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活了一百歲，創辦一所著名大學，卻說：我是一隻狗……

最新 07-19

馬相伯，1905年創立復旦公學，即如今的復旦大學（圖/網路）

馬相伯認為國家對人民的「民治精神」的培養，就是要培養人民做「善牧」即「主人」，而不是培養「傭工」，只有這樣，人民才會真正的自立，才會真正的愛國，而不是對國家漠不關心。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張生

說到馬相伯（1840－1939），大家現在最耳熟能祥的就是他在晚年講的那句自我調侃的話：「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1938年冬，為避寒和躲避日本戰火，馬相伯由桂林避居越南諒山。次年春，著名記者胡愈之前來諒山看望他，兩人聊到抗戰已讓中國這頭睡獅醒來，又聊到他一生為國事呼號，又如此長壽，可謂「人瑞」。

這時馬相伯脫口而出說自己不是「人瑞」，而是「狗瑞」，然後就說出了那句著名的「我是一隻狗」的話[1]，可這句話雖然不無幽默，卻也不乏沉痛。

2012年10月28日，北京798藝術園區《先生回來》致敬展上，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左四）、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等10位先生的照片（圖/圖蟲創意）

而說這句話時，馬相伯的確已是一位「人瑞」了，出生於1840年的他已近百歲。可是，他這條狗想叫醒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他又想用什麼東西叫醒中國人，卻乏人問津。

馬相伯出生於世代天主教徒之家，他11歲隻身從家鄉鎮江前往上海入讀徐家匯的耶穌會辦的徐匯公學，學習法文、拉丁文、希臘文等，並且同時學習數學與哲學，以及天文，後來又讀神學，獲神學博士學位。而自此以後，數理，哲學和神學也成為他一生的興趣與志業所在。

他在學習數學時如痴如醉，晚上睡覺時竟然看到床頂的帳頂隱隱約約有數字出現，夢裡也夢見數字閃爍。他也因此對數學情有獨鍾，對生活中的數學現象也十分關注，比如他曾記載自己游幕於李鴻章府中時，對西學興緻盎然的李中堂有次忽然問何為拋物線，有個幕友便脫口回答說，撒尿就是拋物線，就頗令人解頤。

而他之所以和李鴻章有此親密之關係，是因為他弟弟——同樣博通西學的馬建忠（1845－1900）先其為李鴻章所倚重的高參，他也因此得以在早年投身宦海，曾受李鴻章指揮處理洋務並被派遣赴日本、朝鮮及美國辦理外交及相關事務，所以，他可稱為一個政治家。同時他又在退出政界後捐出自己家產創辦震旦及復旦等大學，又是一個教育家。

但其實，他還是個思想家。他因為從小就在教會接受西方教育，並且終日與西人往來，所以他的思想和看待事物的方式已經和同時代那些仍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人不同，這也是他深得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員信賴的原因。而他對中國文化的思考，至今仍有獨到之處，這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他認為中國古代並無古希臘那樣的「哲學」。

李鴻章（圖/圖蟲創意）

說起來實在傷心！我們中國古代何嘗真有如希臘的哲學思想！哲學問題就是思想問題，中國古代（直至現在）實在沒有哲學思想，更精密的說，就是沒有哲學。[2]

他之所以重視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是因為哲學其實是人的思想的方法，也是人獲得知識的手段，人們有意無意都在運用，所以，他在考察中西文化的差異時，很注重各自在「哲學」上的表現。

「哲學」這個詞是來自日本的漢字，是對西文philosophy的翻譯，「哲」有知識和智慧之意，如孔子在自覺將不久於人世時就感嘆「泰山其頹，哲人其萎」，所以這也算是得體的翻譯，但馬相伯認為，philosophy這個詞原意為「愛智慧」之意，因此這個詞最好翻譯為「致知」而不是「哲學」。他自己的介紹西洋哲學的入門書就叫《致知淺說》。

他在《中西學術的談屑》（1935）中指出，「致知」的第一步，就是要將各種事物先下一個定義（definition），以明確其性質及範圍。徐光啟曾將definition這個詞翻譯為「界說」，他很贊成，所謂「界說」，「就是把事物分成各種類別，使它有一定的界限」，這也就是「分析」的方法，有了這個方法，就可以用來「格物」，用來考察和研究世界上的萬事萬物了。

