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研究的未來

原標題：陰謀論研究的未來

彌合鴻溝：陰謀論研究的未來

米夏埃爾·布特

人大複印：《文化研究》2018 年 06 期

原發期刊：《第歐根尼：中文版》2017 年第 20172 期 第 129-148 頁

關於陰謀論的研究蓬勃發展起來。研究學者見諸各個領域，如歷史學、分析哲學、人類學、媒體研究、文學研究、政治學、心理學以及文化研究。他們創作了一整套有影響的著述，大大加深了我們對於該現象的理解。關於陰謀論的研究持續了半個世紀，但我們近二十年來見證了出版物數量和出版速度的驚人增長。

研究人員在其關於陰謀論的著述中，往往得出了千差萬別的研究成果和結論。即便這本身是不成問題的，但我們有理由表示擔憂，因為大部分專家很少關心自身學科之外的其他學科中開展的活動。事實上，我們認為在當今關於陰謀論的研究中存在一種所謂的「巨大鴻溝」。這條鴻溝將採用文化和質性進路的學科與採用量性和經驗進路的學科分離開來，前者包括歷史學、文化研究、民族學或宗教研究，後者包括心理學和政治學。當某些研究人員埋頭於自身學科時，其他研究人員努力了解相鄰學科對於該問題的看法。然而，眼下沒有任何研究真正關心鴻溝的另一邊所開展的反思。鴻溝另一邊的研究最多不過是在著作或文章前言中匆匆提及，然後被迅速疏遠乃至忽略。關於陰謀論的研究越來越碎片化。

本文試圖邁出彌合鴻溝的第一步，並勾勒出未來研究應該走的道路。我們首先以一種可能矛盾的方式對鴻溝兩邊開展的工作進行鮮明的批判。這種批判的目的並不是要毀壞仍然連接鴻溝兩岸的某些脆弱的橋樑，而是要加固這些橋樑。總之，跨學科對話只有在相關各方認識到不同學科的優點和缺點時才能真正開始：這是研究人員處於建設性的分歧狀態的唯一方式，也是尋求共同領域和開展共同研究項目的唯一方式。

在下文中，我們採用(美國)文化研究的觀點來批判心理學和政治學領域的著作。我們將首先總結上述領域開展的研究，然後對其展開批判。上述兩個學科的大部分著作確實推動了陰謀論研究的發展，但同時往往忽視了文本研究的作用。我們將討論六個問題域：上述大量研究所採用的方法論；它們關於陰謀論信仰的機能障礙的假設；上述研究的論證的循環性；這些研究重視個體層面而非社會和集體維度；對陰謀論現象的定義缺乏關注；文化和歷史差異的影響。最後我們提出一些彌合這種巨大鴻溝的建議。

心理學研究

即使霍夫施塔特(1964)在關於陰謀論的心理歷史進路方面作了一些奠基性工作，心理學對於這一主題的挖掘還是晚了。這部分地是因為心理學將陰謀論主題視為一個簡單的邊緣獵奇。在某些研究人員意識到陰謀論現象的廣度並承認該現象所造成的嚴重影響之後，尤其在近十幾年，我們看到經驗研究的飛速發展(對於該學科更深入的分析，見斯瓦米和科爾斯，2010；博斯特，2015)。

