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發生了什麼？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書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向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
革命年代驚濤駭浪、人生起伏，毛澤東經歷過戰場的絕地生死，經歷過被排擠出中央的冷落低谷，卻都付諸笑談，最讓他感到「黑暗」危機的是另一件事：「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張國燾陰謀分裂中央、分裂紅軍，這是毛澤東個人的「至暗時刻」，也是黨和紅軍面臨分裂，生死存亡的關頭。
最糟的情況終究沒有發生。在與張國燾分裂主義鬥爭的過程中，一大批共產黨人的堅毅抉擇和勇敢擔當，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最終是張國燾陰謀破產，三大紅軍成功會師，長征勝利。
插圖/傅堃
最高禮遇
1935年6月25日，夾金山下的兩河口，清早剛剛布置好的歡迎會場，就被接踵而至的陰雨籠罩了。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也在會場忙碌。他們剛剛率領中央紅軍即一方面軍，翻越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接上頭。這次專門布置會場，是要迎接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到來。
毛澤東早就派出電話兵，爬到五里以外的山上觀望，做好迎接準備。會場所在地是一片山間坡地，從西北的夢筆山和東北的邛崍山流過來兩條溪流，到這裡匯合，故名兩河口。負責中央保衛工作的鄧發和羅瑞卿選中了這個地方，調來工兵幹了三個小時，伐木墊土拋石，上邊就著自然坡勢削出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邊用沙土鋪平地面，代替歡迎貴賓的紅地毯。周圍沒有房屋和牆壁，歡迎的標語就掛在樹枝上。
會場顯得寒酸。這也恰恰反映了當時中央紅軍的狀況：長征以來，數月長途行軍，沒有根據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和飛機轟炸下疲於奔命，傷亡加之掉隊、逃跑，這支隊伍已經「拖得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與相對兵強馬壯的四方面軍聯繫上繼而會師，可謂絕處逢生。大家都希望借合兵之利，迅速從敵人的包圍中突出去。
上千紅軍戰士集合列隊，在風雨中焦急等待。隊伍演練著陸定一前一天新編的《兩大主力紅軍會師歌》。這首歌后來被改了詞，成為人們熟悉的《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歌》。
雨勢突變，粗大的雨點打下來，雨布也失去了作用。每個人身上都透濕，但沒一個離開會場。接近傍晚，雨才稍小。接報有一行人馬正在前來，中央領導人從毛氈帳篷中走出來，準備歡迎儀式。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在陝北合影。
中央領導人迎出三里之外，等候在路邊的油布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員一字排開，他們是張聞天（遵義會議後黨內負總責）、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軍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負責人），連病中的周恩來（軍委副主席）、王稼祥（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這是中央給予張國燾的最高禮遇，也是紅一方面軍給予兄弟部隊的最高敬意。
張國燾一行十餘人鞭打著高頭大馬，飛馳而來。毛澤東等人走出雨布，冒雨迎上前去。
毛澤東與張國燾相識甚早。早在1919年，毛澤東北上北京，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為他提供了在北大任職的機會，讓他得以在北京大學旁聽課程。1949年定都北京時，毛澤東又回憶起這段往事，感慨地說：「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
與毛澤東相比，張國燾與李大釗相處時間更長，所受教益更大，他一度稱陳獨秀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釗是自己精神家園的導師。北大圖書館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要場所，當時已是學生運動風雲人物的張國燾，經常在那裡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先驅人物高談闊論。
在長征的隊伍中，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和張國燾三位一大代表。董必武當時不是中央領導，毛澤東年齡比張國燾大5歲，長期擔任省級領導職務，1927年八七會議上才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3年進入政治局，1935年遵義會議增補為政治局常委。而張國燾在一大後就進入三人中央局，陳獨秀是中央局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此後長期擔任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
