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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奕峰讀《哲學·科學·常識》

作者小傳

筆者值治學之年,幸而習於西方教育體系與東方傳統教育交融之地,自然科學與東方經文都能與筆者產生共鳴。適逢初涉獵西方形而上學之時,對隱喻與世界本源有濃厚的興趣。遂拜讀陳嘉映先生寶作《哲學·科學·常識》,乃使筆者建構出內心對哲學的初感,又建立了哲學、科學與常識間的橋樑,將三者相聯繫,尚不足明晰「西方何以發展出自然科學」的所有原因,卻足以提供一套哲學科學常識相互關聯的思路,亦足以使筆者有感,生髮出個人觀點。因其書,願知其人,乃使有此拙文。

陳嘉映先生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成長於上海知識分子家庭。因特殊時代背景,陳無法逃脫歷史的潮流裹挾,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參加了上山下鄉運動,且道邊遠地區內蒙古突泉縣永安公社插隊,八年光陰轉瞬即逝。與大多數同時期知識分子一樣,大動蕩的餘波未走,陳便一頭扎進學術中。陳先後就讀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外國哲學研究所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哲學系,並取得博士學位。曾任歐洲跨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北大外國哲學所講師,如今是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兼《世界哲學》編委、《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輯刊學術委員 、《哲學分析》編委。

依筆者看來,其文風與早期經歷息息相關。內蒙古插隊八年,給陳足夠的時間與光陰和書籍為伴,有言陳在此期間研讀了大量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其中包括黑格爾、休謨、孟德斯鳩、亞里士多德等西方著名哲人的著作;除此之外,他還閱讀了大量外國文學名著,其中包括托爾斯泰、歌德、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如陳嘉映自述,他的哲學生涯就肇始於插隊期間,得益於那個時期閱讀的大量書籍。身居祖國邊疆,研讀西方哲學,沒有業餘生活的干擾,沉積八年。如隱士般,陳的文字里有獨特「山間隱者」的氣息。讀其文,彷彿被吸入一塊僅屬於陳的穴外之地,陳在此與你對話,細細述著形而上學,自然科學的「前世今生」。

聞其「中國最可能接近哲學家稱呼的人」之名號,愈迫切希望解其文。何以解其文?一輪書談,一次書評,尚不可解,但倘若為了進入陳的大門、進入哲學·科學的領地,尚可。

伍奕峰

伍奕峰讀《哲學·科學·常識》

厭倦了半古文式的開頭,也不願意在書評中贅述先生的生平,這次我想透過文字看陳嘉映。

因為一篇「剝離,愛情與死亡後還剩下什麼」,我竭盡全力想把陳嘉映先生刻畫成「詩意哲人」,奈何無論是筆者的文字功底還是陳的寫作風格,都難以與傳統的「詩意」沾邊。倘若用我那一套自由主義式的理解方法,我對於詩意的主觀認知便可以是真實的內容,浪漫自由的文風。可惜,主觀對詩意的理解在心裡想想就好,倘若說出來不能成「理」,恐怕會被批成胡說八道。雖然在我心裡,陳嘉映佔據著「詩意哲人」的地位,但用樸實無華來形容他的文字可能比「詩意」來的更加恰當。在法治周末的人物訪談欄目,他在被問及對愛情與死亡的理解時,說到「我們從愛情的角度來看死亡這件事,愛情,當你把它像剝筍似的,都剝完了,叫做男女關係或者愛情的這個事情,它也沒什麼可說的了,也許只剩下性這一件事。死亡也是這樣,你把別的都剝掉了,死亡其實也就是最後咽氣那一下。」無意、無能力也無必要分析類比的恰當與否,他的文字給我的感覺是一把鋒利的短刃,沒有華麗的裝橫,卻刀刀切入要害。由此言不難看出,陳嘉映先生善於將寬泛的事物進行拆解,進而使用類比論證,從而闡述自己的主張。此論證模式或是說理方式,大概是初學者所偏愛的那種。作為哲學領域作家,能夠用平實的語言闡明哲學思想,對初學者而言更彌足珍貴。

