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為什麼需要社會科學？

知識 07-19

圖片來源：pixabay.com

撰文 | Jess Bier

編譯 | 段睿穎

責編 | 李娟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1 從谷歌備忘錄事件說起

2017年夏，一篇由谷歌工程師詹姆斯·達摩爾（James Damore）在公司內部發表的備忘錄被公之於眾，隨及引起軒然大波。原因是該備忘錄內容涉嫌性別歧視。

他認為，軟體技術領域女性職員較少的部分原因，是源自男女之間的生理差異，而谷歌努力提高女性僱員的比例是存在偏見的。達摩爾沒有提供該論點的相關依據，而是引用了被證偽已久的性別刻板印象。他寫道，「相較男性而言，女性一般對人比事物更感興趣；女性大多數更嚮往工作-生活平衡，男性更追求地位；女性更容易焦慮，對壓力的承受力較弱。」

達摩爾就職於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身處廣闊的知識平台，但他的錯誤不是缺乏獲取知識的途徑，而是否認了社會因素的影響。社會因素才是導致女性任職人數不足的主要原因，而非先天性別差異。

谷歌備忘錄事件極具代表性，反映了不同的認知方式沒有受到平等的重視。矽谷的軟體公司向來重視創新技術的引進，但從未吸收與時俱進的社會理論。類似的例子隨處可見，比如，洗手間的肥皂感應器對黑棕色皮膚的使用者無法響應；iPhoneX的人臉識別功能對亞洲女性面孔出現識別故障。「完美」演算法在現實生活應用的失敗，正說明了矽谷對社會科學的忽視？

2 被產業界低估的社會理論

很多時候，社會理論（包括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的價值正在被無意識的偏見所侵蝕。當一些自然科學家致力於倡導科學和技術平等時，無意中漠視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例如，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奈爾·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的某些言論中，淡化了性別歧視和科學界女性比例低之間的聯繫。自然科學界以男性主導的組織文化，是導致女性科學家在職業生涯各個階段流失的主要原因。很顯然，他忽略了這一點。

那麼，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是如何影響科技發展的？社會科學家對闡明這個問題有著濃厚興趣，並通過種種研究證明了種族、性別和階級偏見對科技研發的影響。

1980年，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的人類學家露西·薩奇曼（Lucy Suchman）研究發現，在使用加州施樂公司生產的印表機時，即使是他們自己的員工，也會對操作流程產生困惑。「按哪裡『開始』啊？」——此類問題的出現總是令員工們哭笑不得。工程師和設計師已經努力地將使用說明書表述清晰，但是，由於性別、階級等社會因素，使用者對這些指令的理解並不相同。最終的結果令人無奈：他們打造的是只有工程師自己會操作的機器。

正如南加州大學的傳播學者索菲亞·烏姆加·諾布（Safiya Umoja Noble）在《演算法的迫害：搜索引擎如何強化種族主義》（Algorithms of Oppression ,2018）一書中寫道，「那些有性別種族歧視的員工，正在發明各種決策工具，它們能保持客觀和中立嗎？我們是否應該信任和依賴它們？」

另一方面，社會理論在解釋一些罕見的、災難性的事件時起著批判性作用。這些悲劇的發生不只是由於技術上的失敗。

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在起飛後不久爆炸。根據時任總統里根委派羅傑斯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挑戰者號失事的關鍵原因是NASA的組織文化與決策過程中存在缺陷。挑戰者號失事之前，一些NASA的工作人員已經意識到問題：用來固定火箭助推器的O型環密封圈可能引發危險。然而，NASA的某些組織規範阻礙了將這些擔憂傳遞給有權力推遲發射的管理者。由於未能意識到NASA的組織結構背後的力量，即使科學家清楚地預見了災難的隱患，強大的科技還是沒能阻止事故發生。

社會學家查爾斯·佩羅（Charls Perrow）在《正常事故：生活在高風險的科技時代》（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 1984）一書中評價道，「社會組織的結構或形式，例如用來管理敏感技術的等級制度，往往是能否避免一場危機的關鍵。」

這些例子表明，基於對社會的客觀觀察，社會理論的應用並不會使個人脫離社會。相反，社會科學家是從個體參與者的角度出發，不斷質疑和批判自己被局限的視角，從而產生新的知識。增進對社會的了解是為了推動社會進步。然而，「進步」的含義到底是什麼？「進步」的對象是誰？這些問題同樣值得批判性思考。

3 被學術圈低估的社會理論

社會理論應用廣泛、影響深遠。在過去十年里，社會理論促成了種族和性別關係的深刻轉變。活動家團體和社區組織中，曾被排斥在大學之外的有色人種和女性僱員，正憑藉先進的觀念深深影響著數十億人的日常生活。

儘管有關社會的知識正持續地作出貢獻，但顯然科技知識更受人們重視。這種優勢反映在很多方面，例如學者的薪資。一般來說，學術科學家的薪資比產業科學家低，但社會科學學者和人文學者的薪資比前兩者都更低。而且，社科人文學者的獎勵和就業選擇也相對較少。增進對社會的認識和理解所產生的社會效益遠遠超過其花費的成本。自然科學和技術通常被視為稅收再生產的「利器」，而社會理論的價值往往被低估。

諷刺的是，學術界恰恰是社會理論所批判的這些不公正制度的溫床，最終阻礙了弱勢群體在學術界獲得立足之地。造成制度扭曲的原因應該引起公眾的關注。性騷擾和種族主義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為它們恰恰是維持權力系統壁壘的制度化機制之一。

女權主義理論家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在她的著作《女性主義生活》（Living a Feminist Life ,2017）一書中寫道，「性騷擾被籠罩在一張密不透風的網中，任何信息無法外泄，被無形的壁壘所掌控。」這種現象（如性騷擾行為）增加了人們與制度抗爭的風險，制度之下的人們所面臨的選擇是「要麼習慣它，要麼離開」。艾哈邁德感嘆道，「難怪很多人逃離體制。」

如果科技公司真的致力於建設更美好的社會，而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紙上談兵，它們必須密切關注社會理論。倘若洞悉社會是容易的，倘若實踐是建立在對社會充分理解的基礎上，那麼種族主義、貧困及其他剝削力量和不平等現象將成為過去式。

事實上，產生與時俱進的社會知識，與產生嚴謹的科學定理一樣具有挑戰性。為了解決一系列棘手的現代問題，需要各個學科的知識分子做出貢獻，也需要發揚對世界和社會的多元化認知。

本文原發表於Aeon，原文鏈接：https://aeon.co/ideas/the-tech-bias-why-silicon-valley-needs-social-theory

製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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