馬相伯認為，亞里士多德之所以能成為西方哲學的「開山老祖」，就是因為他對「分類」與「界說」的重視，並以此作為格物的方法系統地發展出了自己的學說，從而奠定了科學的各種基礎。

亞里士多德雕像（圖/圖蟲創意）

這也是為何馬相伯認為中國沒有哲學的原因，因為在中國的儒學大家中，並無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哲學思想」。與亞氏相比，雖然孔子以「哲人」自詡，可卻並不能算做真正的「哲人」，馬相伯指出，孔子儘管談「性與天道」，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可何為「道」，卻語焉不詳。老子也愛言「道」，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到底是什麼，也不清楚。孔子還喜言「孝」，可「孝」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大家應該「孝」，也並未「界說」和論證。

因此，馬相伯在《孔教所給中國的影響》（1935）中就嚴厲批評了當時中國社會所出現的「復古的傾向」，以及在思想上的尊孔等。

他直言孔子的學說從哲學上來看是沒有見地的，根本不值得肯定，因為哲學這種思想方法，「不但要解釋人生問題，並且要解釋人類所生息其間的世界問題，即宇宙問題」，而孔子不僅對前一個問題的解釋很膚淺，對後一個問題更是毫無思想，所以，他對孔子的學說幾乎是完全否定的：

他有什麼哲學思想？哲學思想第一要有分析的態度，而孔子的學說只是東塗西抹，掠影浮光，對於人生又如何能有深切的認識？退一百步說，孔子學說，只是一種極膚淺的倫理學。[3]

馬相伯認為不僅孔子學說不堪為哲學的思想，其人的做派也令人生厭，他因為生在「封建專制時代」，其思想不允許有人反對和懷疑。這也是為何在弟子中他最喜歡顏回的原因，因為不管他說什麼話，顏回都會讚美，而從來不予以質疑。子路因為經常懷疑他的言行，把他氣得直哼哼，可除了賭咒發誓外，卻說不出什麼道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其思想方法的淺陋與分析能力的匱乏。

孔子（圖/圖蟲創意）

他的這個觀點不由得讓人想起德國近代「哲人」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對孔子的論斷，他認為孔子的書里雖然講了不少「正確的道德箴言」，但是他的啰嗦與循環往複的嘮叨，「使得它不能處於平凡以上」。[4]

而正是由於孔子學說的鄙陋和缺乏哲學的思想，馬相伯才指斥其兩千多年來對中國的「人心世道」的影響就是教人「說謊」，一方面替皇帝說謊欺騙人民，另一方面又蒙蔽賢能來說謊來欺騙皇帝。

因此，馬相伯尖銳地指出，這就是為何中國歷代專制帝王都尊孔的原因，因為他們發現了孔子學說的這個善於「說謊」的特點，既可以粉飾太平，又可以「替少數治人設下愚民欺眾的彌天大謊」，維持自己的專制統治。

馬相伯深刻地指出真正的哲學的任務，就是對Being的思考，這個詞有各種翻譯，如「是」、「存在」或「在」、「有」等，但馬相伯覺得這些翻譯都不恰切，因為哲學是對世間萬事萬物的思考，是對宇宙人生的所有問題的思考，因此，他覺得翻譯為「萬有」更為合適：

哲學的第一任務就在教人怎樣思想，而思想首先碰到的就是Being問題。譬如現在我問：我們人類自有生以來第一思想是什麼？就是說，我們自呱呱墜地以後，第一次的思想究竟是什麼？那就是Being問題。[5]