筆者曾見某乎上有人如此評價陳嘉映先生「很多外國哲學書的翻譯者不會講中文,很多中國哲學家也不會講中文,陳嘉映會講中文。」雖然此言帶有偏見,但細細想來,陳嘉映之所以被如此誇耀,大概在於他摸著了一絲哲學的內涵,於是便可以用平實的語言加以闡述。我過去所接觸的哲學家們,都喜愛引用前人的話語,這話語或許極端正確,但需要極高的共識,需要讀者具有一套完備的哲學資料庫或哲學共同語言,否則,所引語便是極端高深且枯燥的主張。陳嘉映先生或許能夠與他們不同,我懷著「陳嘉映先生是初學者之友」的態度,期望通過陳嘉映先生所著,一瞥那哲學·科學·常識的互聯共通的世界。

近來進行的科學史主題閱讀,其敘述起點多始於科學革命開始前,多少會提到亞里士多德的經院哲學,也有的提到了希臘時期的思想者。但科學革命開始前的內容則多是為科學服務的,陳嘉映先生拓寬了視野,主張科學是由哲學發展而成並最終一分為二的,也給讀者提供了一種「科學」與「常識」在認知上的二元論的思想。筆者初見書名時,是不解的,這三個名詞是筆者學習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同時也是十分寬泛的,最讓筆者不解的是這三個概念相斥的性質。科學,是一門建構理論的學科,是一門重視實驗的學科,同時也是一門絕對理性的學科。哲學,則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學科,有關形而上,注重心靈與思想,對於我來說,是一門主觀的學科。而常識,則像是經驗的集合體,建構於過去的事物。如果說科學和哲學在對象上還有些許重合,而科學和常識在事物認知方式上有所交融,但是筆者實在想不通哲學之於常識會有什麼聯繫。哲學是形而上的,是解構之人的工具,而常識卻似低到了谷底,是「俗人」行走於世界的木屐,與前兩者大相徑庭,科學是研究「形」何以為「形」的領域。如此看來,似乎哲學-科學-常識有內容上的一層過渡,自深至淺。但是,無論從事物的一般認知順序,還是從間隔號的用法來看,哲學·科學·常識三詞,卻是並列的。其中的原因,便需要在書中尋找了。當然,作為科學史主題中的一本,不能僅止步於找尋書名的內涵,還應對書中的內容進行分析,利用過去的經歷將內容加以分析、吸收,此乃筆者認為作主題閱讀、讀「初學者之友」讀物的態度。

從理性與理論談起。陳嘉映先生在第一章的一節中提出了理性與理論的主張:「理論興趣並不是理性態度的自發產物」。對於此主張,作者將概括性命題類比於理論,指出了理論具有一般性、普遍性。隨後,作者提出了「理性態度」這一概念,用儒家傳統與老莊「理論」相比較,主張「理智和理論是非理論的,甚至是反理論的。」理性態度是講求實際的態度。在此點上,它與具有普遍性、推測性的理論相矛盾。引述作者的例證,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說「理論上可行···」,而落實到實際上,則會有諸多因素的干擾,導致理論變得沒那麼正確。可見,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實際脫節的,而由陳對「理性態度」的主張可推出,理性態度是反理論的。筆者認為,「理性傾向於上升為理論,理論是最理性的」是在當今科學解釋近乎接近「真理」語境下產生的普遍主張。何以謂之?因為科學的量化關係,現代科學結合數學量化,能夠生成一套對世界量化的整體理論,人們很輕易去認為這一套理論是理性的,因為量化無關常識、無關主觀感受,只關乎實在的數字,「世界被分離為實在與現象」,而「冷冰」的數字是最難被反駁的。於此,陳嘉映先生為何要提出「理性態度是反理論的」這種獨特的主張呢?我想大概是想指出理論與常識的相似性。理論在當今的科學語境下,往往經過「實證科學」的洗禮而成,而常識則是簡單的積累與傳遞。但從其構成方式來看,兩者都是高度概括性的、普遍性的,同時也是功能性的。科學上,人們用理論作為認知基本方法,加之數學運算來徹底結構某對象;生活上,人們依常識來縮短進行複雜動作的準備時間,通過經驗提高效率。兩者都有很強的功能性。論述至此,哲學有一席之地嗎?是有的,科學佔據了理性的世界,常識佔據了感性的世界,而哲學是兩者的橋樑。筆者受科學教育特別是數學教育熏陶,一直懷著萬物都可以被量化並用數學加以解釋的主張。但僅僅是這種科學主張,卻沒辦法讓筆者正常生活。因為日常生活中,不可能事事量化,大部分行為,還是得交付給感性,託付給常識。由此,似乎科學也有欠缺,科學也不是萬能的。而對科學與常識的思考,則交付給分析形而上的哲學。哲學是要「理解世界」,所謂終極哲學問題,還是回歸到「世界是什麼」上。早期哲學家們用主觀態度,用邏輯,用「空想」和經驗來了解世界,近代科學家們則用數學去解釋世界,我們常人則用常識行走於這個世界。三個概念各有分工,似成為人與這個世界的有機體,可為什麼哲學是科學與常識的橋樑呢?因為哲學的興趣集中在「為什麼」上,補足了科學與常識著重實踐的特質。之所以成為橋樑,是因為搞明白了「為什麼」,才能理解科學與常識之間的差別,才能更好的去結合運用科學與常識。至此,哲學·科學·常識三者並行的討論結束。

