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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宮:中華瑰寶還是「台獨」工具?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近日來,台北故宮新任院長陳其南向媒體暢談「把故宮變成台灣人的故宮」,以「台灣化」、「本土化」之名欲行「台獨」之實。

自國民黨當局1965年決定在台北「復院」開幕以來,台北故宮一直以來都是以展現中華歷史與文化瑰寶聞名於世的。然而自從2000年民進黨當局第一次執政開始,通過改變對故宮文化符號含義的論述,彰顯所謂「台灣主體性」,為「台獨」張目的言行也開始不時出現在公共視野,彷彿故宮也成了一些人實現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

一、台北故宮——存續「中華正統」的產物

故宮文物遷往台灣舊照

從歷史淵源來看,台北故宮的誕生緣起自1933年為防備日軍南侵而做的北京故宮(時稱北平故宮)的一場文物搶救運動。

該年5月15日,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13491箱經過緊急挑選的文物,隨同來自頤和園、北平古物陳列所和國子監的文物共計19557箱運抵上海英租界,並就地開始登記造冊與整理工作。之後隨著南京「國立中央博物館」竣工又被遷往南京。

然而,隨著淞滬抗戰打響,這批文物很快被分批打包,分北、中、南三路運往雲貴和四川等戰時大後方。一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這些分散的西遷文物才再次集中到重慶,而後運回南京。解放戰爭的打響,使這批南遷文物再次面臨搬遷。隨著淮海戰役的結束,國民黨當局深知自己敗局已定,遂又開始著手準備將南京的文物運往台灣。

自1948年至1949年,共有總計5522箱文物被運到台灣,其中原北京故宮的文物就佔了2972箱。1949年,「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在台成立,並在台中縣的北溝山興建文物保管處,專門用以清點與保存這些文物。

1965年台北故宮博物院竣工時景象

為了與中國大陸方面爭奪代表中國合法政府的「正統性」,國民黨當局在台灣局勢初定後就開始思考如何有效利用這批文物。1955年聯管處改組為「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不僅保存文物,更開始組織文物出國展覽,如1964年赴紐約參加「世界博覽會」。1965年,更「復建」「國立故宮博物院」,並在台北建設了佔地21.2萬平方米,規模龐大的展館與保存庫房,將文物從台中北溝山送往台北。

為配合這間宣稱「中華正溯在台灣」的「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開館伊始就先後舉辦了「國際中國瓷器討論會」、「國際中國古畫討論會」、「中國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和「國際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等各種學術研討會和講座,並鼓勵各界學者前往研究館藏文物,將研究成果發表在《故宮季刊》、《故宮文獻季刊》和《故宮學術季刊》等學術期刊之上。

客觀地說,台北故宮在那個特殊年代,確實對中國古代文獻與文物的研究做出了不少貢獻,也贏得了國際聲譽。不少海外中國古玩藏家與藝術家也願意將自己的收藏贈予台北故宮。如1983年獲贈大量著名書畫家張大千遺作與遺物,成立「張大千紀念館」。

台北張大千紀念館

二、「故宮珍品在台灣」是真的嗎?

關於兩岸故宮的比較,一直以來就是文博界和社會大眾都關心的話題。有人說「在北京故宮看的是建築,在台北看的則是珍品」,甚至有人說「故宮珍品都在台北」。

確實,長期以來台北故宮「鎮館之寶」翠玉白菜、肉形石與毛公鼎享譽海外蜚聲國際,反而北京故宮卻鮮少有讓普通民眾普遍知曉的藏品。但實際上,北京故宮的收藏在絕對數量上遠超台灣故宮,藏品品質上雖各有千秋,但精品數量上同樣是台北故宮遠不能及的。

如上文所述,當初南遷的一萬三千多箱故宮藏品中,僅有兩千餘箱被運往台灣,這就從源頭上決定了兩岸故宮藏品規模上不在同一等級。

再從藏品內容來看,首先,兩岸故宮收藏藏品結構完全不同。由於受到上世紀40年代文博收藏界較為狹隘的觀念影響,當初在故宮文物南遷時,就主要按照金石學家的偏好和文人收藏審美旨趣指導選擇以善本檔案為主,這導致最終運抵台灣的60餘萬件藏品中,檔案文獻與善本書籍就佔了54萬餘件之多。

北京故宮原本也以明清檔案與書籍善本為主,一度收藏件數達1000餘萬件,是其他器物字畫藏品數量的近10倍。但在建國後,隨著文博收藏日趨專業化發展,故宮博物院將大量檔案轉移給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善本書籍則轉讓給國家圖書館,現保留檔案僅40餘萬件,書籍20餘萬件,低於器物藏品數量。

此外,隨著文博專業的進步,過去不被認為具有文物價值的東西,如宮廷服飾、傢具、印璽一類的藏品日漸受到重視,台灣方面的藏品在當初從大陸運出時受時代局限自然不會包含這類藏品,這使得其與北京故宮的收藏在這些領域幾乎無從比較。

對普通觀眾而言,北京故宮藏品的「精彩程度」應該說遠高於台北故宮。之所以沒有如台北故宮這般挑出「鎮館之寶」宣傳,一是藏品價值構成複雜,不同藏品史料價值、藝術價值、收藏價值和經濟價值各不相同,無法簡單衡量;二來也是尊重文博專業的專業性考慮,避免用這種通俗的行銷手法誤導大眾。

