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唐宋王朝的禁酒令

原標題：聊一聊唐宋王朝的禁酒令

酒文化作為中華民族飲食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具有鮮明的政治特色。這主要表現在中國古代統治者通過國家權力對社會的酒事行為、酒事活動進行強制性的干預，並頒布一系列酒禁詔令實行酒政限制。

在中國歷史上，酒禁現象始於部落聯盟時期的大禹時代，西周開國之初頒布的《酒誥》則被視為我國古代第一部酒政禁令。西周以後，歷代的統治君主均以詔令形式頒髮禁釀禁配禁飲的「酒禁」政策，並利用國家權力強制施行。 唐宋兩代雖有酒禁，但酒禁政策有所不同。唐立國伊始，高祖「以谷貴禁關內屠配」下令禁酒，此後太宗、武則天、玄宗當政期間稍有鬆弛，不禁止群飲，並多次賜酣。

但在唐中晚期酒政發生了很大變化，此時政府一面禁止製造和銷售酒，另一面又實行榷酒政策，對酒課以重稅。而有宋一代，酒稅成為國家一項重要財政收入，政府為了獲取更多稅銀，甚至還有暗中鼓勵人們飲酒。就唐宋兩朝的酒禁而言，本文主要圍繞其共性之處進行探討。

在以農業作為立國之本的中國古代，糧食的多少關乎國家的穩定。酒的釀製需要以糧食作為原材料，為節約糧食而頒布的酒禁在唐宋時期屢見不鮮。同前文所引，唐高祖武德二年乙卯，「以谷貴，禁關內屠配」。高宗咸亨元年八月庚戌，「以谷貴禁酒」。玄宗時又因鬧饑荒而禁酒「玄宗先天二年十一月禁京城酤酒歲飢故也」。宋太祖立國之初也因谷貴缺糧於「建隆二年夏四月庚申班貨造酒麴律」，禁止私市酒麴以及以私酒入城。建隆三年太祖又修酒麴之禁，禁止私造及持私酒入官沽地。

此時酒禁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糧食的匾乏，如果一旦糧食有盈餘，朝廷便解除酒禁之令，仍依常式。唐肅宗至德三載三月辛卯「以歲飢，禁配酒，麥熟之後，任依常式」。在其它文獻中載有相同內容：

「為政之本，期於節用。今農功在務，凜食未優，如聞京城之中，酒價尤貴。但以曲粟之費，有損國儲，游惰之徒，益資廢業。其京城內配酒，即宜禁斷，麥熟之後，任依常式。」

早在部落聯盟時代酒就被大禹認為是「亡國之物」，西周時的《酒誥》更是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推崇。傳統儒家酒德觀認為，飲酒不僅會使民眾敗德傷性，而且還會讓國君亡國，君主們常常以此為鑒頒布禁酒詔令。唐高祖曾下《禁屠配詔》：「酒醒之用，表節制於歡娛。……然而沉湎之輩，絕業忘資，惰窳之民，騁嗜奔欲，方今烽隧尚警，兵革未寧……關內諸州官民，宜斷屠配。」

《說文·酉部》：「酒也，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宋代何刻所著的《酒爾雅·釋酒》更指出「酒者……亦言造也，吉凶所由造也」。說明飲酒過量會造成一些不好的行為和後果，人性中醜惡的一面會因為酒的刺激而暴露出來。《唐令拾遺·選舉令》載:「【開七】【開二五】諸癲狂酗酒，皆不得任侍衛之官」。

可見飲酒不加節制還會影響仕途的發展。在宋代時，又因送酒會增加士兵和驕道的負擔，而禁止在節日里以酒相饋。據相關史料記載:「神宗熙寧三年，禁諸郡節序以酒相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0載有相同內容:「熙寧三年夏四月甲申，詔諸路州軍遇正、至、寒食、端午、重陽節序，無得以酒相饋。」

這主要是因為「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公使錢許造酒處，每五節以酒交遺，以行經二十驕者掣負去來，道路煩苦，請禁止。許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衡復言知莫州柴貽簌送別州酒至九百餘瓶，所差兵夫至二百餘人，其違法勞人可知。故並諸路禁止焉。」此「禁令」主要是從減輕士兵和驕道的負擔出發，而禁止在上述節日里相互饋酒。

另外，還有因特殊情況而頒布的臨時性禁酒詔令。《唐令拾遺·儀制令一八》載:「【開二五】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舊唐書》卷一七載，唐文宗於太和七年再次重申「國忌日禁飲酒」。此規定在《宋刑統》中也再次出現，這表明唐宋兩代國忌日禁飲酒己成為慣例。