而這「第一次的思想」就是思考自己的「存在」以及世界的「存在」，也即「萬有」的問題。但中國人並未對此問題作出系統化的思想，自然就談不上有什麼哲學了。

馬相伯的這個觀點其實並不孤立，二十世紀法國思想家德里達就在《書寫與差異》一書中明確指出，中國雖然有中國的「思想」或「歷史」，但卻並沒有嚴格的希臘意義上的哲學。

法國思想家德里達的《書寫與差異》（圖/網路）

因此，馬相伯認為，要讓中國人從儒家文化的迷夢中醒來，一定要學習西方的哲學思想，因為這種思想的方法才是科學的，現代的：

中國民族若果要救亡圖存，發揮光大，一定要想法培植全國人民的哲學思想，就是說，要使他們人人能用他們的頭腦去思想，去分別，去分析，去判斷，夫然後才有民權自由可言；夫然後才有民國共和可言。[6]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思想的背景，有了比較，他才力主用「外國主張」和「外國法」來救中國，雖然他同時也說自己的主張是「古人主張」或「中國古法」，但其實還是外國的多些，他也以此為據對中國的文化與政治進行批評。

為此，他還舉了個有趣的例子來說明西洋的文化比中國的文化要高明，那就是歐洲各國的元首有很多都不僅是政治家或軍事家，同時還是「學問家」。

拿破崙第一親手編定法國的民法，為多國仿效，拿破崙第三發明了電光探海燈與大炮上的測距表尺等，至於英美諸國的元首也多學問家，可中國的歷代元首自漢高祖劉邦是個大流氓，漢武帝的學術研究為空白，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一個草莽英雄，唐太宗和康熙雖然也有點東西，但都是「假手於人」所做，不值一提。因此，兩者相較，高下立判。

當然，「致知」與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事這樣的工作要付出的不僅有時間和精力，有時甚至還有生命。馬相伯的弟弟馬建忠的死或可為證。

馬建忠在庚子事變那年的八月中旬，在上海李鴻章的行轅助理公務，俄國人忽然發來七千餘字的電文，恐嚇李鴻章說如果不答應其中的條件，就封鎖吳淞口。

鑒於事情緊急，刻不容緩，馬建忠趕緊連夜翻譯了出來。但當時翻譯既無電子詞典，也無谷歌百度可用，全憑人肉力譯，再加上譯件重大，他過於緊張和勞累，導致熱症大發，第二天早晨竟遽然去世。

馬建忠（圖/網路）

對此，我也有親身體驗，前一陣子我為了寫一部中國現代文學的課程的講稿，連續作戰一個多月，因為每日叩擊電腦鍵盤過量，致使左手小指疼痛不已，至今雖已多方尋醫，從日本膏藥貼到西藏膏藥，從高科技的納米到傳統的麝香虎骨，種種神力，無所不施，但仍未見其效，就在我寫這篇宏文的同時，我的左手還在隱隱作痛，估計這種奇怪的疼痛將要伴隨我的餘生了。

而馬相伯對當時的中國的政治的批評尤為深刻，他說自己曾想過為何中國人處處不及外國人，想來想去，他覺得這其中的原因並無神秘之處，而中國與西洋不同的地方只有一點，那就是中國的政治是「閉關政治」，西洋的政治是殖民政治。

因為當時中國的政治是閉關的，所以皇帝是不允許人民有國家思想的，而且也不允許人民干涉政治，所以，「直到現在還是要拿一個人的意見當作天經地義來壓服人家。」[7]人民也因此只知道巴結皇帝。

但西洋人因為有宗教的影響，知道人類在造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且知道政治與自己切身相關，所以關心政治，並且勇於開疆拓土。

不過，馬相伯的這些批評，雖然至今讓人覺得深刻，覺得超前，但也讓人感到難過，因為當時並沒有什麼人聽他的批評。這也是為何他在退出政界後要努力創辦新式學堂的原因，那就是他希望自己所辦的大學能夠與歐美的大學教育「並駕齊驅」，培養懂外交懂科學的人才以服務和改造中國的社會。

1903年，他已年過花甲，可毅然在徐家匯天文台創立了第一個新式學堂震旦學院並親任院長。而這個學院的創設還與蔡元培有關，當時蔡元培正在附近的南洋公學即後來的交通大學任職，想跟著馬相伯學拉丁文，他雖然精通拉丁，但認為蔡元培已屆中年，又有職務在身，時間精力皆有限，學習不易，就讓他推薦了二十四個青年學生來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