張國燾起初分管工人運動，曾領導過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和上海「五卅」運動。大革命時期，他多次作為陳獨秀的代表，周旋於國共兩黨的上層，還代表中共出席過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見過列寧。
1931年，張國燾懷揣王明「尚方寶劍」來到鄂豫皖蘇區。甫一到來，他便對根據地黨和紅軍領導機構進行改組，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自己擔任書記兼軍委主席，總攬黨政軍大權。
1932年，迫於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剿，紅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蘇區，轉戰西進，在陝西和四川邊界創建川陝蘇區。
1935年1月22日，剛剛結束遵義會議的中共中央聯繫上了紅四方面軍，電令「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策應中央紅軍作戰。紅四方面軍也踏上了長征之路。
現在紅四方面軍與中央會合了，但是若論起資歷來，黨中央所有領導人，沒有一個人比得上張國燾。
「叫花子與龍王比寶」
在陝北時的張國燾。
張國燾的張狂不只是因為他在黨內的深厚資歷，更來自他手中掌握的實力。
起初，張國燾並不了解紅一方面軍的規模。他派出與中央紅軍聯絡的先頭部隊，沿途貼了不少大幅標語「歡迎三十萬中央紅軍」。「三十萬」這個數字，看得中央紅軍自己都莫名其妙。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提到了這個標語，「三十萬」是張國燾要寫的，數字是他「推算」出來的。張國燾說：「中央紅軍是老大哥，比我們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鎮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只有六萬人，五倍是三十萬，現在我們發展到了八萬人，按五倍計算他們應該在四十萬以上，我們只提三十萬，已經留有餘地了。」
徐向前認為這個口號影響到了後來兩軍的關係。他說：「會師後的事實證明，中央紅軍還不到兩萬來人，哪來的三十萬嘛！我們的宣傳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軍指戰員議論紛紛。」
張國燾如此為會師之前的紅一方面軍「虛張聲勢」，是何用意？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即便不知道中央紅軍的全部人數，光看一眼兩河口會師時的中央紅軍，張國燾就足有顧盼自雄的資本了。
中央紅軍自長征以來，一路惡戰不斷，此時早已是人困馬乏。部隊出發時八萬多人，到懋功時還剩下一萬餘人，而且槍支彈藥很少，衣著也不整齊，破破爛爛，五顏六色都有，就是領導幹部也不成樣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氌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個破口袋。
反觀8萬多人的紅四方面軍，他們原來在物質條件較優的四川通南巴地區，部隊離開根據地才一個多月，打的仗也不多，軍容比較整齊。師以上的幹部，每人有十幾個背簍，裡面裝著臘肉、香腸之類的各種物資。
無論從服裝、裝備、給養、軍容，到戰士身體情況、精神狀態，中央紅軍都遠遜於四方面軍。對於這種差別，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幽默地形容為「叫花子與龍王比寶」。
而張國燾，更是有意讓這種差別顯示得更明顯。早在6月14日派出先頭部隊與中央紅軍接頭時，張國燾就傳下話來：「要拿出全套派頭來，不要丟了自己的臉。」
等到他自己親自來，更要好好顯示一番。他的坐騎是雪白的高頭大馬，在隊伍中異常醒目。十餘個警衛人員也是一色騎兵，人高馬大，迅捷如飛。
會師的氣氛自然是親切的，熱烈的，但是在親切和熱烈之後，中央領導人們很快感覺到了，張國燾不像是一個趕來與同志會師的戰友，而像是一個對窮親戚炫耀財富的老爺。
這種情緒，連李德這位德國人都看出來了。他後來回憶道：「六月中旬，中央縱隊到達兩河口。張國燾，一個高大的，儀錶堂堂的，四十歲左右的人，像主人對客人一樣接待了我們。他顯得很自負，看來已充分意識到了他在軍事上的優勢和行政上的權力。」
由於中央紅軍保持著搜索前行的陣型，大部隊分散各處，並沒有集中到會師地來，張國燾一時看不出中央紅軍的總數，他便尋機找中央的老熟人摸底。
熱烈的慶祝會師大會後，張國燾首先找到了周恩來。
周恩來對張國燾印象不好。形象儒雅、風度翩翩的周恩來，最激烈的一次發火就是針對張國燾。
那是1927年南昌起義前夕，周恩來負責前敵委員會工作。起義工作一切就緒的時候，張國燾來了，一見面就亮出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起義如有成功把握，可以舉行，否則不可動；應該徵得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不可動。」
一聽這話大家都急了。周恩來激動地說：「這個意思與中央派我來時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們此時不行動，我只有辭職！」他說話時動了怒，氣得拍了桌子，那是周恩來一生中罕見地拍桌子。