雖然我們今天承認陰謀論是一種常見現象，但是心理學著作往往從這一假設出發，即認為這些理論毫無邏輯，不可證偽並充滿矛盾(伍德、道格拉斯和薩頓，2012)。該領域的早期研究人員往往理所當然地認為陰謀論被一些具有明顯可辨心理障礙的特定人群所捍衛：陰謀論者。大量心理學著作並非考察陰謀論的結構的、歷史的和文化的特點，而是試圖勾畫陰謀論信徒的肖像，闡明其個性特徵，並列舉蘊含在我們通常稱為「陰謀意念」(一個讓人聯想到毫無根據的診斷精度層次的術語)中的認知因素。某些研究人員步霍夫施塔特的後塵(儘管並不總是直接地)，挖掘了陰謀論思維和精神病理學形態之間的所謂聯繫：陰謀論思維如果不說是真正的妄想症的話，也可以說是類精神分裂症(達爾文、尼夫和霍姆斯，2011；巴倫等，2015)，或稱為「受損的」心智的特徵，如將信將疑、不信任、被幕後陰謀詭計困擾、對威脅的超級敏感、異化感、犬儒主義、不確定性、無能為力、焦慮和失控(見阿巴拉基納-帕普等，1999；戈策爾，1994；斯瓦米、沙莫羅-佩繆齊克和弗恩哈姆，2010；格熱西亞克-費爾德曼，2013；喬利，2013)。某些研究人員(斯瓦米、沙莫羅-佩繆齊克和弗恩哈姆，2010)得出了在陰謀論思維和所謂的「大五人格差異」(消極面對善意，不信任他人)之間存在聯繫的結論，並主張個體在「陰謀意念」方面的差異相對穩定，不隨時間而變化(英霍夫和布魯德，2014)；其他學者發現陰謀論者並不具有與眾不同的人格(布拉澤頓、弗倫克和皮克林，2013)，並且與特定情況相關的因素對於揭示人格特點是必不可少的。

某些心理學家與其說強調陰謀論者的人格，毋寧說挖掘解釋學、認知傾向和其他呈現在「陰謀意念」中的錯誤推理：這些錯誤推理包括錯誤的歸因、過度依賴意向性(「基本歸因錯誤」)以及面對反證「依附於」信仰(「證實性偏見」)(布拉澤頓和弗倫克，2014和2015)。人們也對陰謀論和其他「有缺陷的」看世界方式(如超常、新時代宗教及種種原教旨主義)做了比較(惠特森、加林斯基和凱，2015)。戈策爾(1994)在一項於心理學家中間仍具影響力的研究中，提出陰謀論信仰是「單向的」，也就是說，陰謀論信仰發揮著完全的世界觀作用，以至於信奉一種陰謀論的人往往信奉所有陰謀論(也見斯瓦米、沙莫羅-佩繆齊克和弗恩哈姆，2010)。然而，這種進路近來受到其他研究人員的反駁(如薩頓和道格拉斯，2014)，他們認為，陰謀論信仰有時與唯一一個具體的主題相關。

大多數心理學研究使用問卷調查。這些問卷調查在一個指示陰謀信仰程度的量表中將「被試」進行分類，然後驗證與或低或高的比率相關的心理學或社會學變數。這些不同量表層出不窮，如陰謀論信仰調查(斯瓦米、沙莫羅-佩繆齊克和弗恩哈姆，2010)、陰謀論信仰總量表(布拉澤頓、弗倫克和皮克林，2013)以及陰謀論者心態量表(英霍夫和布魯德，2014)，但是沒有人就一個唯一的尺度達成一致。雖然大部分調查測量了對於最知名的陰謀論的信任度，但是某些研究人員納入了一些假想情節(如萊曼和欽尼雷拉，2007)。

其他研究人員開始超出民意調查之外，研究調查中對態度的實驗操縱，從而辨別「陰謀意念」中起作用的變數和機制。惠特森、加林斯基和凱(2015)就是這種情況，他們認為，情緒不穩的人或者情緒失控的人更易堅持對事件的陰謀論詮釋。許多研究人員認為在陰謀論的影響下，人們不願減少碳排放或給孩子注射疫苗，因此越來越關注陰謀論在社會和政治層面的不良作用(喬利和道格拉斯，2014a，2014b)。其他研究人員開展了一些實驗，認為對潛在有害的陰謀論的信任度會通過增強分析性反思的能力而減弱。

