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鴻：閱讀理論與「真實」的讀者：淺論20世紀80年代中譯小說的接受
【編者按】
本輯特設「文學?翻譯?理論縱橫」專欄，主要議題與文學翻譯相關，分別以當代、現代小說翻譯和近代典籍翻譯為個案開展研究。《閱讀理論與「真實」的讀者：淺論20世紀80年代中譯小說的接受》一文以20世紀80年代讀者對翻譯小說的兩種反應為個案，集中探討了西方過去三四十年間「普通讀者崛起」理論；作者批判地指出，當讀者處於特定的文化和語言環境中，在特定歷史階段介入文本時，才為「真實」的讀者。《故事與話語：張愛玲自譯短篇小說〈五四遺事〉的敘事學考察》採用敘事學「故事」視角，考察《五四遺事》的原作和譯作身份，創新性地提出《五四遺事》是張愛玲的自譯作品；通過對比《五四遺事》及其英文原作「Stale Mates」，文章對該自譯小說進行敘事學闡釋，指出自譯者張愛玲在漢語譯文中表現出了比英文原作更加嫻熟的敘事技巧。《重塑朱熹——「譯名之爭」語境下裨治文對〈御纂朱子全書〉的節譯》以首位來華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的譯本為研究對象，將其置於當時歷史語境下考察，分析其翻譯動因、改寫方式和結果，指出裨譯本因「譯名之爭」而作；裨治文從自身立場出發，通過預選文本、撰寫評註以及文內改寫等方式對朱熹學說進行了改寫，將朱熹的形象塑造成思想落後的唯物論者。
專欄特邀主持人：邵璐
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
作者簡介
陳德鴻，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主任、香港翻譯學會會長、《翻譯季刊》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翻譯的傳播與接受、改編研究、跨文化研究及漢英／中日翻譯比較研究。
摘要 & 關鍵詞
本文介紹了西方過去三四十年間有關「普通讀者崛起」的理論。與批評家不同，這些讀者處於特定的文化和語言環境中，在特定歷史階段介入文本，因此他們可被視為「真實」的讀者。作者以20世紀80年代為例，分析當時讀者對翻譯小說的兩種反應。首先，對後來成為作家的讀者(如陳丹燕、王蒙、王小鷹)而言，閱讀翻譯小說讓他們感受至深，使他們走上了創作之路。另外一些讀者，則通過購買譯本的方式來擁有外國著作，從而獲得消費愉悅。重要的是，這個現象證明了譯本的價值已經可以等同於原著，也預示了即將來臨的瘋狂消費主義如何影響著小說的翻譯與出版。
關鍵詞：讀者反應理論；翻譯小說；普通讀者；消費主義
一篇文本，從問世到傳播，再到接受，整個過程都少不了普通讀者的參與。儘管如此，普通讀者卻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20世紀90年代，報章雜誌上才能見到有人開始關注翻譯小說的讀者問題，但也僅限於幾個文化名人而已。他們注意到，閱讀翻譯作品可以給人的生活和社會帶來影響。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一些研究圖書的歷史學家開始積極重構所謂的「物質史」。他們對普通讀者進行細分，考察讀者和出版社、編輯、裝幀設計者、審稿人和教育工作者之間的聯繫，即讀者和出版界這些文化協調者之間的聯繫，以此作為新的理念方法，來揭示普通讀者的特點。翻譯小說讀者的特質可由文本以外的方式來揭示，而非基於文本本身。使用該方法可以凸顯一本書在誕生和傳播過程中所受到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響，如此一來，我們對讀者的認知就可以超越主觀閱讀後的肆意推斷了。該方法的優勝之處正在於此。
隨著21世紀的來臨，之前基本處於隱身狀態的讀者開始全方位顯身。在世界範圍內，出版商發行原版小說的歷程都表明：過去二十年市場膨脹使得商業動機取代了文化赤心。以英國為例，出版商以各種高超的市場營銷手段誘導大眾購買書籍，使得早先的「君子出版商」(Squires, 2007: 41-50)再無生存餘地。企業精神和盈利動機在出版業佔了上風，讀者被順勢推進了主流圖書市場的中心。對於翻譯小說而言，從一開始的作品選擇和爭取翻譯版權，到後來著手翻譯、編輯和版面設計，甚至到包裝和營銷階段，步步都少不了考慮讀者的需求。在中國，閱讀翻譯小說的讀者日益受到重視，這種現象當然可以從文本的視角來描述，比如讀者是如何影響譯者的決定的。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這短短的幾年裡，正是文本之外的因素表明了為何讀者的地位上升得如此之快。「普通」讀者此前只是在幕後施加一些影響，後來他們向出版界明示其個人喜好，決定哪些書應該被翻譯，甚至如何翻譯。
