手段、方式等等發生了變化以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變化是，我們今天的翻譯「方向」也有了新的變化：過去兩千年以來，我們的翻譯基本上一直是以外譯中為主，無論是歷史上的佛經翻譯，還是清末民初以來的文學名著和社科經典翻譯，莫不如此。但是今天我們也開始越來越多地關心中譯外的問題，越來越多地關心如何通過翻譯把中國文化介紹給世界各國人民、讓「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然而，建立在千百年來以引進、譯入外來文化為目的的「譯入翻譯」 (in-coming translation) 基礎上的譯學理念卻很難有效地指導今天的「譯出翻譯」 (out-going translation) 的行為和實踐，這是因為受建立在「譯入翻譯」基礎上的譯學理念的影響，翻譯者和翻譯研究者通常甚少甚至完全不考慮翻譯行為以外的種種因素，諸如傳播手段、接受環境、譯入國的意識形態、詩學觀念，等等，而只關心語言文字轉換層面的「怎麼譯」的問題。因此，在這樣的譯學理念指導下的翻譯 (譯出) 行為，能不能讓中國文化有效地「走出去」，顯然是要打上一個問號的。
三、期待中國翻譯研究的新突破
眾所周知，西方翻譯研究史上的第一個突破發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奈達、紐馬克、卡特福德為代表的語言學派的翻譯研究為標誌。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西方翻譯研究當時之所以能取得這個突破 (具體表現為翻譯研究的語言學轉向) ，就是因為有了語言學理論的介入。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翻譯研究的第二、第三個突破 (具體表現為文化轉向) ，則要歸功於研究者對當代文化理論，包括對多元系統論、闡釋學、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理論等的借鑒和引入。可以說，如果沒有上述這些理論，當代西方的翻譯研究不可能取得一個又一個的突破。事實上，沒有了理論的指導和支撐，那麼所有的翻譯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翻譯體會感悟和經驗總結的層面上，而難以有實質性的突破。由此可見，當代中國翻譯研究如果希望有新的突破的話，那麼首先就是要在理論上花功夫，要大力推進中國翻譯學理論的建設。
這裡有必要指出的是，嚴格而言，翻譯研究或者說翻譯學並沒有完全屬於自己的理論，所謂的翻譯理論實際上大多借鑒自其他學科理論，而這其實也是所有新興的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的一個特點。就像比較文學一樣，它也是在不斷地借鑒其他學科理論的過程中，把自己的研究推向深入的。因此所謂的推進中國翻譯理論建設，就是要求我們的研究者切實有效地梳理、總結中外翻譯史上的一切與翻譯有關的思想、主張和經驗，借鑒、運用相關學科的理論, 豐富、深化我們對於翻譯的認識，指導我們今天的翻譯實踐。
其次，我們在推進中國翻譯學理論建設的同時，一定要調節好我們的心態和立場，不要翻譯研究還沒做多少，卻忙不迭地打出「中國學派」的旗號，標榜什麼「中國特色」。其實每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翻譯研究都必然會顯現出自身的研究特色的，無需刻意強調。動輒標榜「中國特色」，一方面是一種對自己的研究缺乏自信的表現，另一方面則隱含著對他民族或國家翻譯研究和理論的拒斥心理。有人就說過：「西方的翻譯理論，你研究得再好，也是人家的，還是多多研究自己國家的翻譯理論吧。」這話的背後恐怕也是這種心態在起作用。殊不知，西方的翻譯理論，你不去研究的話，它倒確實是人家的，但如果你研究好了，它就有可能變為我們自己的了，因為我們可以「化西為中」，吸取其於我們有益的內容，借鑒其於我們有啟迪意義的方法論和理論視角，從而豐富、發展我們自己的翻譯理論。
至於「學派」云云，除了個別的藝術創作外，學術研究的學派通常是在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方法論、研究特徵、自己獨特的理論等，由後人總結歸納出來的。即以西方翻譯研究中的「語言學派」和「文化學派」為例，也並不是由某人在開始研究時提出的，而是由後來的研究者根據某一群學者共同的研究特點、研究取向以及所形成的獨特的翻譯理論，才命名為「語言學派」或「文化學派」的。所以在我看來，我們現在不要急著打什麼旗號，而是要靜下心來，扎紮實實地做好我們的翻譯研究，同時想一想，我們能為世界譯壇貢獻什麼中國獨有的研究發現或翻譯理論，這才是學術研究的正道。
再次，如果希望中國翻譯研究有新的突破，那麼我們的譯學理念一定要跟上已經變化了的時代語境，認清已經變化了的翻譯行為、翻譯方式和翻譯手段。譬如上述關於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問題，如果繼續以建立在「譯入翻譯」基礎上的譯學理論來思考和指導「譯出翻譯」行為，那麼我們就一定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再如口譯，它是完全不同於筆譯的一種翻譯行為和活動，在傳統的翻譯研究中口譯研究是基本缺失的。而自上世紀二戰結束以來口譯已經發展成為當代翻譯活動極其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口譯的研究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際上也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且形成了一定的方法論體系。如果我們不抓緊補上這一塊，那我們的翻譯研究就是不完整的。然而我曾看到有人運用傳統的研究古典詩詞翻譯的方法去研究溫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所引用的古典詩詞的口譯，這種南轅北轍的研究，肯定不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
最後，還有一個現象需要特別引起注意，那就是翻譯的職業化時代的譯者與上兩個翻譯史階段的譯者有一個本質的不同：此前從事宗教典籍、文學名著、社科經典翻譯的譯者中有不少是同時代的文化精英，他們往往既精於源語文化及其作品，同時也精於譯入語文化，並在從事翻譯的同時能夠且善於用筆寫下自己對翻譯的感悟、體會，甚至提出自己的翻譯主張和思想，中外翻譯史也因此留下不少他們的翻譯研究遺產。但翻譯的職業化時代的譯者極大多數只是一名翻譯從業者，他們大多以完成承接的翻譯業務為滿足，甚少、甚至根本不考慮與翻譯研究有關的問題，這樣，就需要一支專門從事翻譯研究的專家學者隊伍。中國翻譯研究要想在當今新的文化語境中有所突破，那麼組建這樣一支專門的研究隊伍恐怕是刻不容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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