以藏於台北故宮的文淵閣版《四庫全書》為原件所做的複製品

其次,器物藏品的精品數量方面,由於兩岸對文物的評鑒體系大不相同,無法直接比較。但是簡單來看,大陸將文物分為珍貴文物與普通文物兩類,珍貴文物中又分三級。北京故宮186萬件藏品中,有168萬件為珍貴文物,其中一級文物有8000多件。台灣將文物分為「國寶」、「重要古物」和「一般古物」三類,其中「國寶」級藏品180件,繪畫佔了136件,書法30件,銅器和玉器則僅僅擁有8件與6件。從頂級藏品的數量與種類來看,北京故宮優勢明顯。

北京故宮琉璃牆壁畫

第三,從收藏藏品的品質來比較,兩岸故宮則確實可稱各有千秋。

如書畫收藏中,台北故宮9120件藏品中重要古物以上等級佔一半以上,元朝以前的書畫收藏數量甚至超過北京故宮;北京故宮的書畫收藏則勝在品種多元,除捲軸裝裱畫外,還有大型宮廷壁畫、琉璃畫、清宮油畫、屏風畫等諸多門類。

陶瓷收藏亦呈現類似狀況,台北故宮在宋代官窯、明清青花和清朝琺琅彩收藏的數量上超過了北京故宮,但北京故宮擁有完整的從史前陶器到近代瓷器的中華陶瓷發展史各個歷史時期的代表作,這又是台北故宮所不能比擬的。

台北故宮的瓷器收藏翹楚——北宋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

更為重要的是,兩岸故宮的實質定位,在1949年以後其實就已經逐漸有所區別了。

台北故宮藏品雖然也開始加入部分台灣本土發掘的文物,但總體而言還是以明清宮廷藏品作為絕對主體。北京故宮則依託中國大陸無比豐富的文物基數和日漸精進的考古發掘和文物搜集技術,逐漸從明清宮廷收藏博物館轉型成真正的集中「中華魁寶」的代表國家整體文博實力的博物館。

以玉器藏品為例,台北故宮兩大知名藏品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均屬此列,但其實在數量和質量上,由於1949年以後大陸在考古發掘方面技術的不斷進步,不僅使北京故宮的玉器收藏數量較台北多一倍有餘,更收藏了安徽凌家灘遺址、六安楊公鄉戰國墓等處發掘的史料、文化、藝術價值都舉世罕見的古玉,是台北故宮遠不能及的。

台北故宮兩件被譽為「鎮館之寶」的玉器收藏肉形石與翠玉白菜

三、故宮竟成「台獨」工具

這次新任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借故宮「本土化」大行「台獨理念宣導」之時,但其實台灣某些人利用故宮宣達其「台獨理念」的做法早已有之。

比如2005年台灣方面修訂《文資法》,將「古物」定義中的時間限制百年以上去掉,故宮方面立刻就將日本殖民時期的陶器作品與北宋燕文貴《奇峰萬木》冊頁這樣的稀世珍寶一同列為「國寶」,目的無非就是突顯台灣「本土陶瓷」的歷史地位,顯示台北故宮對「台灣本土價值」與「台灣主體性」的認同罷了。

2007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遭到台灣「立法院」修正,其中關於「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以及「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等凸顯兩岸故宮血脈連接的字詞均遭到刪改,更是赤裸裸地顯示了台北故宮淪為「台獨」勢力的工具。

漸成「蚊子館」的故宮南苑

而在成為「台獨工具」方面最為突出的,莫過於故宮南苑的建設了。

故宮南苑原本是1990年代台灣當局為了解決台北故宮收藏空間狹窄問題,同時也加大台灣南部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而做出的提案,到了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很快淪為陳水扁當局實施其「本土化」政策的手段。

故宮南苑的定位被修正為「亞洲文化藝術博物館」,內設「奔流不息——嘉義發展史」、「佛陀形影——院藏亞洲佛教藝術之美」、「芳茗遠播——亞洲茶文化展」、「錦繡繽紛——院藏亞洲織品展」、「認識亞洲——新媒體藝術展」五大主題,將原本成體系的中華文化意向分散在亞洲文化概念中論述。

這種以「亞洲」代替「中國」的「去中國化」手法,與之後運用在2016年民進黨再次上台後中學歷史課綱修訂中使用的用「東亞史」代替「中國史」的手法如出一轍。可見民進黨黨內的這一「去中國化」思路由來已久,並最初即在故宮落實了。

然而,歸根到底,兩岸故宮博物院緣起一脈相承,藏品更是共同描繪出中華文明千百年來源遠流長奇美瑰麗的盛況,不是任何政治伎倆所能改變的。

當「台獨」勢力妄圖染指其中,用充滿政治意圖的話語論述去其根本之時,不僅文博專家會不屑唾棄,普通觀眾同樣會以行動表達自己的不滿。故宮南苑開館至今的門可羅雀,就是最好的證明。民進黨當局試圖以台北故宮行「去中國化」的圖謀,必將徹底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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