除了世紀之交呈現在中國的翻譯景象之外，全世界的出版業都在對普通讀者作出考量。可以這樣說，對普通讀者的考量為文學研究里涉及讀者，尤其是讀者接受的部分畫上了一個句號。早在1984年，羅伯特·霍盧布(Robert Holub)就指出了當時的學術界在接受研究里的四個主要研究領域：文本的不確定性、對誤讀的利用、對文學史的重構以及對「讀者崛起」(Holub, 1984: 152-154)的研究。其中最後一項勢不可擋。讀者反應理論旨在探索如何分析讀者和文學文本之間的互動，學者的解釋重心從文本轉向了讀者，這一現象被赫魯伯認為是讀者反應理論自我推進的一個方面，也是德國學派接受研究的特色。與此相反，接受研究的法國學派則致力於將讀者文本化。於是，研究書籍的歷史學家一介入，就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研究維度，也進一步提升了讀者的地位。對於這些歷史學家來說，研究讀者不限於研究他們閱讀的意義生成活動，而是把讀者作為活生生的人，作為作品得以出版或譯介的推手。讀者處於特定的文化和語言群體之中，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介入文本，因此他們是「真實」的，而非以人們臆想的方式存在。羅伯特·達恩頓(Darnton, 1982)、托馬斯·亞當斯和尼古拉斯·巴克(Adams & Barker, 1993)以及克萊爾·斯誇爾斯(Squires, 2007)等學者都證實：在文學小說方面，由於讀者受到「場域」(布迪厄的理論術語)的影響，我們不能把他們購買、閱讀文學作品的活動和書籍的發行、接受截然分開。以上的種種考量為我們以全新的視角來考察文學作品的讀者奠定了理論基礎。
羅伯特·霍盧布
下面，我們重點討論這些真實的讀者，而非假定的讀者。或許是因為看了報紙上的評論和營銷廣告的緣故，他們會去書店買或者去圖書館借翻譯小說來閱讀，恰恰是這些讀者決定了翻譯小說是否能夠盈利。這些讀者不像專業的批評家一樣留下很多評論，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描述顯然困難重重。然而，對原著讀者的研究已經有了一些出色的成果(如Rose, 2001; Radway, 1984/1991)，對電影觀眾和書籍雜誌讀者群的實證研究在中國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著(如陳婷玉, 2008: 149-164, Zou, 2005: 65-101)。於是，可能有人會說，對普通讀者的研究也山雨欲來。互聯網給交際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閱讀翻譯小說的普通讀者開始藉助互聯網平台發出自己的聲音。雖然他們沒有在網上留下翔實而系統的分析，但他們會談論一些常識性內容，公開討論某些翻譯小說的優劣，並展示自己的立場，對翻譯標準也能暢所欲言。普通讀者和批評家的傳統界限也隨之模糊。
在翻譯研究里，只有少數幾篇文章對目標讀者進行過理論分析，最全面的要數亞歷山德拉·阿西斯·羅莎(A. Assis Rosa, 2006: 99-109)多向度分析目標讀者的文章了。她把目標讀者分成兩類——真實存在的讀者和被臆想出來的讀者。翻譯研究學者往往習慣性地把研究重心放在譯者身上，忽略了讀者。而讀者僅僅在影響譯者的翻譯策略選擇時才會被學者拿出來略微談上一談。亞西斯·羅莎反對學界的這種習慣，她強調：我們首先有必要對真實的讀者(即處於特定歷史環境中的讀者)作出界定。對她來說，需要加大筆墨來研究的正是這類讀者，而非基於文本的被主觀推斷出來的讀者(雖然這並不意味著被臆想出的讀者完全無益於研究)。她採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發覺既然翻譯無非是交流層面的互動，那麼如果要對翻譯規範有個正確的評估，就不能忽略目標讀者的「真實性」(同上:102)。進一步講，讀者研究領域裡最應該得到重視的，是生活在一定歷史語境中的活生生的讀者群，而非譯文投射出來的如水中月、鏡中花一般的所謂讀者。欲探討中國語境下普通讀者對翻譯小說的接受情況，亞西斯·羅莎的觀點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出發點。