幾年後再見，一番寒暄之後，張國燾問，你們現在還有多少人？周恩來對張國燾此問有所警惕，沒有直接回答，反問張國燾，紅四方面軍有多少人？張國燾說，十萬。這個數字其實誇大了些，紅四方面軍實際人數在八萬人左右。
於是，周恩來也虛報了中央紅軍的人數，但是中央紅軍的家底在那裡擺著，沒法太誇大，只能說：我們有三萬人。
張國燾可能不相信這個數字，又去找朱德。
朱德與張國燾在南昌起義期間有過短暫的接觸，了解不深，也沒有戒備意識。他後來在自傳中這樣解釋：張國燾這個人，在中央蘇區的時候，一般的還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的人。有些老同志對他的印象都不好，但也沒有誰說過他的壞話。因為他那時還是一個黨的負責同志。也聽說過他是一個「機會主義」，但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
張國燾問：「你們還有多少人？」
朱德以實相告：「兵沒有了，只剩下骨幹了。全軍總數也就1萬多人。這1萬多人許多都掛了彩，還有些生病，戰鬥力已經大不如前了。」
聽到中央紅軍僅有1萬多人，張國燾的臉色都變了。朱德這樣回憶。
苦心讓位
兩河口會師的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當地一座廟宇里召開了著名的兩河口會議。據文獻記載和多數當事者回憶，這次會議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不但有中央委員，還有中央紅軍各軍團主要領導等。
紅四方面軍只有張國燾一人參加會議，這也是他從蘇聯回國四年後第一次參加中央會議。
矛盾在兩河口會議上就出現了。張國燾和中央的進軍計劃存在著嚴重分歧。
周恩來先闡述了北上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主張；張國燾則鼓吹其南下的主張，即「川甘康計劃」。毛澤東聽後馬上反駁，「川甘康計劃」將使一、四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被敵人封鎖於此，將成瓮中之鱉……
三個多小時討論下來，與會者大都支持北進計劃，張國燾表面上服從了多數，內心卻盤算著自己的主張。對此中央其實已經察覺。兩河口會議後發布的決議中，特別說明：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這話意在不點名地敲打張國燾，可他根本不以為意。
幾天後，準備率領中央慰問團趕赴四方面軍的劉伯承，卻在一早看見張國燾正和毛澤東爭吵。張國燾大聲說：「我們跑來還聽你毛澤東的指揮呀！」會師的喜悅還不到半個月，張國燾與中央之間的矛盾就顯露出來。
1935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增補徐向前、陳昌浩為中革軍委成員。
中央此舉，主要是為了解決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後的統一指揮問題，畢竟紅四方面軍擁有8萬人馬，需要通過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特別是張國燾去指揮。
可是，手握數倍於中央紅軍兵力的張國燾，胃口遠不是一個「軍委副主席」能滿足的。
張國燾帶著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進兵計劃回到了紅四方面軍總部所在地的理番，轉臉就變。第二天他就致電中央，提出相反計劃。
中央堅持既定戰略方針，並下達作戰計劃，張國燾便借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故意拖延紅四方面軍北上，對守敵很少的松潘圍而不攻，導致功虧一簣。
這讓主持草擬松潘戰鬥計劃的周恩來，在病痛之外又添一重心病。過雪山以來，周恩來身體一直不好，咳嗽不止。後來才確診是肝膿腫——一種急性肝炎。這次患病留下的疤痕，40年後長出了腫瘤，與膀胱癌一道奪去了周恩來的生命。
松潘錯失戰機的這段日子，張國燾授意四方面軍幹部們一再給中央發電報，一會兒「提議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一會兒「提議由張國燾出任軍委主席」，如不這樣，就難以集中軍事領導，無法順利滅敵。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次有人向中央伸手要權。
中央起初不予回復，但張國燾指使下屬一封封的電報「逼宮」，大有不給「位子」就不動之意。
張國燾畢竟掌握著紅四方面軍的指揮權。他領導這支軍隊長達5年，已經通過殘酷的「黨內鬥爭」和內部「肅反」，形成了家長制統治。李先念說：「張國燾是中央派來的，都迷信張國燾。有人說四方面軍不尊重中央，確實有些冤枉。那時一聽說是中央來的，比聖旨還尊重。」
中央只能策略性地向張國燾做出一定讓步，以維護紅軍團結。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
毛澤東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張聞天主動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澤東認為不妥，「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
左右為難之下，周恩來撐著虛弱的病體，示意願把總政委的職務讓給張國燾。
毛澤東指定彭德懷的三軍團負責照顧周恩來。彭德懷扔掉紅三軍團僅存的2門迫擊炮，騰出40名戰士來輪流抬周恩來的擔架。他說：「別說是2門迫擊炮，就是200門、2000門大炮也不能換我們1個周副主席。」