政治學研究

與近二十年出現的大批量心理學研究相比，政治學對該現象的研究相對薄弱。政治學家研究該主題要滯後很多。

我們可以部分地將這種有限的關注歸咎於這一點，即政治學學科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聚焦於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歸屬，此後由理性選擇範式所主導，該範式重視輿論的理性性質而非其社會心理性質。關於巴拉克·奧巴馬的大量陰謀論似乎最終推動了該學科的研究。近年來的一個特點是政治學經驗研究的飛速發展；政治學經驗研究同社會心理學研究一樣，主要依靠調查問捲來辨別滋生了陰謀論信仰的因素並測量陰謀論信仰的程度。上述所有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對陰謀進行理論化並非一個邊緣現象，而是過去和現在大量美國人均在踐行的事情。上述研究表明，大部分美國人至少信奉一種陰謀論，而每種陰謀論通常俘獲的信眾達到所有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奧利弗和伍德，2014；松斯坦和弗穆爾，2009；尤辛斯基和帕倫特，2014)。大部分研究認為，標準的人口統計學因素(種族、階級、社會性別、年齡、所受教育，等等)並非真正是信奉陰謀的重要指標。

然而，針對人們信奉陰謀論的原因，上述研究是千差萬別的。松斯坦和弗穆爾認為陰謀論源自一種「殘缺的認識論」(2009：211)，即認為當人們缺乏信息去了解真實發生的事情的時候，陰謀論會突然出現。尤辛斯基和帕倫特認為「陰謀論註定為失敗者所信奉」(2014：130)，認為在那些感到備受威脅、無能為力以及不安全的群體中，陰謀論更易生根發芽。奧利弗和伍德則採用一種最接近心理學的解釋，斷言陰謀論紮根於一種傾向中，即將事件歸結於不可見力量的陰謀詭計或者以善惡二元戰爭看世界(2014：953)。松斯坦和弗穆爾主張陰謀論毋寧說是右派的事，而非左派的事，但尤辛斯基和帕倫特以及奧利弗和伍德則否定這種論據。然而，他們均認為意識形態臆斷和政治信念決定著個體信奉哪種陰謀。

由於上述研究均認為陰謀論是美國文化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因此或多或少明確地拒絕將陰謀論與人格障礙聯繫在一起，而在心理學家的著作中，人格障礙卻是首要因素。當松斯坦和弗穆爾判定了我們理論上能夠克服的一個原因——操縱信息時，他們反思針對陰謀論的可能方子。然而他們指出，一旦人們開始信奉陰謀論，幾乎不可能說服人們回心轉意。這種論斷近來也為其他研究所佐證(尼漢、賴夫勒和于貝爾，2013；尼漢和賴夫勒，2015)。尤辛斯基和帕倫特以及奧利弗和伍德則避免給出治療陰謀論的藥方，因為他們的觀察和研究主張，陰謀論已是美國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會消失。

陰謀論研究中的趨同與矛盾

某些觀察者(如博斯特，2015)認為，心理學和政治學研究的蓬勃發展為充分理解支撐陰謀論的心理學特徵、思維方式、特定情況因素以及人口變數奠定了基礎。

根據這種樂觀主義的描述，經驗成果日益趨同。應該努力將所有這些碎片化的觀點集中到一個大的綜合中，而不是對個別因素進行補充研究。然而，我們也能確信，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興趣的爆發並不會促使對陰謀論信仰的性質、因果起源、心理學效應及社會影響達成廣泛共識，而恰恰相反，解釋越來越碎片化和相互衝突，甚至有時從根本上說是錯誤的。例如，在以下方面沒有達成任何共識：陰謀論信仰是單向的，還是具有特定議題的；陰謀論信仰是反常和非理性的，還是佔主導地位和(有時)是合法的；陰謀論是在不斷增長還是保持平穩；陰謀論一定會導致社會偏見還是其具有某種個人和社會的功用。這些分歧可以解釋為，先前的研究今天受到更新近和更精確(歸因於樣本大小以及在「分離變數」方面更為精確，等等)的調查的反駁。這些分歧還可以解釋為，社會科學深受焦慮的困擾(從社會心理學開始)，研究結果至好說是誇大其詞，至壞說是無法重複(「公開科學協作」運動，2015；凱里，2015)。然而，可複製性問題是一個棘手問題；但共識的缺乏乃是心理學和政治學中大部分關於陰謀論的研究中更為根深蒂固和令人擔憂的矛盾的結果。我們將考察五個潛在的分歧領域。