不論選擇「傳統敘事」還是使用獨特視角對科學革命時期進行分析,都逃不過天文學。因為天文學的起源與發展,涵蓋了哲學、科學與常識。農人「夜觀天象」,以積累某種常識,方能促進農業的進步。哲人將目光投向天穹,看那星星點點,期望透過天得到啟示,找到這個世界的答案。科學家們將望遠鏡對準太空,建立理論尋求世界的本源。不論是「宇宙大爆炸理論」,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似乎都是「科學」向「哲學」發起的猛烈衝擊。但倘若再深入看,便是一代整體理論取代了另一代整體理論。曾幾何時,筆者也會批判過去人的腐朽,但陳告訴筆者初民對世界的錯誤認知無需批判,因為初民的觀念是基於初民時代的整體理論下產生的。《科學革命》也曾提到,不能批判過去人的觀念是迷信的,因為那是「正確的」錯誤認知。陳嘉映先生在第一章便提出,《哲學·科學·常識》想要探討的問題是「整體認識怎樣算是正確,怎麼算是不正確」。「哥白尼革命」的發生,雖沒有天文學上有別於中世紀前的重大發現作支撐,但依然「拖到」近代才發生,便是因為整體認識崩塌與建立的因素。陳主張在哥白尼革命前,世界的整體認識是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論,其後的整體認識便是科學觀念。陳重點提到的「哥白尼革命」,便是新舊整體認識交接的關鍵點。哥白尼革命後,數字與科學的結合使人們得以高度抽象化這個世界,也使這個世界與整體理論更加契合。更為珍貴的是,新舊整體認識的交接,雖然幾乎掃清了那個「隱喻的世界」,將我們帶入了可被解釋的數字世界,但是卻保留了哲學·科學·常識三者的根基,從而使三者繼續生髮「化學反應」,得以繼續推動整體理論的改良與更替。

筆者認為:「當整體理論下的子理論越來越多元化,便是這個整體理論綻放榮光之時,同時也意味著該整體理論將壽終正寢。」我不清楚上一個「整體理論時代」是否生髮出對待變化事物的開放態度,但筆者知道至少此時代生髮出這樣的態度:當整體理論更替的「集結號角」吹響時,等來的不是舊時代的猛烈轟擊,而是一大批後哲學-科學人,為了人類的共同進步而融匯各自的理論,哪怕新時代的衝擊波會無情的摧毀過去的一切理論,但哲學科學常識的動力源仍在,自其運作起,至人類滅亡之時,此動力源仍在。

也許「集結號角」永不吹響,也許當今整體理論的包容性強到能吸收所有的子理論,又或許有一天人類的創造力被「更高文明」所遏制。但是,「哲學」作為形而上學,作為溝通的橋樑,不會被輕易摧毀。

至此,引述一語:「此後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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