彭德懷後來高度評價毛澤東的鬥爭藝術：「毛主席在同張國燾的鬥爭中，表現了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如果當時讓掉總書記，他以總書記名義召集會議，成立以後的偽中央，就成為合法的了。這是原則問題。」
關於這段歷程，一年後，中央書記處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我們認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轉變國燾與爭取四方面軍，必須採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針，因此除對黨的路線堅持原則外，其餘均向他讓步。」
「呂端大事不糊塗」
松潘貽誤戰機，致使敵胡宗南部得以再次集中兵力，國民黨薛岳部也已進抵松潘東面的平武、文縣策應，紅軍腹背受敵。
黨中央當機立斷，取消了原來的部署，決定把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路軍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第一、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第四、三十軍、軍委縱隊組成，由前敵指揮部的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經草地到班佑，黨中央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包括紅四方面軍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紅一方面軍的第五、三十二軍，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所在的紅軍總司令部率領，經草地到阿壩，再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
右路軍犧牲四五百人、經過一周的艱難行軍，終於走出了地獄般的草地。之後馬不停蹄，在徐向前指揮下兵臨包座，打開北上的道路，只等張國燾率左路軍前來會合。
然而，這時張國燾卻對確定好的合兵北上方案置之不理，駐守在阿壩，大部隊按兵不動。黨中央和右路軍在包座焦急等待，就是不見左路軍的動靜。
9月1日，毛澤東就找徐向前、陳昌浩，三人聯名致電張國燾，催促速過草地。考慮到過草地困難重重，徐向前主動請纓，準備「派出一個團，帶上馬匹、氂牛、糧食去接應。」
此後一周，羽書交馳、函電頻催，張國燾不僅不為所動，還頻頻回電要右路軍停止北上，準備南下，措詞激烈，沒有迴旋餘地。
1935年9月9日，毛澤東已幾天沒睡好覺了，為勸說張國燾回心轉意，這天他和張聞天又發去電報，作最後的努力：「中央現懇切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
可惜，於事無補。
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急匆匆闖進門，遞過一封電報。
那是給陳昌浩的電報。當時，陳正在召開團營以上幹部會，動員南下。葉劍英想看看電報急不急，這一看心臟立即狂跳起來。電報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
究竟如何強硬？1937年3月，毛澤東在延安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點出，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並直言「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
葉劍英與周恩來。
葉劍英深知事情重大，借著上廁所，飛馬趕到中央駐地。
毛澤東看到電報很警覺，從口袋裡拿出一根很短的鉛筆和一張捲煙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然後對葉劍英說：「趕緊回去，不要讓人發現你到這裡來了。」葉劍英立即返回右路軍指揮部，會還在開，陳昌浩仍在講話。葉劍英回原位，把密電交給了陳昌浩的秘書。
趁著夜色，毛澤東、張聞天、博古急急趕到紅三軍團駐地，和病床上的王稼祥、周恩來緊急商量對策。大家分析了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危險處境，一致認為要張國燾北上已無希望，事不宜遲，須當機立斷。毛澤東果斷建言，發通知就說出去籌糧，單獨北上。
就這樣，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中共中央立即率領紅三軍團、軍委縱隊一部、紅軍大學等連夜北上，到俄界與紅一軍團會合，脫離危險區域。
葉劍英在同張國燾鬥爭的關鍵時刻，及時揭露了張國燾妄圖危害黨中央和分裂紅軍的陰謀，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堅定的革命立場和忘我品質，為挽救紅軍、保衛黨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毛澤東對葉劍英立場堅定的臨危決斷高度肯定，稱讚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後來毛澤東多次回憶此事，他還摸著自己的腦袋風趣地說：「葉劍英同志在關鍵時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沒有他，就沒有這個了。」