我們看到，大量政治學和心理學研究利用調查問捲來獲得一幅從數據上說是具有代表性的陰謀論信仰圖景。用來測量陰謀傾向的不同量表也激增。然而，對於調查的依賴產生的問題在於，陰謀論通常是作為一個連續統提出來的，而何謂信奉陰謀論乃是一個非常粗糙的概念。例如，「我不知道」這一類別是模稜兩可的：這個類別既可以指對事實的「官方」版本的積極懷疑主義或者對一種陰謀論的強烈拒斥，也可確實指一種面對關於有爭議事件的信息超載的不可知論產生的不置可否的感覺。如果人們已熟知一些信仰並知道其得到廣泛傳播的話，那麼人們更容易接受這些信仰(克羅克等，1999)。就像松斯坦和弗穆爾(2009)在對他們稱為「陰謀瀑布」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民意測驗時代，對陰謀論的信奉可以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因為被試不會完全拒斥那些他們知道被眾多人看中的觀點。同樣可能的是，做出肯定回答的被試並不是某些陰謀論情節的鐵杆信徒，而是認為它們「就像」是真的那樣準備去適應它們：採取這種態度部分地是因為難以理解諸如氣候變暖等複雜現象，也部分地是因為作為一種時髦的備選姿態的陰謀論具有媚俗的娛樂價值(見奈特，2001)。

正如我們所見，大部分心理學研究和數量稍少一些的政治學研究提出假設，信奉陰謀論源於認知偏見，乃至一種「殘缺的認識論」(哈丁，2002；也見格羅，1987；羅賓斯和波斯特，1997)。這種研究的問題在於，對於陰謀論的寬泛信仰(尤其在回答一份調查問卷時)往往伴隨著對於真實事實的一種極少的認識：有時人們轉向作為現成故事和解釋的共同來源的陰謀論，就是為了避免不得不具體思考某些令人困惑的事情。

信奉陰謀論的意願因而毋寧說是參與一種「集體的」和重複的分享故事進程，就像流言和市井傳說那樣，而非「個體的」認知機能障礙(欲了解關於這一點以及關於陰謀論的心理學進路問題的更深入分析，見拜福德，2011)。陰謀論可能並非一種妄想或一種過於多疑的個性的產物，而毋寧說是陰謀論滿足了理解一些令人困惑的事件的個體的和集體的「需求」(范普魯伊延和約斯特馬恩，2013)；這往往意味著人們求助於一些替罪羊，並使被壓制的信奉者認為自己屬於能夠揭露偽裝面紗的精英。

更成問題的假設是，信奉陰謀論從社會角度說是反常的，甚至完全是奇怪的，這種信奉的根源是個體精神病理學的特異氣質。然而，近來在民意測驗中採集的數據表明，對陰謀論的信奉從人口統計學角度來說非常盛行；一些心理學家開始承認，這種信奉與更為「普通的」認識方式是合拍的，諸如「奇幻思維」(奧利弗和伍德，2014)。將陰謀論作為荒謬的思維方式來分析並無多大意義，因為美國人口的四分之三認為刺殺肯尼迪就是一次陰謀的結果。強調「陰謀意念」與尋求大原因來解釋大結果的趨勢之間的關聯也無多大用處，因為信仰者和懷疑論者均認同後者(萊曼和欽尼雷拉，2007)。同樣，當陰謀流言有根有據時，聚焦於作為特定個體階層的陰謀論者的認知差異，這是潛在地失效的。如果在水門事件和希爾斯堡球場災難的故事真的證明是陰謀之前，關於陰謀意念的心理學研究考慮到那些相信水門陰謀或希爾斯堡球場災難後存在官方掩飾的人，那麼我們會賦予其與那些相信未加證實故事的人同樣的心理學特徵嗎？

