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教材如何論述傳統文化？「論從史出」法，了解一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推進教育改革的重要資源，各學科教材都把它納入到知識體系中。以教育學教材為例，如何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教育學教材融會貫通，一直是編寫出版研究的重點之一。

古為今用

「古為今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教育現代化的回應。當文化出現傳統與現代的分界後，人們比較關注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傳統文化對教育現代化而言是寶貴財富還是沉重包袱，另一個問題是哪些傳統文化可以被繼承和發揚。但如今在整體上，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已經達成了共識：傳統教育文化有精華有糟粕，應分類區別對待。

改革開放以後，教育學教材確定了論述傳統教育文化的雙重任務：一方面要使中國傳統教育中的優秀遺產經過現代化的審視、篩選、改造、充實，煥發出新的生機，另一方面要花費相當大的氣力，致力於清除、排除中國傳統教育中束縛和阻礙現代化發展的歷史糟粕。

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育學》第七版為例，論述有三個主要特點。

第一，內容以儒家教育思想為主，尤其重視思孟學派的思想。此版《教育學》引用傳統文化典籍的注釋有43個，其中23個引自《論語》、6個引自《孟子》，佔比達67%。除《論語》和《孟子》，注釋中提到的傳統文化典籍還有《荀子》《墨子》《學記》《大學》《中庸》《學規類編》等。

第二，形式以融會貫通為主，編排沒有設立獨立的篇章。教育學原理類的教材論述傳統教育的歷史有獨立成章或獨立成篇的編排，也有融合一起的編排。改革開放以後出版的教材一般採取融會貫通的方法，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到教材本身的科學知識體系中，使傳統文化思想與現代教育理念融為一體。

第三，主旨強調教育能力的培養。我國傳統教育文化資源內容廣泛，流傳下來的教育論述非常豐富。教材引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側重於傳統教育活動中行之有效的教育原則和方法，比如教學原則、德育原則、美育原則，並沒有糾纏於傳統教育文化義理闡釋上。

傳統文化包括精華與糟粕兩部分，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批判傳統文化的糟粕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如果不花力氣批判傳統文化的糟粕，那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任務也不能完全實現。對於那些阻礙教育現代化的糟粕，教育學教材主要批判了三個方面。

第一，批判傳統教育對「讀書做官」的推崇。科舉制最初注重選拔與錄用賢能之士，在歷史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科舉制將儒家「學而優則仕」思想制度化、功利化了，以致背離社會發展，「讀書做官」的教育目的必須從現代教育中剔除。

第二，批判傳統教育對宗法等級制度的維護和對個人獨立人格的壓制。傳統教育認為為政之道在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漢代董仲舒甚至把它「發展」為所謂受制於天的「王道三綱」。這些都是傳統宗法社會的等級觀念，與現代社會觀念背道而馳，必須拋棄。

第三，批判環境決定論。環境決定論者認為環境單獨決定人的發展。把人看成環境的消極、被動的產物。例如，墨子認為，人的發展猶如白布放進染缸，「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編，其色亦變」。現代教育倡導認識人的活動，主張發揮人在活動中的能動性，所以必須打破環境決定論的桎梏。

東西互動

20世紀末，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入，並引發了政治、文化和生態環境等各領域的全球化思潮。全球史觀的興起，給予了西方文明以外的國家和民族話語權，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國家也紛紛開始重新尋找世界定位。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們日益認識到與西方交往存在誤區。於是，20世紀末，構建中國特色教育學成為共識。教育學教材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建立中國特色教育學的重要資源。例如郭文安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應擺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並得到重新解讀與振興，因此我們應拋棄其封建糟粕的一面，並發揚睿智、博通、恆久、順應潮流的一面，而中華民族的優秀人文傳統，也是我們能與西方平等交流、對話的寶貴資源與根基，所以我們要使各有特點的東西方文化互動、互補。

東西方文化的互動，教育學教材使用了比較法。一方面，比較了東西方教育文化的相通之處。比如，東西方文化都重視啟發性教學原則。孔子提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而蘇格拉底提倡「產婆術」教學方法，用問答方式激發和引導學生去尋求正確答案，正如第斯多惠所說「一個壞的教師奉送真理，一個好的教師則教人發現真理」。

另一方面，比較了東西方教育文化的差異。東方文化模式的核心是追求和諧、崇尚德性、關注整體；西方文化模式的核心是追求征服、崇尚理性、關注個性。比如，我國古代雖無「德育」一詞，但學校教育高度重視道德教育，基本框架是教育學生以忠孝為本。然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探索精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人生抱負，在歷代學人中仍居於主流地位，這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積澱。

可見，「東西互動」不是反對「古為今用」，而是對優良傳統的完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些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永不褪色的價值，更應該繼承和發揚。

論從史出

綜上可見，教育學教材論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難點，在於如何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觸碰教育改革的時代脈搏。在發展教育現代化的過程中，教育學教材提出了「古為今用」的原則；在全球化的衝擊下，教育學教材提出了「東西互動」原則。這些都是對教育改革的時代使命貼切的回應。當前，新時代教育改革又有新使命——文化自信，教育學教材又當如何調整？

在新時代的教育改革中，教育學教材論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在繼續遵循「古為今用」和「東西互動」原則上，增強「論從史出」意識。

「論從史出」的論述方法可以增強教育自信。所謂「論從史出」，指教育史研究「由史而進於論」，先由史料鉤沉，再提要鉤玄，忌用西方教育哲學的概念範疇生搬硬套解釋中國教育文化。如果「史從論出」，不免有倒放電影之嫌，先看電影結局，再評論電影開頭，毫無情境之感。「論從史出」主張正確認識歷史發展新陳代謝的演變規律，強調文化的連續性、變遷性和繼承性。只有在「一以貫之」的歷史演變中解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理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我國當前教育思想的歷史脈絡，呈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原生性，才能從根本上推進新時代教育改革，才能實現深厚的創造性轉化，才能散發持久的文化魅力。

「論從史出」的論述方法並不是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教育學教材扮成老古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彰顯基本、深沉、持久的魅力在質不在量，應點到為止、以點帶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教育學教材知識體系的組成部分，並非要求佔用教育學教材大量的篇幅。如果設立獨立的篇章或者小節論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把已經積累的「古為今用」和「東西互動」的原則和方法拋棄了，甚至完全背離教育學教材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會貫通的本意。

「論從史出」的論述方法可適當增加一些獨具特色的中華優秀傳統教育文化元素，拓寬教育學教材論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範圍。比如在微觀層面吸收一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符號。有些歷史遺迹、典籍文本、碑帖牌匾、童謠歌謠和禮儀風俗等文化符號能提供直觀的傳統教育文化形象精神。中觀層面上，增加傳統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宏觀層面上，增加傳統教育哲學的滲透。

綜上所述，教育學教材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論述隨著教育改革的需要而不斷調整，先後提出了面向教育現代化的「古為今用」原則和面向世界的「東西互動」原則。未來教育學教材應繼續遵循「古為今用」和「東西互動」的原則和方法，並增加「論從史出」方法，以增強教育自信。

（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文化自信與教育學教材編寫出版改革的研究」（DOA17028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原標題：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教育學教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淼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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