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發先生走了，那位五四文學研究的開創者……
朱德發
2018年7月12日，著名學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原副會長、山東師範大學資深教授、首屆國家級教學名師朱德發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濟南逝世，享年85歲。
「朱德發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領域的傑出研究者。」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弔唁
2015年，本報記者曾經與朱德發先生交談《關於「五四文學革命指導思想」的一段學案》，現特發此文，以表對朱德發先生的悼念之情。
本報記者 邢霞
前不久去參加「朱德發及山東師範大學學術團隊與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會上，除了目睹學者們對朱德發先生半個多世紀豐碩的學術成果予以盛讚之外，還第一次知道「以人為本對五四文學革命的指導思想的討論，始作俑者是朱德發」。
懷著幾分好奇，我特意約請了朱德發先生，請他談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踩了一個地雷」
「七七年恢復高考後，七八年開始準備為本科生開設『五四文學研究』的選修課；正好，田仲濟、孫昌熙兩位先生要編寫「文革」後第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我參加其中『五四文學革命』一章的撰寫。兩方面原因都讓我必須研究『五四文學』。為此，我幾乎翻閱了五六十年代編寫的所有史料、重要報刊、主要作家作品，通過反覆比較、深入思考，我驚奇地發現，五四文學革命的歷史真面目與以往文學史的敘述和政治的經典判斷相差很遠。新中國成立後，王瑤、唐弢等人編寫的文學史都是直接引用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中『五四』新文學革命的指導思想是無產階級思想的結論。
可是這種提法的根據是什麼？領袖的話沒有邏輯推理與史實根據，只是直接給出了結論。當時正值『兩個凡是』的大討論，於是我也自我解放思想，試著用實踐來檢驗真理，從幾方面進行了論證。第一，界定所謂『五四文學革命』時期，通常是指1917年胡適、陳獨秀正式倡導文學革命起，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就是黨成立初，也是秘密活動的共產主義小組，即中國共產黨在當時並沒有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站到中國政治文化的前台。後來隨著中國共產黨逐步走上中國政治舞台，五四文學革命開創的新文學的指導思想才逐步發生變化。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左翼文學的發展，無產階級思想也才開始漸漸成為主導思想。第二，即使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他的思想也不是純粹的馬克思主義，1923年，他在《平民主義》中將人道主義、平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混到了一起，認為人道主義和平民主義是可以互通的。第三，我對於魯迅『為人生』的文學觀、茅盾的新文學觀、胡適的白話文學主張、周作人的文學主張、冰心『問題小說』的思想意義、胡適《嘗試集》及其詩論、《狂人日記》的人道主義思想傾向等已成定論或遭受忽視的問題，一一加以研究論證。無論怎樣，都得不出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和指導思想是無產階級的結論。」
「經過分析，我發現，五四文學革命的指導思想呈現出一種比較複雜的形態，它是各種『新思潮』的混合體，但在構成這一複雜形態的帶著各自不同色彩的新思潮的諸方面中，民主主義與之相聯繫的人道主義思想是主要方面，因之也佔有主導地位。既然是這樣，那麼在編寫文學史的時候，是否可以把這個觀點加進去，我分別問了田、孫兩位主編，他們不置可否，事後想他們是不願意去觸碰當時的政治高壓線。但是，我始終認為我的觀點是對的，於是在選修課上和同學們講了一些，結果，同學們通過查資料也非常贊同我的觀點。這進一步加深了我的看法。當時正好自己一個人在濟南，就白天黑夜在圖書館全心全意看資料查資料，1980年前後草成一批萬字以上的學術論文。」
在當時萬馬齊喑的年代，朱先生的提法是對領袖的挑戰，對於學術界來說更是離經叛道，在當時要衝破思想禁錮，阻力是非常大的。編輯們也是猶豫不決，不過最終《五四文學革命指導思想商兌》還是在1983年《文學評論叢刊》第17期上發出來。此前1982年出版的《五四文學初探》也在學術界引起了一系列的反響。
「學案」中的難兄難弟
正當朱先生準備對五四新文學進行更深更廣地研究的時候，突然收到了持相同觀點的好友南京大學許志英的來信。信中，許很是苦悶，向他傾訴了自己的艱難處境。原來他寫的《「五四」文學革命指導思想的再探討》（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1期）恰巧被當時中央抓意識形態的胡喬木看到，他對於許志英明確提出「五四」文學革命的指導思想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頗為惱火；因為許的論點與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有關「五四」文化革命的指導思想是無產階級思想的看法相違背，認定是政治性錯誤，離經叛道的「精神污染」。
朱先生說：「我發現，那些批判他的人引用的還是那些教條的不加分析的老觀點舊內容，根本沒有什麼新觀點新材料，於是我就對他說，『放心吧，他們駁不倒我們，不用害怕。』」
雖然當時已經粉碎了「四人幫」，但是，只要是和政治沾邊，大家仍舊是避之唯恐不及，很多後來的名家都奉命寫了一些批判文章發表在當時的報紙雜誌上，1983年下半年掀起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來勢洶洶，讓人猝不及防。但是，作為志同道合的朋友，朱德發勇敢地用自己的學術觀點去安慰、鼓舞對方，著實令人感動。也許正是因為知識分子身上的自覺的以身殉業的奉獻精神，學者才具有獨立的學術人格，學術研究才得以不斷前進。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保生在文章中寫到，「對五四文學革命的指導思想的討論，始作俑者是朱德發，但他當初收穫的是讚許。……許志英被抓了個『典型』，但也連累了朱德發，他們成了這場『學案』中的難兄難弟。……實事求是地講，我們應該承認，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的原創性太少、太弱，我想除了社會經濟階段的原因外，還與我們的文化傳統、文化體制有關。」
當時，山東省委宣傳部對朱先生進行審查和批判，山東師大的領導出於保護的目的，認為其主張的「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的指導思想是民主主義、人道主義」，並沒有醜化、矮化五四文學革命的意思，只是尊重了事實，尊重了歷史，也突出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無產階級思想力量的發展壯大。省委宣傳部認可了山東師大的觀點，在《大眾日報》上不點名地批評某些人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希望今後注意。
「事後，有朋友說，我的五四革命文學指導思想研究為我撈了學術研究的第一桶金，其實，在當時是踩了一個地雷，不過也因此炸醒了我，讓我有勇氣和膽識去思考、去揭秘文學史留給我們的密碼。」朱先生談完後，匆匆離去了。
望著他健步如飛的背影，我在想這是一個八十歲的老者嗎？山東大學原校長、文學評論家曾繁仁曾說：「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你可以不認可朱德發的寫法，但是不能不承認他，更不能不記住他」。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453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TAG:社會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