更令人困惑的情況是，面對一個被證明是陰謀濫用的故事時，相信一種陰謀似乎是一種完全合法的——至少也完全是合理的反應。關於美國主流醫學界對非裔患者的治療忽視和徹底虐待的長期歷史，H.華盛頓(2006)提供了資料；這種歷史遠比塔斯基吉梅毒事件更長久並遠超出它。華盛頓(同樣還有特納，1993和奈特，2001)認為，將所有的陰謀論集中到「黑人妄想狂」的總標籤下並忽略滋生這些信仰的以社會邊緣化為首的社會和歷史因素，有將更應將其歸咎於集體的正當恐懼歸咎於精神病理學的風險。學者們更加關注對個體缺乏信任這種現象，不再關注醫療制度和具體醫療實踐的「可靠性缺失」。

雖然心理學和政治學研究在判定陰謀論思維中起作用的個性特徵、認知機制和社會特點方面取得了進展，但是在大部分情況下，這些因素相互關聯地發揮作用。有時形形色色的認知偏見與陰謀論思維相關，但並非因此直接引致陰謀論。事實上，關於在陰謀論中起作用的因果性機制，關於為什麼是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在特殊歷史時刻轉向陰謀論，我們掌握的信息少得可憐。

我們有時注意到，在研究發現中存在一種令人困惑的循環性。陰謀論是一種「殘缺的認識論」的結果還是原因？自霍夫施塔特的開創性著作以來，關於陰謀論的解釋所提出的問題及其提供的答案一樣多。霍夫施塔特(1964)曾強調，陰謀論修辭術的周期性湧現是妄想症高漲的產物(但不是從嚴格意義上的臨床意義上說)。眾多其他研究人員追隨了霍夫施塔特論斷的潛在假設，根據這種假設，陰謀論暴露了一種妄想，並往往對這種狀態的心理性別根源抱有一些准弗洛伊德的論斷。然而，既然妄想症是一種以通常高度特異制的(idiosyncratic)信仰為特徵的心理狀態，而與依賴共同敘事、比喻和圖景的陰謀論相反，那麼「妄想症風格」概念確實能提供何種解釋力？霍夫施塔特及其弟子(如派普斯，1997；羅賓斯和波斯特，1997)認為，妄想症能解釋為何某人轉而到處看到陰謀；但是他們所謂的「妄想症」似乎僅僅指透過陰謀論稜鏡來看世界的趨勢。同樣，在衡量陰謀傾向的量表中獲得較高分數的人可能會說明一個事實，即「陰謀論者」往往是從陰謀論方面看世界的人。將這些陰謀論轉型為一種特殊的解釋世界方式的事物不僅僅只取決於陰謀論信徒的心理，也同樣取決於陰謀論本身的集體結構性元素。因此，研究人員應該更多地關注陰謀論在不同地點和時期產生的文化影響，以及陰謀論促進和妨礙的社會關係。

關於陰謀論論斷的性質和因果效應的經驗研究中存在著一種混淆，這部分地是因為關於「陰謀論」一詞缺乏一致的定義。陰謀論往往被看做一個永恆和穩定的概念，但是它的普及只是20世紀60-70年代的事，並且它承載著一個沉重的意識形態包袱。令一些觀察者感到惋惜的是，在對該現象進行定義時，共識和精確度的缺乏阻礙了經驗研究的進步，如果研究人員在幾個基本特徵上達成一致，這個問題看似可以避免。

所有人均贊同的一點是，陰謀論認為一小群陰謀家在暗中活動以改變歷史進程的方向；但是這個定義忽視了一個重要元素，即在當代，陰謀論往往幾乎不可避免地包含一種「污名化知識」(巴肯，2013；也見巴肯發表在《第歐根尼》第249-250期上的文章)。然而，這並不僅僅是幫助確定一個更為精確的定義的額外標準。恰恰相反，這意味著陰謀論和對事件的其他解釋之間的區別並不只是受到個人心理的影響，而是人們所描述的與既定觀念相反的故事的特殊內容和社會功能的產物。