哪裡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
是夜，毛澤東是最後一個撤離險境的。他與彭德懷隨紅十團斷後，相機處理可能發生的意外，保證中央和部隊的安全撤離。
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陳昌浩剛剛起床，部下就來報告：葉劍英參謀長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徐、陳大吃一驚。
原來，前晚，葉劍英找到徐向前彙報說，要組織軍委直屬隊去籌糧。得到同意後，他趕緊聯繫李維漢、楊尚昆、李克農、蕭向榮等直屬隊負責人，說明真實情況，約定凌晨兩點集體動身。
一切停當，葉劍英返回駐地，他和徐向前、陳昌浩住一個屋。挨過午夜，他悄悄起身，拿好事先準備好的甘肅全圖，離開了前敵總指揮部。
沒等陳昌浩和徐向前醒過神，紅軍大學負責人何畏匆匆來報告：紅大的人都走光了，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隨後，各路請示、報告紛至沓來，指揮部里亂作一團。
徐向前在回憶錄里記載了那個混亂的早晨：「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麼搞的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麼辦？我說：哪裡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做了答覆，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鬨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
徐向前堅定的命令，避免了紅軍內部的一場流血衝突。
一場可能發生的流血衝突制止住了，但中央紅軍如此而去，在右路軍中占絕大多數的紅四方面軍，恐怕過不了張國燾這一關。陳昌浩喊來副參謀長李特，要他把跟隨中央走的紅四方面軍戰士追回來。
10日上午，中央機關和三軍團經過一夜的急行軍，來到阿西以北的一個小村莊。毛澤東和彭德懷在一座喇嘛廟前休息。突然，部隊後面騷動起來，四方面軍副參謀長李特和一隊全副武裝的騎兵趕來了。擔任紅三軍團後衛的十團立刻進入戒備狀態。
空氣頓時緊張起來。
劍拔弩張之時，毛澤東和彭德懷等趕來了。他和藹地勸李特到喇嘛廟裡談話，對李特解釋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李特根本不聽，激動地斥責說：你們這是退卻逃跑的機會主義！彭德懷聽得火往上撞，大罵李特是「反革命」，掏槍就要槍斃他。
這時，毛澤東十分冷靜，叫人放開李特，並對圍觀的四方面軍幹部說：你們實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後總會有重新會合的機會。他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我們都是紅軍，都是共產黨，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現在願意北上的跟黨中央走，願意跟張國燾的可以回去。以後我們還會在一起的。」一方面軍幹部要教訓李特，給他點厲害嘗嘗。毛澤東勸阻說：「捆綁不成夫妻，他們要走，讓他們走吧。以後他們還會回來的。」
毛澤東說完了話，讓部下拿來剛剛寫好的《共產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分發給四方面軍的同志，又誠摯地對李特說：「請向國燾同志轉達我的意見，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確的。我還相信，不出一年你們一定也會北上的。你們南下，我們歡送，我們前面走，給你們開路，歡迎你們後面來。」
另立中央
就在黨中央率一、三軍團緊急脫離右路軍的那天夜裡，張國燾久等陳昌浩、徐向前的回電不至，他思謀良久，決定搶先動手，確保左路軍在他的一手掌握之下。
那一夜，張國燾派出自己的警衛排，解除了紅軍總司令朱德和參謀長劉伯承警衛人員的武裝，把二人軟禁了。當夜，張國燾與朱德、劉伯承一番長談，不歡而散。
9月15日，張國燾召開左路軍黨員活動分子會議，公開提出南下主張，並煽動與會者批評中央，圍攻朱德、劉伯承。
會議上，面對張國燾一夥的喧囂，朱德十分平靜，若無其事地翻看手中的書。張國燾逼著朱德表態反對北上，其親信黃超竟然狂妄地跳起來，罵朱德「老糊塗」「老右傾」「老頑固」。忍無可忍的朱德拍案而起：「黨中央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反對北上，我是擁護北上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
輪到劉伯承表態，他不卑不亢；「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兒蓋會議是正確的。從全國形勢來看，北上有利。你們南下，是要碰釘子的……你們向南去……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還得轉移北上。」
張國燾拉攏不了朱德、劉伯承，卻也不敢公開對這兩人有所不利。
朱德自不必多說，他是紅軍的創建人之一，一直擔任著紅軍總司令，德高望重。
劉伯承則是紅軍中人人敬仰的「軍神」。
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劉伯承就已經是川軍中最足智多謀、能征慣戰的名將。廣為流傳的故事是，1916年率領川東護國軍參加討袁戰爭時，右眼中彈，他卻說「救國救民，來日方長，安能損及神經」，繼而免麻藥進行手術。手術後，他還好整以暇地告訴醫生手術過程：「72刀。」