我們不妨從20世紀70年代晚期開始說起。從1966年到197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國在這一時期翻譯出版的歐美小說並不多，幾乎所有被翻譯成中文的當代英美小說都是以非官方途徑或者私下傳播的，能夠讀到經官方審查過的西方小說的中譯本也非常不容易。這些官方審查過的翻譯小說旨在讓一小部分中國精英略微了解西方文化。「文革」結束後的若干年，我們從當時文人所寫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到，許多20世紀70年代的知識分子在下鄉當知青時，都會冒險隨身私藏翻譯小說。孔捷生坦言他在當知青時讀了二百多本國外經典(趙稀方, 2003: 2)。
1977年，「四人幫」被粉碎，中國政府對於翻譯的政策也隨之有了根本性的轉變。一些出版社獲准再版「文革」前已經出版的譯作，而那些此前只供「內部(官方)閱讀」的譯作也被允許在市場上出版流通。有些人在當時是讀者，二十年後成了作家，這些人回想起1977年譯作解禁時的激動之情，都不由得深深懷念：舉國上下，熱愛閱讀的人們在書店門口排起長隊，爭搶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再版的翻譯經典。陳丹燕談到了上海讀者對翻譯作品是怎樣如饑似渴，曹雷描述了書架上的書是怎樣被一搶而空(鄒振環, 2000: 349-350)，張世君繪聲繪色地講述了發生在重慶一家書店的情景(轉引自趙稀方, 2003: 5)：
每個買書的人都笑呵呵地捧著書出來，買書是沒有選擇的，幾乎有幾本名著，就買幾本。書荒太長時間了，飢不擇食呀，有 什麼書，就都買。那天賣的書有《高老頭》《歐也妮·葛朗台》《安 娜·卡列尼娜》，亦瓊都買上了。土黃色封面上描著青色的單線 圖案，印著深褐色的書名，哎呀，這名著，摸摸都過癮呀！
20世紀80年代關於讀者與翻譯小說邂逅的真實表述雖說比小說里虛構的為多，但畢竟還是極少數的。鄒振環是研究上海20世紀80年代翻譯出版情況的學者，他在自己的著作里發表過直抒胸臆、身臨其境般的評論(鄒振環, 2000: 364-366)。從當時的報紙和每周的增刊里，我們還可以依稀找到當初讀者對於讀書和購書的感慨(「我買，故我在」)。那時，能被譯成中文且流通的不再僅僅是蘇聯和東歐的作品，西方作品的中譯本也同樣可以在市面上買到，也恰好呼應著當時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
鄒振環
不在乎毛姆究竟是怎樣的作家，也不會去探究毛姆筆下人物的真實度和故事的合理性，只是一味地跟著毛姆的拉里走，去圖書館看《心理學原理》......不再有自己，只有毛姆，只有拉里，在這樣一種絕對虛無卻又充實無比的追尋中，一股憤世嫉俗的力量左右了我，一種渴望超越一切世俗塵埃的衝動彌散開去，充溢了周身，它是一種精神，它呼喚一種嶄新的蓬勃向上的人生。
(鄒振環，2000: 364-365)
某天我很幸運地覓到了一本卡夫卡的《城堡》，一看是湯先生譯的，回家一翻被震撼了；原來小說還能這樣寫，沒有合邏輯的故事，不見常規人物，也沒有可靠的地點，是一種夢魘與糾葛，直讀得我神志迷離、心驚肉跳。沒幾天，發覺幾個朋友手裡都有一本......誰不知道卡夫卡就如同現在時髦人不懂「諾基亞」、「愛立信」一樣可笑。我正是從卡夫卡開始熟悉現代派乃至後現代派 小說，《城堡》是一把金鑰匙。
(同上: 364)
1997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在建社20周年慶典之際出版了一本文集，一些大名鼎鼎的作家應邀拿出自己的文章。在這本文集里，我們可以看到讀者對翻譯小說的更多評論。順便提一下，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現代小說之所以能以中譯本的面貌和中國讀者見面，這家地處上海的出版社實在功不可沒。表1列出了20世紀80年代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重要譯作，其中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和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兩部作品在中國曾一度引起了對後現代主義小說的狂熱。實際上，在過去三十年里國內對翻譯小說普通讀者的所有分析，都無法忽略出版界的「三巨頭」：上海譯文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和譯林出版社(南京)。值得重視的是，收錄在上海譯文出版社20周年紀念文集里的37篇文章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的讀者是如何評價這些最優秀的中譯本的。