此外，就像布拉蒂奇(2008)和其他文化研究學者所斷言的那樣，「陰謀論」標籤並不僅僅是以中立和客觀的方式描述一種特殊的有爭議的信仰方式(其心理學和人口學因素在理論上可被精確地判定)；恰恰相反，陰謀論表達了一種對其他人的世界觀的輕蔑拒斥。任何人都不會自願承認是一個陰謀論者，因為這種稱呼具有一種貶義。這意味著尤辛斯基和帕倫特(2014)給出的某些結論是錯誤的，因為這些結論根據網上包含「陰謀論」術語的郵件的頻率來衡量這些陰謀論的規模。然而，陰謀論者很少用陰謀論這一術語來指稱其觀點，因而這些觀點往往被這項研究所忽略。

同樣，試圖產生一種關於「陰謀論」的經驗的和從價值學上說中立的研究實屬自欺欺人，因為「陰謀論」本身從價值學上說就不是中立的。

關於伴隨陰謀論思維的性格特徵、認知習慣和人口因素的量性研究陷入了危險的境地，因為其缺乏對研究對象的根源的歷史學和社會學理解。這個故事並未得到充分講述，但是我們已知的(布拉蒂奇，2008；芬斯特，2008)已經足以讓我們在提出一個普遍定義時小心謹慎。如果說引入「陰謀論」一詞是用來指稱一整套不正當和意料之外的信仰的話，我們事實上應該注意不同歷史時期實行的去合法化政策。

文化與歷史維度

政治學家和心理學家往往動輒強調，即便他們在研究中使用了小樣本，但是他們能夠得出關於陰謀論和陰謀論散播者從數據上說有效的歸納。這些研究(尤其是心理學方面的)然而面臨關於我們今天稱為「WEIRD」(「西方的、受教育的、工業化的、富有的以及民主的」的縮略語)現象的更寬泛問題，也即實驗研究以及(在較小程度上)的民意測驗往往依賴非常同質的樣本，這些樣本取自西方的、受教育的、工業化的、富有的以及民主的人群，這些人群往往為了大學貸款而參與一些調查和實驗。

對於那些試圖在「陰謀意念」和人類認知的結構性特徵之間建立關聯的研究來說，這是尤其成問題的。即便藉助於試圖從選擇性樣本得出一些代表性數據的統計技術，我們可能會擔心，結論反映了一種西方思維方式，並往往特別是美國的思維方式。迄今為止，在世界其他地區開展的關於陰謀論的量性研究少之又少，除了斯瓦米關於馬來西亞的知名研究之外(2012)。①要對在美國開展的局部研究的結論進行歸納是成問題的，因為陰謀論在世界其他地方和其他政治體制中具有各不相同的社會角色和政治地位。例如，在中東諸多國家，提及陰謀論既不是反常之舉，也不是荒謬之舉；恰恰相反，這是普通人和精英看待時事方式的不可或缺部分(格雷，2010；拉布，2014)。即便從個體心理需求角度研究陰謀論的著作很受歡迎，但是這些研究的大部分忽視了一點，即這些需求可以依文化和政治境況而不同。

即便從數據上說非常堅實的研究其實反映的是美國的特殊情況，這些研究的結論並不一定適用於其他西方國家，更不用說其他非西方文化和政治體制了。政治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往往意識到其研究的局限，並鼓勵未來開展一些能挖掘異文化的研究：但是他們的論文中幾乎見不到哪怕是表面上的對異文化特殊性的認同。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明確地試圖確定那些超越了個體差異的認知機制和政治元素，但在通常情況下，我們觀察到一種令人尷尬的文化帝國主義，它會將片面結論拔高到普遍定論的層面。

然而，這些「WEIRD」研究的結論對於其他文化和政治體制而言是適用的，但是我們不能假定這種適用性。此外，我們注意到，有一種趨勢認為陰謀論是可互換的；人們強調一些根據排行榜單抽取的「典型」案例，卻忽視了陰謀論的「內容」及作為陰謀論的根基、並賦予陰謀論以意義的政治、歷史和文化「語境」所發揮的作用。