南昌起義時，劉伯承是主要領導人之一，擔負著參謀長的職責。在中央蘇區，劉伯承被視為「無產階級的孫武」。
儘管朱德、劉伯承立場明確，態度堅決，但張國燾在左路軍一手遮天，會議最終通過了他的「決議」：南下。
幾天後，陳昌浩、徐向前率領右路軍再次穿過草地，南下與左路軍會合。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宣布另立「臨時中央」、「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自封為「主席」。並通過了「組織決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撤銷」、「開除」、「通緝」、「查辦」，張國燾的狂妄氣焰可見一斑。
另立中央的巨大變故來得如此突然，就連陳昌浩也無思想準備，沒有立即發言支持。徐向前則自始至終保持沉默。他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長期在張國燾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此時的沉默，已經表明了態度。
張國燾的注意力還在朱德、劉伯承身上，他再次強令兩人站出來表態。朱德語重心長：「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一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不說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劉伯承同樣呼籲黨和紅軍要團結一致，不要分裂，共同打擊敵人。
張國燾對德高望重的朱德無可奈何，但對劉伯承還不死心。卓木碉會議結束後，張國燾來找劉伯承，做最後的拉攏：「我們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軍委委員有你一個。」劉伯承說：「我不同意這樣搞法。」張國燾怒氣沖沖反問：「你不想當總參謀長了？」
果然，劉伯承很快被免去總參謀長之職，轉任沒有指揮權的紅軍大學校長。
紅軍大學中，很大一批幹部、學員是原紅一方面軍的指戰員。面對張國燾對中央的污衊和分裂行徑，他們有的提出要北上，找黨中央；有的提出張國燾要阻攔，就跟他干；甚至有人提出了綁架張國燾，實施「兵諫」。
這些意見秘密彙報給了劉伯承，劉伯承則向大家的「主心骨」朱德請示。
為了保存紅軍主力，朱德沒有與張國燾公開決裂，扔下四方面軍不管，而是在不失原則的前提下，運用策略儘力周旋。
眼見又一次分裂很可能出現，朱德再一次擔當起了維護大局的「定海神針」，他耐心地對劉伯承等人說：「我們一定要堅持真理，堅持鬥爭，堅決擁護黨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線，但要掌握正確的鬥爭策略，要顧全大局，維護紅軍的團結，只有加強全體紅軍的團結，才能克服一切困難，爭取革命事業的勝利。搞分裂活動的只是張國燾少數幾個人，眼前的曲折總是能克服的。」
朱德堅決反對張國燾分裂黨，對於張國燾肆意妄為形成了有力制約。恰如徐向前所說的那樣，「朱總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張國燾是掂量過的。沒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軍委』也好，都成不了氣候。」
三軍會師
1935年12月16日，張國燾收到了一封中共中央從陝北瓦窯堡發來的電報，電報署名「張浩」：「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問題。」
張浩原名林育英，出生於湖北黃岡。當地林氏家族，出了在中國現代史上不同尋常的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彪（林育蓉）。
林育南是卓越的工運領袖，曾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1931年在上海犧牲。1922年，他和惲代英介紹林育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林育英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又懂俄文，從1933年起便擔任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林育英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受派回國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和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
林育英化名「張浩」，從蘇聯萬里迢迢來到了陝北，找到了中共中央。在爭取張國燾率左路軍北上的過程中，林育英利用自己共產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為黨和紅軍立下了大功。他這時使用的化名「張浩」，載入黨史。
張浩到達陝北前不久，中共中央剛剛收到張國燾口氣狂妄的電報，聲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布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你們應該稱黨的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的名義」。
