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局限性已顯現 財政收支調整迫在眉睫
近期，一場針對當前宏觀經濟更應依仗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的爭論引發了各方關注，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認為當前財政政策並不是真的積極，財政政策未發揮好逆周期宏觀調控的作用；署名「青尺」的財政系統人士則發文進行了反駁，提出各地方債務亂象很大程度是在金融機構共謀下形成的。
事實上，2018年以來緊財政的宏觀政策導向正逐漸明朗起來，先有新能源汽車補貼技術門檻提高、補貼金額減少，再是光伏補貼大幅減少、民航發展基金用於三家上市機場返還作為企業收入處理政策的取消、住建部等6部委發文對商品房庫存量不足的城市限制棚改貨幣化、國家發改委上調申報地鐵城市門檻。
表面上看，對新能源、光伏等行業財政補貼減少的原因在於對過往產業政策的糾偏；限制棚改貨幣化是為了緩解各地房價上漲的壓力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地方基礎設施投資減少則是為了防止過度加槓桿導致地方財政收入無法覆蓋現金流。深層次看，我國工業化已處於中後期，其特點是投資的邊際拉動作用大幅下降，能投的行業基本處於產能過剩狀態，本可作為托住經濟的經常項目順差意外逆差；國際油價持續上漲，成本推動的輸入型通脹不容忽視；美聯儲加息縮表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的邊際作用日益加劇，全球「美元荒」的格局已初步形成，美聯儲每次加息縮表都將對我國貨幣政策形成明顯牽引作用，如不跟隨加息人民幣就會形成貶值預期，跟隨則對債務泡沫和樓市泡沫形成擠壓；此外，我國巨額的進出口貿易量導致人民幣名義匯率難以有足夠彈性，大幅貶值會引發其他國家強烈不滿，只能通過緊縮壓低通脹緩解實際匯率貶值壓力。因而，對我國而言，對內採取財政緊縮政策是必須的、毫無疑問的。
我國經濟特點長期以來屬投資驅動型「體制」，地方政府通過賣地獲得收入，然後通過投融資平台投資基建或通過給國家支持的行業提供財政補貼吸引企業投資，以此拉動商業銀行貸款形成信用擴張並帶動經濟增長，財政對商業銀行信用擴張和貨幣超髮帶動作用十分明顯。居民消費一直保持的較為穩健，只是當前由於2016~2017年加槓桿買房消費增速才出現下降。因而對內採取緊縮政策的主角只能是緊財政，特別是收緊補貼、減少基建投資。同時輔以緊信用，紮緊商業銀行信用擴張的口子，其中代表就是資管新規正式進入過渡期。
在緊財政與緊信用的雙重作用下，市場正處於緩慢出清的過程之中，表現在整體非金融槓桿率開始企穩、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速穩定在2%以下、廣義貨幣M2同比增速大幅下滑、外匯儲備穩定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溫和貶值，經濟系統性風險較前期已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緊信用與緊財政的負面作用同樣開始顯現，主要表現在經濟增速存在快速下降風險。
因此，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就顯得至關重要了。改革開放40年間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近年來我國工程師數量大幅增加，如果能用好這些優勢、拋棄近十年債務和地產驅動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以減稅和優化營商環境留住跨國大企業，按照市場規律辦事，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以市場方式促進企業創新，那麼經濟短期下行壓力並不可怕，經濟新的增長點也很快能夠出現。
在經濟轉型期間，財政收支結構的改革必不可少，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方面涉及收支兩條線的改革，一是建立起強約束的地方財政支出機制；二是合理調節財政收入結構，給企業大幅減稅。
從財政約束上看，近年來無論是地方財政收入還是中央財政收入均實現了大幅增長，但財政支出在多數年份卻大於財政收入。地方政府存在「投資饑渴症」且投資效率並不高，每年各地都存在基礎設施剛建成不久就面臨拆遷的問題。不僅如此，各級地方政府都存在投融資平台用於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政府隱性擔保債務總量存在多個版本，且在很多地方仍存在事業單位編製人員冗餘的情況，真正需要剛性支出的養老保險缺口、醫療支出缺口卻遲遲得不到大幅改善。從宏觀上講，加入WTO以來，人民幣採取了盯住美元的「准聯繫匯率制度」，外匯占款也成為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的重要依據，高峰時期外匯占款佔到基礎貨幣的80%左右。近年來隨著外匯儲備的減少，以外匯占款發行基礎貨幣的方式逐漸行不通了，於是央行創造了MLF等各種「粉」，這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由誰來提供人民幣幣值信用的問題。
從合理調節財政收入結構上看，近年來減稅之聲不絕於耳，但減稅力度卻經常低於大眾預期，這其中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財政支出較為剛性，另一方面則在於財政收入結構存在較大問題。當前我國的稅收主要來源仍是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流轉稅，財產稅的比例卻較低。流轉稅相當於很大一部分稅收都是從產品生產和流通增量上獲得，優點是徵稅成本低、徵稅簡單，缺點則是不能起到用稅收調節貧富差距的稅收本身基本功能、持續對增量收稅不利於給實體經濟減負。
綜上，財政與金融之爭說到底是在當前宏觀環境條件下更應採取什麼政策予以應對的問題。目前來看，貨幣政策應用的局限性已經顯現，只有推進財政收支結構調整才能進一步釋放經濟活力。需建立對地方財政支出的強約束機制並增加財政支出透明度，同時合理調節財政收入結構，增加財產稅佔比，減少流轉稅以實現給企業和居民減稅，以激發企業創新活力，促進居民消費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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