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旭麓：中國是被轟出中世紀的
陳旭麓：中國是被轟出中世紀的
李鴻章是中國近代開拓性的人物
我們在座的同志都是研究近代史的，那麼近代中國在追求什麼？大家認為：近代的中國旨在追求近代化。而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化開了個頭，或者說中國向近代化邁出了第一步。這第一步與李鴻章關係很大。近年來，我們史學界對洋務運動的研究比較深入，對李鴻章的評論的變化也比較大，特別是對他倡導的洋務活動，不少同志進行了探討。其中有一點，近代中國要搞近代化，就必須認識世界，走向世界。
我們上海復旦有位學者朱維錚最近寫了一本題為《走出中世紀》的書，我看了以後，覺得很有意境，但應改一個字，改「走」為「轟」，近代中國不是走出中世紀的，而是被轟出中世紀的，是被人家的利炮堅船轟了之後，被迫走出中世紀的，可悲的是，有許多人被人家轟了還是不走，而李鴻章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後開始走了，他接觸世界，了解世界，當然不是李鴻章一個人，有一批人，但是這批人大都是圍繞著李鴻章的，老一點的有丁日昌、郭嵩燾、沈葆楨，晚一點的有馬建忠、薛福成，也包括鄭觀應。李鴻章則是這一批人的代表。
這次學術討論會上，有的同志認為，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化的奠基人、開創人，這是不無道理的。我認為，說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化邁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比較合適，他是十九世紀後期那個時期的開拓性人物。甲午戰爭時期或稍後，孫中山、章太炎還上書李鴻章，把變革的希望寄托在李鴻章的身上。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李鴻章是那個時代推進中國近代化的代表人物。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李鴻章畢竟是個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清朝大官，他同封建統治還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當然沒有越出封建肌體。可貴的是，他給封建體制綻開了一個裂口，這是評價李鴻章與中國近代經濟的基點，我們不能超出這個基點，超出這個基點就與當時的歷史不吻合。
李鴻章跨出這一步，是我們今天召開專題學術討論會，研究他的意義所在。李鴻章生活的時代，中國有四萬萬人口，而象李鴻章這樣主張跨出國門，認識世界的人找不到一百個，李鴻章對世界的認識，時代的認識，比他同時代的人要高得多。我們研究洋務運動，離不開曾、左、李。在洋務活動中，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各有所長，可是，在認識世界、了解時代這一點上，李鴻章要比曾、左高出一等。
李鴻章也有愛國主義之心，民族主義之情
這次討論以「李鴻章與近代中國經濟」為題是經過思考的，它為全面評價李鴻章提供了方便，也比較有現實意義。但李鴻章是晚清政治、軍事、外交的核心人物，僅僅對他的洋務思想和洋務活動進行評價而迴避他的政治、外交活動是有困難的，也是迴避不了的。晚清，慈禧在朝內主政四十餘年，李鴻章以封疆大員輔政四十年，赫德以總稅務司干政五十餘年，他們互相結納，構成了那時的政治格局，這三個人當中，李鴻章又是關鍵人物。過去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往往停留在愛國賣國的表層上，李鴻章是個賣國賊過去幾乎家喻戶曉。而在這次會議上，有的同志寫了李鴻章的愛國思想、民族主義，這在過去是不可設想的。那麼李鴻章有沒有愛國主義之心、民族主義之情呢？我想是有的，他畢竟是炎黃子孫。他辦的許多企業，是為了抵制外國，分洋人之利的，拿軍事來說，他創建的北洋水師主要是對外的，威海衛炮口是對準外國侵略者的，你能說這不是愛國主義之心？民族主義之情嗎？
過去我們的思維方法受極#左路線的束縛和干擾。對李鴻章的評價一概否定、貶斥，罵他是個賣國賊。既然定性了，他當然就不再存在什麼愛國主義的東西。過去我也是這樣認識的，這種簡單的思維方式應該拋棄。李鴻章作為一個複雜的歷史人物，在他的身上是否存在著愛國、誤國、賣國這三個方面的矛盾現象？這就是說，李鴻章有愛國之處，也有誤國之處。比如，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作了些準備，但又把戰爭的勝利寄托在其它帝國主義列強對日本政府的干涉。特別是對沙俄帝國的幻想。這不能說不是李鴻章的一個重大失誤之處，也是甲午戰爭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李鴻章是否有賣國之處？《中俄密約》是一個重要問題。多年來用了由沙俄大臣維特寫的一條材料，說李鴻章之所以與沙俄帝國簽訂《中俄密約》，是受了沙俄政府給他三百萬盧布的賄賂，但這條史料是個孤證，沒有旁證，如果這是事實，它大大便利了《中俄密約》的簽訂，而《中俄密約》對中國主權的喪失是巨大的。這就很難說不是李鴻章的賣國行為，但只有沙俄的孤證，還不能輕易地下結論。因此，李鴻章究竟有沒有賣國，有待於《中俄密約》簽訂過程中史料的進一步挖掘。至於其它條約的簽定，很難給李鴻章扣上賣國主義的帽子。因為在那樣的歷史環境中，不管誰去，都無力回天，改變不了現狀。
從上面這些情況來看，評論李鴻章還有必要對他進行心態分析。比如，在多次戰爭中，李鴻章一方面準備迎戰，臨戰時，又寄希望於和平，沒有打仗的決心，在他看來，這些戰爭，不是中國打不過別人，就是清廷不想打，所以有人說，李鴻章一些迎戰的準備是作虎蹲深山的養威之勢。戊戌變法期間，李鴻章看西太后面色行事，但也同情康有為，愛惜梁啟超的才華。這些，可從李鴻章的心態進行分析。前不久，黎澍同志在《歷史研究》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說到李鴻章與孫中山的關係，黎澍同志說，李鴻章與孫中山有一種默契，孫中山曾見到了李鴻章，並作過較長時間的交談，我就給他回了一封信說，這作為一種說法是可以的，但沒有確證。歷史心理學，二十年代起始於法國，八十年代傳到大陸。其實早在太史公著的《史記》對劉邦和項羽就有過精彩的心理描寫，但作為一門專門學科，是新近才傳到中國來的。對一個歷史人物，特別是複雜的歷史人物的研究，進行心態分析是很重要的。
過去說李鴻章崇洋迷外，投降賣國，鐵證如山，我相信了。現在大幅度轉變到說李鴻章有愛國主義思想，對中國近代化的進程起到了推動作用，這種戲劇式的變化說明了什麼呢？我認為，李鴻章還是李鴻章，這種戲劇式的變化，是政治上的需要反映到了我們的歷史研究上來，當然，也因為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同志從封閉體中鑽出來，走上了開放改革之路，觀念不能不有所調整。在封閉體的時候，我們罵李鴻章是賣國賊，過了頭。從開放角度來看，李鴻章又是一個開放性人物。所以我說，我們的歷史研究，僅僅服從某個時候、某種政策的需要，非帶片面性不可，過去我們講一個人好，那個人簡直好得是個完人；要講這個人壞，那就是頭上生瘡腳底流膿，壞透了。因此，我們搞歷史研究的同志自己對自己研究過程作一番認真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
（摘自陳旭麓《中國近代史十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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