面對張國燾公然分裂黨、分裂紅軍的囂張氣焰，中央領導人憤慨萬分，卻沒有能夠實際約束住他的力量。更何況，中央要處理的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問題，如何保住被張國燾裹挾的數萬紅軍將士才是關鍵。
形勢很嚴峻，必須藉助共產國際的權威。毛澤東、張聞天與張浩商量，由張浩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拉張國燾回頭。
其實，張浩離開莫斯科時，張國燾還未另立「中央」，共產國際並未賦予他解決該問題的任務。但是，當時陝北還沒有大功率電台，而黨的問題又迫在眉睫。張浩只能臨機行事。事後，共產國際對張浩的做法和事件的結果都表示了肯定。
收到了張浩的電報後，張國燾仍遲遲不願帶部隊北上，他心存僥倖，幻想張浩能夠支持他。張國燾以「黨中央」名義給張浩發了電報，誣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中央領導人的政治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等等，但他最後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
接下來的兩個月間，雙方電報頻繁。張浩的電報字句上用足了春秋筆法：稱呼張國燾時一律為「兄」，在感情上拉近，避免言辭齟齬談崩盤，適得其反；而稱呼陝北時則是「中央」，是非立場，不言自明。
張浩在電報中強調：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而後筆鋒一轉，敲打張國燾，「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提交國際解決。」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也致電張國燾：同意張浩的建議，至於組織關係上可以採取靈活變通的辦法，並表示同意張國燾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黨中央發生橫的關係。
「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這明顯是在給張國燾台階。
此時的張國燾，正在被殘酷的現實教訓著。他的南下計劃頻頻遇挫，紅軍8萬人馬銳減到4萬人。在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鬥爭下，紅四方面軍中的二號人物、總政委陳昌浩開始轉變態度，表示完全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張國燾成了孤家寡人。
1936年6月6日，張國燾終於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1936年6月底到7月初，賀龍、關嚮應領導的紅二軍團和任弼時、蕭克、王震領導的紅六軍團，與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會師後，朱德在二、六軍團與主要領導人一一談了話。賀龍表示：張國燾那種搞法是絕對不允許的。王震也對劉伯承說，他們這個部隊是井岡山來的，絕不會反中央。
與此同時，張浩不停地做工作，申明「過去的分歧不必再談，唯一任務是全紅軍團結一致」。再加上朱德耐心的調解工作，以及四方面軍上下的強烈要求，終於使大部隊踏上北上征途。
1936年11月30日，朱德、張國燾率紅軍總部機關到達保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和紅一方面軍指戰員的熱烈歡迎。
毛澤東、張聞天笑容滿面地與張國燾握手致意。毛澤東站在一張桌子上向紅軍講話，熱烈歡迎朱德、張國燾的到來。
緊接著講話的朱德，心情是如此地激動，以至在講話中突然淚流滿面。為了維護紅軍的團結，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
後來毛澤東盛讚朱德在與張國燾的鬥爭中，「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張國燾卻完全是另外一種結局。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張國燾的錯誤。張聞天作總結髮言說：「犯了錯誤的同志要不走到黨外去，變為黨的叛徒，除非自己下決心同自己的錯誤作鬥爭。不改正自己的錯誤，堅持自己的錯誤，結果必然會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1935年9月的俄界會議上，張聞天曾預言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不幸而被言中。這次張聞天的預言一年後也應驗了。
會議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張國燾卻沒有認真反省，反而日益消沉。1938年4月，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際，叛逃投靠國民黨。同年4月18日，張國燾被開除黨籍。
來源：北京日報·紀事（ID：bjrbjishi）
作者：鞏崢
插圖：傅堃
監製：王然
編輯：張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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