臻品——嘉樹堂藏明代扇面二十四幅

文史 07-23

總第一二〇一期；歡迎關注。

詹景鳳凌霄勁干

扇面水墨金箋

18×55 cm

詹景鳳（？-1602），舉人出身，官至廣西平樂府通判，一代鑒賞大家，目力不在項子京之下。擅作草書，用筆不凡而變化百出。偶寫墨竹，枝葉翻轉全然書法用筆，圓轉純熟，不失古意。米萬鍾（1570-1628），官太僕寺少卿，江西按察使等職，政名卻為書名所掩。善山水、花竹，書法行、草俱佳，與董其昌有「南董北米」之譽。王鐸（1592-1652）力矯晚明書壇柔靡纖巧之習，概括歷代書家風格特徵，開創偉岸雄強的壯美書風。同時亦寄情詩畫，以草書寫蘭，信手寫出洒脫拙潤、生機勃發。

米萬鍾山下晚晴圖

扇面水墨金箋

18.5×54.5 cm

王鐸墨蘭圖

扇面水墨金箋

己丑（1649年）作

16×50.5 cm

出版：

1. 《名人書畫扇集》，第五十二集，文明書局，1915年。

2. 《扇面大觀》，第三集，日本小林寫真製版所，大正四年（1915年）。

焦竑（1541-1620）博覽群書，於文史治學上頗有創建，是晚明傑出的思想家、藏書家、古音學家及文獻考據家。在文學上，鍾惺（1574-1624）與譚元春提倡書寫性靈，以幽深孤峭的風格來矯正公安派浮淺輕率之弊，開創了竟陵派文風；晚明戲曲發達，屠隆（1542-1605）、臧懋循（1550-1620）、徐霖（明成化-嘉靖間）等人都頗有建樹，富者蓄養戲班，窮者流浪江湖，大都才華敏捷，放逸不羈。文學評論家金聖嘆（1608-1661），博學多才，畢生以著述為務，尤以評點奇書小說聞名，順治十八年因抗糧哭廟案被殺，或許因被禁的緣故，傳世作品不多。

焦竑行書七言詩

扇面水墨金箋

17.5×54 cm

鍾惺歸帆圖

扇面水墨金箋

乙卯（1615年）作

18.5×52.5 cm

屠隆草書七言詩二首

扇面水墨金箋

19×57 cm

臧懋循楷書七言詩

扇面水墨金箋

16.5×49.5 cm

說明：包虎臣舊藏。

徐霖蕉蔭高士

扇面設色金箋

19×49 cm

金聖嘆行書

扇面水墨金箋

18.5×55.5cm

劉理順為懷翁作詩

扇面水墨金箋

16.5×52 cm

王錫爵草書《過採石》

扇面水墨金箋

17.5×52 cm

說明：此作曾經潘正煒、葉志詵、程璋收藏。

出版：《中國扇面書畫集錦》河南美術出版社1992年。

王錫爵官至內閣首輔，出生於名門望族——太倉王氏，其子王衡、其孫王時敏、曾孫王掞及五世孫王原祁，均為朝廷一品大員，名副其實的簪纓世家。王錫爵在當時也稱善書，王世貞評其「自挹不主墨池盟，筆法秀穎，依稀有翡翠蘭苕狀。」萬曆十七年，王錫爵在閱覽董其昌的翰林閣試卷時，稱讚其書法深得歐陽詢、柳公權神髓，後來還延請董氏指導其孫王時敏的書畫。由於王錫爵的發掘與提攜，董其昌得以在京城書壇嶄露頭角，邁出成功的第一步。

范允臨（1558-1641），字長倚，吳縣（今江蘇蘇州）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早年即從官場抽身，在蘇州建園林而居，寄情詩畫。「范允臨們」的悠遊生活與晚明動輒得咎的酷烈政治氛圍形成鮮明對比。

范允臨楷書《後漢書仲長統傳》

扇面水墨金箋

辛亥（1611年）作

15.5×46.5 cm

董其昌行書《唐人九日應制二首》

扇面水墨金箋

16×50 cm

出版：《五桂山房藏元明清書法集》16頁，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10月。

董其昌早年習畫曾受顧正誼指點。顧正誼（約16世紀中期-17世紀初），號亭林，松江華亭人，明末松江畫派掌旗手之一。以父蔭於萬曆時由太學生官補中書舍人。晚年築小亭園於江畔以終老，故號亭林。善山水，深得黃公望法。顧正誼之侄顧懿德（？-1633後），擅山水，流傳絕少。畫承家傳而受董其昌影響，此幅《碧山草堂圖》用青綠卻燦然明麗，難得。

顧正誼山林茅屋圖

扇面水墨金箋

18.5×57.5 cm

顧懿德碧山草堂圖

扇面設色金箋

壬申（1632年）作

17×52 cm

董其昌於隆慶六年（1572年）18歲時入莫如忠門下學習，因而與其子莫是龍相識。莫是龍（1537-1587），華亭人，生有異稟，以學行聞名天下。然因廷試未順，不恥屈就，未能躋身仕途，故寄情書畫，以藝名世。是龍書法鍾繇、王羲之及米芾。

莫是龍草書五言詩

扇面水墨金箋

18×52 cm

董其昌的追隨者李流芳（1575-1629），「畫中九友」之一，出生於詩書官宦人家，才情甚高。而六次科舉失意絕意仕途，沉湎於書畫創作，是一位在詩、書、畫、印多方面成就突出的藝術家。《林間問道圖》作於天啟元年（1621年）冬，流芳第六次北上應試，也是他最後一次參加會試。此絕意功名之時也成為其藝術生涯的分界線。

李流芳林間問道

扇面水墨金箋

辛酉（1621年）作

16.5×50 cm

顧正誼、莫是龍、董其昌領銜的松江畫派的崛起，完成了晚明書畫創作重心由吳門向松江地區的轉移。董其昌隱居江南的歲月里，與他的畢生至友陳繼儒（1558-1639），翰墨友人趙左（明萬曆-崇禎間，16-17世紀）、江蘇太倉超果寺僧人常瑩（明末清初，16-17世紀）、松江後學蔣藹（明天啟崇禎間，17世紀），以及他的追隨者晚明名士李流芳等等，優遊于山水，寄情於書畫。他們或主動或被動的隔絕於官場，在江南的氤氳山水之中，在書畫的咫尺天地之內，尋求自我人生價值的實現。

陳繼儒行書蘇軾《臨皋閑題》

扇面水墨金箋

17×50.5 cm

趙左雙松圖

扇面設色金箋

己酉（1609年）作

15×46 cm

常瑩青山圖

扇面設色金箋

丙寅（1626年）作

17×54 cm

董嗣成（1560-1595），字伯念，萬曆八年（1580）進士，授禮部主事，升主客司郎中，因孟養浩之事繼續上疏被斥，以「出位妄言」被削籍歸家，卒年三十六。崇禎朝官員的安全感更是十分欠奉，崇禎帝換臣換將換內閣，猶如走馬燈一般。終崇禎一朝，地方巡撫被戮及自殺者十二人，李仙風（崇禎間，17世紀）就是其中之一。崇禎九年（1636），練國事因總督陳奇瑜剿賊兵敗連累遣戍廣西，七年後方被赦還，弘光元年（1645）供職於南明朝廷時，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