除了頒布酒禁外，唐宋政府還實施榷酒政策，在限制民間酒事行為的同時攫取大量的酒稅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榷酒，即是國家壟斷酒的生產和銷售，不允許私人從事與酒相關的行業。它始於西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配」，東漢至唐初，政府不甚重視酒利，唐中葉以後才實行榷酒政策。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救:「天下州各量定配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

雖然代宗又於「大曆十四年罷榷配」，但由於朝廷出兵平亂，以致軍庫空虛，唐德宗於建中年間下令:「禁人配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軍費」。宣宗時又因「禁止私配，過於嚴酷」而頒布《寬私配禁勃》:「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並置官店配酒，代百姓納榷酒錢，並充資助軍用。……如聞禁止私配，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間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人私配酒及置私曲者，但許罪止一身，並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

雖然宣宗朝對民間私配行為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刑法嚴酷程度有所減輕。但榷配政策為唐王朝充盈國庫作出了很大貢獻，因此，該政策一直延續到唐亡。

宋代是我國歷史上唯一自始至終實行榷酒制度的封建王朝，在繼承唐代的基礎上榷酒制度趨於成熟完備，酒稅成為國家主要的財政收入。因為榷酒政策可以讓國家以壟斷的方式攫取豐厚收入，緩減軍費不足和充盈國庫，所以統治者常常頒布禁令嚴格禁止民間的私釀私賣行為。兩宋時榷酒形式增多，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對民間酒事行為的控制略有松馳。但在官酒禁地和鄉村酒場所在地的劃分上還是很嚴格，兩者不得相互越界，在官酒禁地內不允許民戶私釀私賣。

建隆二年夏四月，太祖詔:「漢初，犯私曲者並棄市，周祖始今至五斤死。上以周法尚峻，壬戌，詔民犯私曲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減造者之半。」建隆三年「又修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間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沽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到乾德四年時刑罰有所減輕「私造酒麴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間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從犯禁標準和犯禁後所受的刑法標準看，宋初酒禁刑法殘酷野蠻極具威懾作用，廣大民眾心生畏懼，鮮有人敢輕意觸犯。

除了在民間實行酒禁外，宋朝政府對宗室、外戚、臣僚之家也同樣實行酒禁。如宋仁宗景禱三年十二月辛酉，「禁宗室賣酒，募告者賞之」。宋哲宗元禱七年又兩次下詔禁止宗室內違犯酒禁，一次於「元禱七年夏四月丁卯，詔:『宗室、外戚、臣僚之家，違犯酒禁，如累及三次，並勾收槽杖。」

另一次是同年八月丙辰，詔:「宗室犯私酒，尊長應取旨者，止坐本位同祖尊長，尊長自犯，即坐本宮同祖尊長。」，雖然對皇室、臣僚之家的違禁行為規定了相應的懲罰措施，但與上述所引，政府對一般百姓犯禁的懲罰條令相比，懲罰的力度可謂輕了不少。

酒稅作為宋朝國家軍費的重要來源之一，同時也是國家重要的財政來源，政府為獲取更多的稅銀甚至下令以「公使錢造酒處」。神宗熙寧七年春正月巳亥朔，詔諸州自來不造酒處，許以公使錢造……」「夔路舊無酒禁，為場店者，百四十餘所而己。建炎未增至六百餘。」「建炎三年九月，張浚承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編四路（益路、利路、梓路、夔路）行其法。夔路舊無酒禁，開始榷之，舊四川酒課歲為錢一百四十萬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絡。

可見把酒稅作為重要稅源已成為宋廷制定酒政的最根本原因，豐厚的稅銀收入己成了宋代重要的財政支柱之一。國家許以「公使錢造酒處」的結果是，酒店和酒稅的增加，民眾飲酒、用酒越發因難。

唐代杜佑在《通典》里言:「酒者，天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哀、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酒不僅是祀天地、祭宗廟、祈福壽這類莊嚴之事的所需之物，而且還是婚喪嫁娶、農事節慶、慶功祭奠等民俗活動的必須物質。但另一方面由於酒事行為或酒事活動被打上了強烈的專制政治印記，君主沉酒於酒，國有亡國之虞，臣下酗酒縱飲，則有荒政廢職亡身之憂的觀念，成為了左右統治者政策的重要依據。統治者把飲酒行為與國家治亂或官場政治現象相聯繫起來，使酒事行為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從唐宋兩代來看，在各類酒禁中最普遍和最常見的是為節省糧食而頒布「禁令」。此種「禁令」一般是在建國伊始國家尚未穩定，或是災害年代為解決民眾溫飽緩減糧食匱乏而禁釀禁飲。由於這類酒禁的出發點是為了人民，因此深得廣大民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

