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食物質量的變化研究農業起源

農業的起源問題長期以來都是考古學家和農史學家的重點研究課題之一。

時至今日，有關農業起源的動力和契機仍是眾說紛紜奠衷一是。

論者多從史前考古學和生態學的角度人手，應該說，這是研究農業起源的必由之路。

然而最近有人通過對印度東北部農業居民和採集狩獵者的飲食比較，提出有關由釆集狩獵到農業變遷的模式，對於農業起源問題的研究也富於啟發性。

這項調查是由印度的學者執行的。（見P.G.切塔吉著《食物質量從採集狩獵到農業的變遷：民族志的重建》，載《印度——太平洋史前學會會刊》1990年1期）

他們在印度東北部的西孟加拉（West Bengal)、比哈爾（Bihar)和歐里沙（Orissa)等地，各選取一些農業村落和採集狩獵部落，就其飲食的營養成分進行分析。

調查發現，農業居民的主要食物是水稻和小扁豆；採集狩獵者的食物類型多樣，採集食物以Dioscorea薯蕷屬植物和蘑菇為主。

據說被調查地區有15種薯蕷，研究者把其中的9種薯蕷在晒乾的基礎上，就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維生素和礦物質幾個方面對其進行了含量測定。

結果顯示，因種類的差異，所含成分的質量也不一樣，如碳水化合物的變化區間是68.5%?85.5%，蛋白質是8.3%?15.93%，脂肪是0.56%~1.72%，而磷酸鹽是從0.44%?0.58%。

上述地區的野生蘑菇多達30種。其營養成分因種類不同也不一樣，如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從30%?90%，蛋白質從25%?40%(平均約34%)，脂肪含量在1%?20%之間。

此外蘑菇還含有多種維生素。

把薯蕷、蘑菇的營養成分與水稻和小扁豆的類似成分列表做比較，發現它們的碳水化合物接近。

然而蘑菇和薯蕷的蛋白質含量高達34.0%和12.12%，平均值為23.06%；水稻和小扁豆的蛋白平均含量僅為16.4%，落後於前者很多。

薯蕷和蘑菇的脂肪平均含量多達3.07%，而稻米和小扁豆僅有1.25%，也遠遠落後於前者。

因此，通過食物質量對比, 研究者認為「就營養價值來說，採集狩獵者的食物比農業居民要好」。

研究者進而指出，史前農業所以取代採集狩獵經濟，可能是因為「農業比較採集和狩獵是一種更穩定的經濟方式」。

儘管經歷從狩獵採集到農業的變化，「食物質量變差了，因農業社會過著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卻能夠以較小的能量投入，獲得更多的食物」。

研究者沒有得出更進一步的結論，也沒有把這一發現同舊石器時代末期和全新世初期的氣候變化、人口增加、文化進化等因素聯繫起來加以考察，但它的啟發意義卻是明顯的。

在我看來，此項研究雖然未必能夠證明採集狩獵者的飲食要優於農業居民這一結論，但卻提醒我們農業產生的部分因素確實可能是因為人口壓力造成的。

美國學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認為農業的產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失誤。

他指出農業的發生是「在限制人口和試圖生產出更多的食物之間，我們被迫選擇了後者」的結果。他的結論似乎在這裡得到了印證。（《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失誤》，見《應用人類學》，1992年。英文版）

從民族志對比研究古代文化有悠久的歷史。

60年代以來，西方形成所謂的「民族考古學」或「活的考古學」，更強調通過對現代非西方文化的調查對比，達到解決考古學問題的目的。

如1968年由李（R.B.Lee)和德沃爾（I.Devore)主編出版的《人——狩獵者》，收集了大量狩獵釆集民族的材料，對於研究舊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時代的問題具有理論和方法上的指導作用。

特別是李等人對非洲布須曼人的狩獵採集生活的研究，對於了解舊石器時代的經濟文化特徵及農業的起源問題有開拓意義。

次年由烏斯克（Ucko)和地木布里貝（Dimbleby)主編出版的《動植物的馴化與利用》一書，從民族志分析入手，以很大篇幅討論了從狩獵採集到農業轉化的原因和方式問題。

用民族志的材料解釋某種遺物或考古學上的某種文化現象，已被我國學者所熟知。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是否可以說在諸如農業起源、文字起源、文明起源等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上，也能從民族志的系統比較獲得重要的啟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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