在37位作者當中，有好幾位在若干年前閱讀這些翻譯小說時正值風華正茂。他們在選集里講述自己在翻譯小說中邂逅當代西方作家的經歷時，提到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川端康成(Yasunari Kawabata)、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和 D. H. 勞倫斯(D. H. Lawrence)。這37位作者在很多評論中都表示，閱讀翻譯小說讓他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情感力量，這是他們閱讀母語小說時從未體會過的。但也有一些作者表示自己更喜歡某個譯本，比如翻譯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的李輝和居住在上海的詞典編纂專家陸谷孫實際上屬於雙語兼備的「專業讀者」，他們對譯文的反應與選集中的其他作者不盡相同，後者往往只給出了普通中文讀者的看法。王小鷹回憶自己當初是如何先被川端康成所傾倒，後來又著迷於托爾斯泰。川端康成把人物的內心世界寫得透明可感，她讀後不免感到悲傷，而安娜·卡列尼娜的命運也讓她為之動容而流淚(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7: 9-11)。
這本文集也談及讀者反應的另一個層面，即新手小說家是如何受翻譯作品啟發的。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譯作曾讓20世紀80年代中國先鋒派小說家受益匪淺。譯作的一個特殊作用就是啟發這些新手小說家。然而，文集里有文章表明，中國的小說家雖未直接感知原作的語言，但他們從譯作學到的不僅僅是小說的創作技巧(諸如情節發展和人物塑造之類)，還包括如何調動語言的潛能。比如，王小鷹就詳細地談到自己模仿了川端康成的滑稽語言(同上: 9)。陳村也表示自己被海明威那「極度整齊」的語言所震撼，竟推測海明威有潔癖(同上: 154)。王蒙在讀完約翰·契弗(John Cheever)的短篇小說(比如《巨型收音機》)的中譯本之後，欽佩於契弗「靈光乍起」的語言品質：每一處用詞都像「用水清洗過一般」(同上: 1)。這類評論表明，讀者因為閱讀了中文譯本而對原作產生了某種誤解。一些讀者的跨文化經驗不足，又只會中文，於是就錯誤地將譯文等同於原作本身。他們忘了，把一部外國小說譯成他們的母語是需要調和的。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這些評論揭示了一種不斷發展的消費主義趨勢，這種趨勢對譯作的影響並不小於對原作的影響。讀者對外國小說的態度，已經從喜愛轉變為佔有慾，哪本書熱門就要買下哪本。肖復興回憶說，從1980年一直到1986年，他是如何焦急地等待《契訶夫文集》一冊接一冊地出版，又是如何因錯失了第五冊而沮喪不已的(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7: 97-98)。伊人也提到了自己是如何費盡心思收集全套27冊的契訶夫短篇小說中譯本的。由於其中26冊售價都是每冊僅5分錢，所以她推測應該有成千上萬像她一樣的契訶夫粉絲，在五個多月的時間裡不惜橫掃當地所有書店去買全這套書(同上: 54-56)。譯本的價值已經和原著的價值相當，成為讀者的收藏品。改革開放初期，外國原著還十分昂貴，相對而言，得到中文譯本要容易很多。如果說一個國家通過翻譯外國經典就能夠「擁有」這些經典(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在中國翻譯出版)，那麼讀者也可以通過購買譯本的方式來擁有外國著作。購書而獲得的那種消費愉悅，是外國經典小說的中譯本得以接受的一大動力，這種動力穿越整個20世紀80年代，並延伸至今天。
參考文獻
（略）
* 本文刊於《翻譯界》2018年第1期（總第5期）。本文版權歸《翻譯界》所有，轉載時請註明出處。
美編：衛盈君
審校：蔣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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