然而更多的是，在古代，統治階級把飲酒行為與國家治亂或官場政治聯繫起來，認為「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從而制定了許多酒禁政策，同時為了保證酒禁的實行，統治者對違禁者採取了極端嚴厲的懲罰措施。唐代「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以酒禁坐死者，每歲不知數」。宋時「民犯私曲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減造者之半」。唐宋時期統治者對犯酒禁者的處罰嚴酷且苛刻，絲毫不近情理。

通過對唐宋兩代史料分析表明，統治者可以根據政治需要隨時禁酒和解除酒禁，恢復民間的酒事行為和酒事活動。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唐統治者屢以「賜酣」的方式賜民飲酒。據《新唐書·太宗本紀》所載，太宗時貞觀年間賜酣達七次之多。此後高宗、武后、玄宗當政期間也常常賜酣，關於其記載不絕於史。

唐宋時期的酒禁除了禁止人們隨意飲用外，國家為了與民爭利而施行榷配，禁止人民私釀私賣。同時施行榷配政策也是唐宋時期酒政的一大特點。通過榷配，國家從酒營收入中獲得巨額的利潤財富。唐中後期為了緩減軍費乏下令榷配，直至宋代該政策不斷發展成熟。為了保證國家能夠攫取豐厚的酒課收入，因此統治者制定了詳盡的懲罰措施，嚴格禁止民間的私釀私賣行為。唐王朝時「一人違犯，連累數家」，宋初制定的措施更為詳盡具體，《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載:「建隆三年三月丁亥，……又修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間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沽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可見，唐宋兩代對私釀私配行為的處罰十分嚴酷。

為了保證酒禁救令的貫徹實施，統治者對違令犯禁者往往採取的都是極其嚴峻的懲處措施，告賞法和連坐法就是其中之一。《宋會要輯稿》載:「請自今州縣官酒務處，令五家相保，知有私釀，坐五保，奏可。」《慶元條法事類·酒麴》:「諸私造酒麴沽賣，並含鄰人知而不糾，論如五保律。」甚至還規定:「凡告發私酒犯禁，一經查實，賞以犯人所居全屋什物」。雖然告賞法和連坐法對於私酒犯禁者有著極大的威懾力，有利於減少民間私釀私販行為，但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弊端。因為一人犯禁連累數家受牽連，「間里之間，不免咨怨」。甚至還有誣陷良民的事情發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四九載:「至有仇嫌之人，多端架構，以斗升之酒，誣陷良民，遷徒失業，道路磋怨。」這些違法斂財的行為和冤假錯案的發生必定會激化民憤，影響朝廷統治和社會安定。

甚至有的官吏還從中漁利，極盡所能魚肉百姓。「紹興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乙未。左朝散郎葉義問行太常博士，右朝奉大夫王會特勒停。……新除右正言凌哲言，會專恃權勢，肆為貪酷，其知湖州也，民間私造酒醋，斗升之犯，即拘沒家財，益嚴其禁，加之違法橫斂，遷名羨徐，貯之別庫……」「紹興二十有九年六月乙巳，直秘閣知明州趙善繼罷，善繼為政殘酷，民有犯私者，毀其居，罰絡錢以千計。」唐宋時期官吏的胡作非為，給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激化了社會矛盾，影響了社會和穩定。

儘管如此，唐宋年間私釀私配的現象卻屢禁屢犯，出現了「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的現象。據史料記載，宋代時，「民以私釀破業陷刑者不勝其眾」。深思其根源主要有二，其一受經濟利益所驅使，私釀私配可獲取高額利潤，民眾為此不惜挺而走險，以身犯禁。其二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民間的婚喪嫁娶、農事節慶等活動都離不開酒，然而國家實行榷酒酒價頗高，百姓無法承擔，只能私下偷釀，因而觸犯酒禁。

唐宋政府雖然頒布了不少酒禁政令，對民間酒事行為和酒事活動加以限制，但就酒文化來說，唐宋酒文化與前代相比己十分發達。釀酒技術考究，酒品種繁多，酒質醇香，並出現了大量酒肆，這在許多關於酒的文獻和作品中都有反映。如唐代皇甫松的《醉鄉日異》，劉詢著的《嶺表錄異記》，宋代蘇軾撰《酒經》等等。然而儘管此時酒文化己高度發達，但社會酒事行為或酒事活動並沒有擺脫國家政策調控的監管約束，社會民眾釀酒、飲酒、配酒等一切與酒相關的活動行為，始終以國家酒政管理的政策變遷為轉移，酒事活動絕不是一种放任自流、隨心所欲、自行其是的個人飲食行為。

運營/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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