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蜻蜓之眼》導演徐冰：急速變異的人類社會現場，導致知識的概念變得被動
它其實有一個虛構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起點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徐冰：是先看了監控畫面，才想到這個想法。開始我試圖寫一個故事，之後發現這個東西涉及到一個編劇。因為實際上編劇還涉及到這個藝術家、這個導演他到底要說什麼，這是對做電影的人來說非常要命的一個地方。電影這個手段能測驗出人的整體水平。這種整體水平我覺得包括什麼呢，最主要的是，這個導演對文化，或者對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這個節骨眼上，你如何判斷、你的態度，或者說你的價值觀、你的品味。
故事我開始自己在寫，開始這個故事首先想寫一個整容的，因為當時主要考慮到電影由於它沒有一個主演，所以由不同的人湊成，所有人擔心不能成立，因為連個主角都沒有，你這個人物怎樣發展和跟蹤，後來我就想到那就做一個整容的吧，因為他整天都在變容，也許能解決我們這個問題。整容其實與身份、真假，什麼是這個人的實質，人的判斷和監控影像的判斷，判斷的依據是什麼，這些都跟那個有關係，所以就從那個故事發展過來的。
您通過這部影片想傳達一種怎樣的當代精神景觀？
徐冰：我其實想表現在今天的很多新的現象，這種急速變異的人類的社會現場。由於它的變異極快，導致人們舊有的法律、道德、宗教，身份的界定，或者說知識的概念，其實都變得被動。
這個電影它表面上在講一個有點古典的故事，有點像寓言，它背後藏了很多要點到的課題，這些都是人類在當下無法回答的。這一點很大程度是通過電影製作的手法和製作的過程和材料的變異性，總而言之這是從來沒有人做過的製作電影的手法。
但是要說整個故事，這個電影的影像和這個故事本身，它其實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張力，其實就是我們所生活的現實的無從判斷和暗藏危機，或者說，由於監控影像的出現，原來世界上發生的各種現象遠遠超出我們的邏輯範疇和認知範疇，實際上是我們的知識範疇無法解釋的。但過去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過去沒有被記錄在案而我們不能說它發生過。
《蜻蜓之眼》在哪些方面對電影既定觀念進行了反叛和顛覆？
徐冰：有很多的方面，比如說所有的劇情片都是造出來的，但這個電影和所有電影都不同，至少和劇情片都不同的地方在於它的每一幀都是真實的。甚至現在紀錄片很多都是搬演出來的，或者敘述的，這一敘述，就加入了很多主觀的東西。
監控影像攝像頭位置的安排不是為了符合攝影課程的美感，它的目的是為了更多的採集和包括它所看到範圍的信息，所以它視角非常奇特。後來我們大量使用和選擇更有監控感的鏡頭，因為這些鏡頭真的不符合我們的攝影課程，可實際上真的太有意思了。
而且監控影像給我們帶出一些特殊的美感和效果，其實也超出我們所總結出來的對構圖的認識，所以這個電影在很多地方和傳統製作電影不同，它這些材料的原始目的是不同的。
您覺得跨界對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導演的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徐冰：首先我沒有特別明確的跨界的概念，因為我確實不把任何東西劃分為一個界。簡單講就是說這個領域有的東西都在這了，你只在這個領域範疇內來琢磨和思維，你一定不可以給這個領域帶來新東西，這個領域沒有的東西就是從這個領域之外帶進來的，就這麼簡單一道理。
至於電影和當代藝術，我並沒把這兩個領域分的很清楚。因為我不太執著於材料風格流派，就像做這個電影其實和其他的作品是一樣的，只不過材料不同。我比較相信一個藝術家的東西其實看上去是不一樣的，可實際上這些作品最終串聯起來，它一定是一個自循環封閉的系統，這些作品之間它是自圓其說的，在不斷的強化和結實和建構一個人的工作方法和藝術方法。
首發於2017《看電影》威尼斯-多倫多會刊
TAG:小眾先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