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晨：在輕與重之間——讀張翎小說《胭脂》
李曉晨，山東濟南人，文學碩士，文藝報新聞部記者、編輯，有若干文章散見報刊雜誌。讀點兒喜歡的書，寫點兒喜歡的文字，看點兒喜歡的電影，熱愛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人類。
在輕與重之間
——讀張翎小說《胭脂》
李曉晨
「我用一系列語氣助詞鮮明地表達了我的抗議，我說我不喜歡這個名字的脂粉氣。他很深地看了我一眼，說這個胭脂，不是抹在臉上的那玩意兒，而是長在土地上的一種植物。」
張翎在她最新的中篇小說《胭脂》里這樣解釋了女主人公名字的來歷。我有些好奇，胭脂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植物，在那個潦倒不堪、天真敏感而富有藝術才情的畫家黃仁寬眼裡，可以如此帶著些不經意和天註定的成分來呼喚一個在病床上不期而遇的姑娘。據查，胭脂有花，常開在早春，顏色多而嬌艷鮮嫩，胭脂花開，通常預示著春天就要降臨。那麼對黃仁寬來說，少女胭脂一定是他在最灰暗的人生里邂逅的春天；而對作者張翎來說，她又一次把胭脂和這個家族的三代女性塑造成了帶著聖母光環的形象——無論經歷怎樣的波折橫生和顛沛流離，她們總能以天然的堅韌和耐性溫暖著亂世中不知所措的人們，在生活出其不意的飛升與降落中輾轉騰挪——被愛，被傷害，甚至被損毀。宏大的歷史隱去，永恆的女性再次引導人類前進。
小說《胭脂》選擇以抗戰前後、「文革」時期和新世紀後這樣三個時間段為橫切面，在跨越幾十年時間，貫穿大陸、台灣、巴黎三地的舞台上演繹著祖孫三代女性的故事。戰亂頻仍，少女胭脂走錯病房愛上了貧困潦倒且有家室的畫家黃仁寬，非婚生下了女兒小抗，坐船去台灣躲避戰亂的畫家說好再來接母女二人，可那班船卻永遠都未曾抵達。小抗繼承了母親對愛的瘋狂，同樣老套的情節在她身上再次上演，最終以死亡換來了女兒扣扣的誕生。在美術老師家門口，抱著扣扣的胭脂望著燈光下的一家三口意識到，「小抗這樣的女子，一定是把大砍刀，能把那個男人的生活砍出一個深淵一樣的傷口。可是小抗的刀再狠，也狠不過生活這條河流。」生活還真的是條河流，53歲的扣扣在巴黎遇到了外公留給外婆的唯一念想——一幅高仿的清宮畫，好像外婆當年丟在河流上游的物件被孫女在下游的某處撈起，時間之環就此圓滿，但其中的每個人幾乎都掙扎半生，以命相搏。
像以往自己的許多小說一樣，張翎選擇了以女性在大時代里的命運搭建小說的主要框架，進而勾勒出與之相關的人物關係和歷史圖景，只是歷史並不是作家所在意的重點，就像張翎曾多次在創作談里所表達的，在女人的故事裡，歷史只是時隱時現的背景。歷史是陪襯女人的，女人卻拒絕陪襯歷史。胭脂、小抗、扣扣才是小說真正的主角，她們是無師自通的情種，像飛蛾一般投入愛的火焰，大概唯有這樣的自我犧牲才能實現對男性、家族和整個世界的救贖，就像胭脂走進黃仁寬家裡的感覺「每一天我推門看見他，都會發現他的面頰上有了前一天還不曾見過的新肉，眼中生出了昨日還沒有的光亮，聲音里竄出了陌生的骨頭。」然而，這樣的救贖顯然是自以為是和充滿幻想的，女性總是有意無意生存在這樣的慣性中，通過對他者和世界的想像來完成對自我的建構。她們活著，卻要在他人尤其是男性那裡獲得自我存在的證據和判斷，由此，她們輕盈的身體便能產生足夠的能量來承受高出身體負荷千萬倍的重量和壓力。在戰爭的生離死別里，在「文革」的非此即彼間，在慾望和真相一門之隔的抉擇中，這樣的重量有時候會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但越是如此也就越具有悲劇的美學意味——將她們置於絕境，她們才有可能在直面「慘淡」中獲得新生。這讓我想起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里寫下的——「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慘，而輕鬆便真的輝煌嗎？」「也許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徵，負擔越沉，我們的生活也就越貼近大地，越趨近真切和實在。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
於是我們看到，女性與男性的糾葛一轉身就成為了哲學的思辨：生存與死亡，藝術與現實，慾望與理性，偶然與必然……這些頗具分量的詞語在小說里被作家以一種極為克制、收斂的方式談論著，雲淡風輕，心平氣和，卻又拿捏著剛剛好的分寸，使故事的張力剛好在那幾個點上爆裂開來。比如胭脂對自己的評說，「可是除非我改寫辭典，我無法在妻子和情婦中間找到一個合宜的詞，所以我只能模糊地把自己稱做他的『女人』。」再比如外婆面對對氣勢洶洶闖進家來「破四舊」的鴨仔，也只是「嘆了一口氣，說孩子，你的肩關節脫臼了。」 對於自己艱難熬過的日子，外婆說辛苦，但「外婆說的辛苦，不是糊火柴盒的那種辛苦，也不是點燈熬油織毛衣的辛苦，而是心裡牽掛一個人的辛苦。」張翎的敘述準確到位，尤其對女性心理的揣摩和把握可謂於無聲處見有聲，這有賴於作家對人性的洞察力和掌控感。至於黃仁寬、美術老師、土豪這些有意無意或背叛或缺位或愚蠢的男性，小說並未進行半點批判，她們以寬恕一切的大愛與仁慈憐憫著他們，我想這種力量可能來源於女性自身，也可能來源於作家所篤信的宗教。小說里，多變的敘述視角再次被應用得爐火純青，畢竟幾乎在張翎的所有作品裡，敘述視角都在不停地轉換中搖曳生姿，這樣的敘述方式讓小說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更闊大的時空感。而少年扣扣一直是侏儒，因解開心結而聽到長個兒的聲音，這樣的細節更為小說增添了戲劇化色彩和幾分趣味。細節也是張翎小說的華彩之一，當小說「重」的帷幕包裹著哲學的光彩緩緩降落時，張翎以節制而輕盈的敘事方式絲絲入扣地行動著，把渺小的個體放置在風雲際會的時代中，庖丁解牛一般將這個幾代人的悲劇層層分解又融合為一體，溢出小說的邊界一直延伸至我們眼前。
張翎顯然是一個功力很深的魔法師，她深諳各種文學的規則和法條，巧妙地把握了小說輕與重之間的平衡感，從而形成了屬於自己的獨特美學風格，這些自然需要作家對人間世事的敏銳洞察和多年專業的修為，因為在任何時候，我們所擺布操練的語言顯然不僅止於這些符號本身。我一直試圖尋找小說背後更深層的內質，希望獲得一種不動聲色、觸動內心的力量，但是當一個小說家以畢生的學習和操練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終於抵達了駕輕就熟的境界，卻很有可能在登頂的同時喪失了這種力量：太巧合的情節可能是因為想當然，太重複的劇情大概可以省些力氣，太文藝腔的句子估計緣於克服自重的難度……但無論怎樣，一個好的小說是一定要具備這種力量的。人們喜歡說「大巧若拙」，有些時候好的小說在輕盈之中也還是需要一些笨重的，大概唯有如此，它才可能獲得那種能夠被讀者和時空所感受與銘記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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