量性調查除了注重陰謀論思維的西方多樣性之外，還往往僅僅聚焦於當前狀況(除了幾個著名特例之外，如尤辛斯基和帕倫特，2014)。這種歷史比較的缺失是無法以回顧的方式開展一些實驗和民意調查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後果。我們可以通過在西方世界之外擴大研究範圍而修正地理上的普遍化，與此相反，我們卻難以改變對當下的關注。大部分心理學研究推定，個體對陰謀論的信奉並不具有意味深長的病原史，而最多不過是初期社會化的結果。然而，某些社會心理學著作開始籠統地考慮滋生陰謀論思維的與特定情況相關的原因和生活情節：但迄今為止，在經驗研究和實驗研究中，我們關注甚少的是，皈依和改宗時刻對於滋生個體的陰謀論信仰發揮著何種作用。

在心理學和政治學著作中，我們較少關注使得陰謀論在某些歷史階段更為吸引人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因素。陰謀論是在社會和經濟緊張階段較為興盛還是陰謀論是常態？陰謀論一直以來總是被污名化還是這只是相對新近的一種現象？陰謀論僅僅是隨著文藝復興和啟蒙時期突生的還是可上溯至古希臘羅馬時期？陰謀論在思想史中扮演著何種角色？我們是否正在經歷妄想症的黃金時代，如果是，原因是什麼？互聯網加劇了陰謀論的普及度，還是它僅僅使得陰謀論更具知名度？儘管對所有這些問題並未達成任何共識，但不乏關注陰謀論(即便主要在美國和西歐)的變遷及其歷史功能的著述。貝林(1967)、伍德(1982)和布特(2014)等專家提出，關於美國歷史的陰謀論的重要部分並未被污名化：相反，它被視為一種完全合理的解釋世界的方式，不僅大部分社會成員而且尤其是社會精英求助於陰謀論。奧姆斯特德(2008)認為，自20世紀初以來，陰謀論獲得了普及，頗具重要性，這主要是對美國本身不斷增長的規模、保密以及模糊態度的明顯反擊。

其他歷史學家(如茨維萊因和德格拉夫，2013)並不關注那些20世紀初關於政府的民粹主義陰謀論恐懼。他們偏向於將研究集中於歐洲國家在近代初期確立一些鎮壓性安保措施的方式，這些安保措施是為了回應在民眾中蔓延的對敵人的往往空穴來風的恐懼，這反過來又導致了民眾對當局的不信任。一些思想和文化歷史學家(如梅利，2012；霍恩，2013；博爾坦斯基，2012)採用了不同思路，研究了陰謀論敘事和「感覺的意識形態結構」②變化之間的關聯。這些浩繁的著述(在此我們只能作一簡要概述)的共同點是挑戰了大部分論述陰謀論的心理學和政治學研究所得出的一般結論。

關於彌合鴻溝的幾點建議

在本文中，我們指出了政治學家和心理學家論述陰謀論的著作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論和概念問題。但是不應該由此推斷歷史學、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的成果就沒有任何缺點。這些成果中也有缺點，而最嚴重的缺點在於系統性調查或可歸納的調查結果的缺乏。③即便近來大部分量性著作具有原創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數據嚴謹性，但是它們往往對於其他學科的著作缺乏關注和了解。例如，在論述陰謀論最有影響和最為嚴肅的學者中的奧利弗和伍德(2014)以及合著《陰謀心理》(比列維克、齊霍茨卡和索拉爾，2015)均未參照芬斯特(2008)、巴肯(2013)或奧姆斯特德(2008)的著作，即便後者提出了資料翔實的具體分析。

好在近來的這些研究往往參照霍夫施塔特(1964)，他仍然並一直是學術著作和新聞業的出發點。但是缺乏關注是雙向的：廣泛參照最近的心理學和政治學研究的歷史學家或文化研究學者的著作也同樣鮮見。然而，應該指出，當前經驗研究中考察的大量問題和假設已成為陰謀論研究(有時以非常深入的方式)的對象。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突現的社會學、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書籍潮曾公開批判霍夫施塔特的病理學進路。這些書籍認為，陰謀論曾經並將繼續傳播，因而並不一定是一種妄想的表現，即便至少在美國，陰謀論越來越被污名化(布特，2014)。因此，應該從「巨大鴻溝」的兩邊來看；應該了解除英文之外的其他語種的研究，這也使得《第歐根尼》249-250期雙語刊物尤為受歡迎。

