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留學生血淚史
出門遇貴人是咱們中華民族的傳統好運氣。沒想到的是來到了遙遠的南方，在澳大利亞這片炙熱的黃土地上，我們遇到的貴人不比祖國大陸的少。由於實在太多，不得不分兩章來講講澳洲好人。
還沒有登陸的時候就有謝蕊瑤，向帆等打前站的先驅老同學給我各種信息和建議。我還記得那時在國內跟她們聊天，關心的話題都是「哪種品牌的車最多啊？」「房子有多大啊？」這類似的小白問題。
剛剛登陸，快10年沒見的戚驍同學就邀請我們去他經營的四川火鍋店吃飯。那時候我們可是饑寒交迫，搭乘了快1個小時的火車才來到完全陌生的西區，然後下車以後只覺得好像已經不是身在墨爾本一般。又步行了20分鐘，終於看到了巨大的招牌「巴國布衣」。沒想到老同學還是經營的大牌連鎖。
後來那一晚的火鍋吃得人心裡暖洋洋的，尤其是剛剛來到異國他鄉的那一鍋紅油，最是解鄉愁。
第一次去大洋路和戚驍一起深夜10點戶外燒烤
後來，姐姐每周都讓我們到她家吃飯，那時候為了省錢，平時都吃得不好，每周一次的大餐就是我們充電的時候。實在不能想像如果那時候沒有姐姐的幫助，我和娜娜在身體上能否扛起繁重的工作和學習。
姐姐帶我們去喂鳥
講到貴人，不能不講講我的英語。雖然出國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考過了雅思，可是那可憐的口語，聽力水平還是讓剛到澳洲的我舉步維艱。學校聽不懂課，跟同學討論不起來，上班開不了玩笑，聽不懂客人的要求。雖然我也很想能夠有多點機會鍛煉，但是咱們亞洲人的臉皮就是薄啊，總是不好意思開口，一開口又覺得要出錯，然後就越來越不開口。
因為娜娜是基督徒，所以她很早就想找一個教堂能夠周日的時候參加禮拜。當時她剛剛到冰淇淋店打工，周日上午11點才開始上班，於是她想上班之前能夠去一下教堂。Google了離冰淇淋店最近的教堂，然後Google就帶著她來到了Camberwell Baptist Church (Camberwell浸會教堂)
修建於1890年的樸實無華的教堂
第一次參加了教堂活動以後，娜娜回來告訴我，教堂每周六上午有面向外國人的英語學習班，讓我去參加。開始我是抗拒的，首先那時候我們已經搬家到了城裡，去教堂需要花費交通費和大概30分鐘的通勤時間；然後，我對於英語學習班這樣的組織是有先天的抵觸感的，腦海里總是浮現老師帶著學生讀單詞的場景，或者是英語角一群人「How are you? I a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一般的尬聊。
扭扭妮妮的還是去了一次。然後就剎不住車了，一直堅持去了1年多。教堂的老師都是自願者，他們雖然不是專業的語言老師，但是難得非常認真，每次上課之前的準備很充分。另外，老師以年紀比較大的居多，所以他們都非常的有耐心，也很鼓勵學生多說，說錯了，他們會立即糾正，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樣，如果能聽懂就不管是否有單詞語法錯誤了。
英語學習班的組織者是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太太，名叫Rosemary，已經80多歲了，德國移民。她告訴我們她來到澳洲的時候是二戰剛剛結束以後，那時候她還是個小姑娘。她的丈夫叫John，退休前是一位工程師。他們倆是我見過的最溫文爾雅的老年人。他們家總是一塵不染，花園總是收拾得乾乾淨淨，雖然他們年紀大了，行動多有不便，但是他們總是慢慢的做著工作，最後總是做得非常完美。後來我們熟悉了以後還經常去他們家吃飯，他們家裡有很多保存了很久的東西，品相都非常完美。她還給我們看她子女的照片，5個子女，其中有一對龍鳳，好幾個醫生。全家福看上去兒孫滿堂，甚是幸福。後來我們搬家到自己的房子，她們還送了我們一張餐桌，那是一張70年代的餐桌，直到現在桌面還是光滑無比，沒有一點劃痕。
那張來自70年代的餐桌
他們在大洋路上有一棟度假別墅，每次我們去大洋路玩基本都會借住在那裡，那裡能看到燈塔，每天早上都會有白色的鸚鵡過來覓食。
每天早上覓食的白鸚鵡
能看見海邊的燈塔
去年，John在外出散步的時候，因突發疾病去世了。老太太至始至終都沒有在人前表露出一絲的悲傷。甚至在不久以後還買了一輛新車，笑著抱怨道：現在的車真是功能太多了，我連後視鏡該怎麼調都搞不清楚了。
她說：作為基督徒，對於親人的離去實際上是很釋然的。因為我們知道他將和上帝在一起，而我，在不久的將來也會去到上帝那裡，那時候我會再見到他的。
