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敢問路在何方？
昨天，分享了一篇朋友寫的《我的父親是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讀者的反應之熱烈有點出乎我的預料。
許多人用「我有一位同樣的父親（母親）」，概括了他們的感受。
我理解，在這短短的一句話里，有驕傲，有傷感，有惋惜，也有茫然。
在今天的語境中，「改造」有點刺目，分享的時候，我曾經想過是不是要換個標題？
轉念一想，決定還是用原來的標題。
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看法：知識分子的改造是必要的，改造是對知識分子的最大愛護，通過了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才有光明的前景。
討論任何問題，都不能脫離時代語境。
近代以來，中國由於在現代化的問題上落後於西方，亡國滅種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中華民族有淪為和黑人、印第安人相同命運的極大危險。
這個問題，傳統的士大夫解決了不了，鄉紳鄉賢解決不了（他們反而是現代化、工業化的障礙），脆弱的民族資產階級也解決不了。
中國靠什麼跳出了近代陷阱，開始了工業化、現代化的凱歌行進？
靠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
而人民革命的主體，就是工農大眾。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有兩個傳統：
一是買辦知識分子傳統，基本特點是立場、情感都是西方的，由於視西方為精神上的祖國，所以一旦中國和西方發生對抗，他們總是出來散布失敗主義、投降主義情緒；
二是封建知識分子。信奉讀書做官，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得文武藝，售予帝王家。
這兩種知識分子，都是外在於人民大眾的（如果我們不能籠而統之地說他們是站在人民對立面的話），他們確實存在一個思想改造的問題。只有通過思想改造，實現立場感情的轉變，才能和人民融為一體，匯入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這確實是近代中國特定的歷史特徵：人民比知識分子更先進！
知識分子改造的全部正當性、合理性也正在於此。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政治運動」就是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這次改造運動的直接後果，就是推動幾千年來一直作為一個農業民族的中華民族，快速向一個工業民族轉變，就是兩彈一星，就是擺脫名韁利鎖的科技人員取得一個又一個令人驚嘆的科技成就，就是教育的普及，就是教師、工程師、醫生的廣受尊敬，就是孩子們從小把「當一個科學家」作為最大夢想（我曾經夢想成為一個天文學家）……
據我所知，《我的父親是改造好的知識分子》的作者聶炎的母親，當年是一位醫生。她一手創辦了當地的礦山醫院，親自培訓醫生護士，為礦工和礦工家屬服務時不辭辛勞，不計時間、地點，隨時出診，換來的結果是她在當地贏得了極大的尊敬。
聶炎回憶，小時候隨母親上街買菜，經常會有人「強行」把菜塞進她的籃子里轉頭就跑。樸實的勞動人民就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他們對願意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的愛戴。
想想今天的醫患矛盾以及層出不窮的殺醫慘案，真是令人無語。
具有諷刺意味是，聶炎說，母親當年白手起家，胼手砥足創辦的醫院，今天已經私有化給個人了，據說「效益很好」，而母親卻只能靠微薄的退休金過日子。
當然，這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報應，而是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被背叛的報應。
八十年代，知識分子改造被否定了，「春天」來了，情況如何呢？
幾十年後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除了少數上層知識精英名利雙收，居則「黃金屋」、擁則「顏如玉」之外，大部分中下層知識分子變得困窘了。在新的邏輯下，他們也成了壓榨的對象，淪為「替老闆打工的」，他們的榮譽被掠取，成就被侵佔。他們本該是國家柱石，結果卻成了「學術惡霸」的墊腳石。
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整體上失去了大眾的尊敬，獲得了「磚家」、「叫獸」、「眼鏡蛇」等惡謚。這對知識分子，尤其是廣大中下層知識分子當然是不公平的，但其所折射的社會心理卻耐人尋味。
今天，知識分子還需不需要改造？
答案是肯定的。
知識分子只有通過改造，確立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才能獲得人民的尊敬認同，才能凝聚成磅礴的力量，才能在解放社會的同時解放自己，擺脫對立、異化與奴役（無論是權力的奴役還是金錢的奴役），最終創造這樣一個「聯合體」——
「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最後，用毛主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郭松民按：關於文中的圖書廣告，只是我認為其中的內容可供參考，並不代表我認同該書的觀點，請選購時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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