陰謀論研究應該採取何種取向？許多研究紮根於一門學科、一種方法和一種特殊論戰。這些論文在其各自領域是有功勞和非常有用的。然而，陰謀論研究已經到達了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在我們看來似乎要求用一種跨學科的比較進路從其所有歷史的、地域的和文化的複雜性來理解該現象。近來，社會心理學領域非常有意義的研究(弗蘭克斯等，2015)開始將質性方法(半結構化訪談)整合到進程當中；其結論顯示，應該重審該領域通常開展的量性研究得出的部分結論。這種變化是受歡迎的，但我們希望以更加大膽的方式將各種方法結合起來。弗蘭克斯承認，與陰謀論研究者開展一些訪談具有一種內在的困難，因為大部分陰謀論研究者通常對專家和當局表示懷疑，並對試圖將他們定性為「陰謀論者」的心理學家毫無信任可言。然而，歷史檔案充滿了精確的量性數據：只敘事實的文章或虛構的文章有待挖掘出來而不必聽從由體制強加的行為規範。相反，某些量性技術可以利用來分析陰謀論文章，或許可以用比尤辛斯基和帕倫特(2014)的研究更為細微的研究方式來進行。諸如社會人類學——令人啼笑皆非地很晚才將陰謀論視為一個論題——等學科最終能夠帶來一種「在田野的」而非實驗室陰謀論研究所受益的民族志視角。我們將有關陰謀論傳播渠道的創新性研究(如英國杜倫大學醫療人類學家團隊開展的研究)與例如塞爾瓦吉(2015)所開展的醫學法律史研究結合起來，塞爾瓦吉研究了關於艾滋病的陰謀論發展的途徑——一種整合了陰謀論論斷的故事——根據這種論斷，克格勃可能介入了操縱信息運動框架內流言的傳播。

我們建議，不要為了在關於陰謀論的爭論中獲勝而開展學科間的競賽，恰恰相反，我們建議開展一些合作項目，以(1)了解在其他領域中開展的工作；(2)受不同方法論的啟發；(3)試圖對世界不同地區、不同政治體制和歷史階段進行比較——或至少，意識到它們得出的所有結論的局限性。

首先應該承認，無論相關的心理學特徵是什麼，陰謀論首先是一些「社會的」構建。在一個基本層面上，彌合量性進路和文化進路之間的巨大鴻溝將促進關於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中的陰謀論信仰的比較調查，促進在不同的陰謀論共同體中開展的民族志田野工作。將來的研究同樣也可以納入一些民意測驗和用來檢驗理論分析見識程度的實驗室試驗。相反，經驗研究產生的結論(如陰謀論信仰與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摻雜在一起)可以藉助不同文化傳統中可用的大量歷史資料來進行檢視。一項真正的合作研究項目將試圖分析一種特定陰謀論的歷史、文化、心理、生活經歷和政治。

此類跨國和跨學科項目的機構框架將由陰謀論比較分析項目(COMPACT)來實施，該項目期限為4年(2016至2020年)，受歐盟資助，由本文的兩位作者實施。該項目旨在(1)使研究者能彌合「巨大鴻溝」；(2)為將來圍繞陰謀論開展的研究項目打下基礎，這些項目能將文本進路和經驗進路聯合起來並涵蓋眾多文化和歷史階段；(3)與歐盟的政治行政機構、非政府組織、記者及所有考慮陰謀論思維的社會和政治後果者開展協作。

①我們也注意到一些人類學家開展的初步研究，見韋斯特和桑德斯(2003)。

②「情感結構」概念是由R.威廉斯提出的，指的是「處於解決中的社會經驗」，不同於那些以更明顯和即刻的方式被驅使的其他社會語義結構。

③我們不至於說可歸納的調查結論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或最終是片面的。即便當一種分析聚焦於唯一的歷史或文學文本時，可以從這種文本得出關於某一特定時期的更為寬泛的解釋：從某一案例分析中得出的結論一旦與其他數據產生了共鳴，那麼這些結論是具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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