Gwyneth和Michael夫婦也是學習班的倡導者。Michael是莫納什大學的地質學教授，大鬍子，和Homeland國土安全中的角色Saul索爾神似。Gwyneth是退休的家庭醫生。兩人年輕的時候響應教堂的號召去非洲奈及利亞援助，不幸的是，Gwyneth在奈及利亞染上了病毒，據說是和伊波拉一樣兇狠的病毒。當時醫生已經宣告不治，但是Michael帶領所有的信徒為她通宵祈禱，結果Gwyneth奇蹟般的康復了。後來他們還收養了一名奈及利亞男孩做養子，這名叫菲利普的非洲男孩現在已經是一位墨爾本的工程師了。
我們同Gwyneth在菲利普島度假別墅的合影
後來我一直跟Michael練習英語。因為夫婦倆對我們的關心，我們交往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後來差不多成了他們家庭的一份子，每年聖誕都和他們的家人一起度過，跟他們的子女也漸漸成了朋友。他們家可以說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有著非常好的工作，子女也非常優秀。大女兒受家庭影響成為了一名牧師；二女兒是優秀的律師，在一個很大的律師事務所做合伙人，我在墨大修房產法律這門課的時候還請她幫我開過小灶；小兒子最優秀，年齡比我還小，但卻是莫納什大學商科和法律的雙學位，波士頓諮詢公司工作幾年以後拿蓋茨劍橋獎學金去劍橋大學拿到了國際關係碩士學位，大學期間還因為主持一個公益基金拿到了年度澳洲傑出青年的提名。後來進入政界，擔任澳洲公共事務部部長的首席幕僚長（Chief of Staff : Minister for Human Services）。說不定以後就是澳洲總理的候選人。
我們同Michael的合影
在英語學習班，Michael組織了一個演講小組，形式和現在流行的Toast master一樣，每周有2到3人進行演講，每周有固定的主題。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的演講主題是我的家鄉，我突發奇想的把我的家鄉四川比喻成中國的胃，不光是在地圖上的位置，同時也是在中國飲食界的地位，引來了大家的一片掌聲。
生活上，他們倆夫婦對我們也是像父母一樣的照顧。我們的第一輛車就是Michael淘汰下來的舊車送給我們的。說到車，大部分澳洲人都不會覺得車是身份的象徵，只是代步的工具。按道理講，他們倆夫婦也不缺錢，開個BBA跟玩似的，但是令人驚訝的是，Michael開一輛90年代的澳洲本土品牌Holden commodore 旅行車，他把這倆車淘汰送給我們以後，轉手又買了一輛同樣型號的Holden commodore 旅行車。Gwyneth開一輛2001年的豐田凱美瑞，2016年，她把這輛車賣給了我們，然後轉手又買了一輛新的豐田凱美瑞。他們對於物質享樂的生活態度真正的影響了我，我漸漸也變得容易滿足，變得不那麼在乎物質享受了。我覺得我現在知足常樂的平和心態跟他們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
我們的第一輛車，曾經是Michael的90年的Holden commodore 旅行車
他們在菲利普島有一棟度假別墅，能看到海，經常有野兔在後院出沒。他們每年都邀請我們去玩，有時候還問我們要不要單獨去度個周末。我們在那裡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
有時候真的不敢相信他們為什麼會對我們這麼好，但是我真的能夠感覺到他們的真誠。後來慢慢在教堂的時間長了，更加了解基督教以後，我才慢慢的明白，他們只是在傳播上帝對世人的愛，他們在身體力行上帝對世人的愛，他們做這些不求回報，只是想感受到上帝的愛的人們也將這樣的愛傳播出去。
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來自上帝的愛，從他們身上。
教堂是個藏龍卧虎的地方，雖然每個人看上去都普普通通，每周見面都像親人一樣笑容滿面，但是能人真的不少。且不說著名影星，奧斯卡影帝傑弗里.拉什就住在附近，曾經是教堂的常客，像Michael這樣的大學教授級別的人物都有不少，博士學位的就更多了。有一次，牧師講道之前說，恭喜弗蘭克獲得了維州科學研究界的最高獎。然後我就震驚了，完全看不出來每次都坐在角落，安安靜靜的弗蘭克是一位墨爾本大學的科學家。然後我上網搜索了他的名字，就更震驚了，他不光是一位科學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科學家，在2011年的名列全球材料科學的前20位最有影響力的納米科學家。難怪我後來也成了學霸，經常都是跟大神一樣的人物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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