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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君主梁惠王

《孟子》書七篇,第一篇便是《梁惠王》,這位梁惠王,就是戰國前期赫赫有名的魏惠王。當然,他之所以有名氣,不是因為他在政治上有何種建樹值得名垂青史,也非由於他在文化上有什麼創新需要大書一筆,乃在於他在位期間打了桂陵之戰、馬陵之戰等一連串大敗仗,硬生生將乃祖魏文侯、乃父魏武侯辛辛苦苦創下的那份霸業給葬送了,稱得上是一位典型的敗家子,完全的失敗者。

公元前453年,韓、魏、趙三家分晉,戰國揭幕。在當時的七雄之中,魏文侯第一個實行改革,禮賢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賢達,重用吳起、李悝、西門豹等才俊之士,行「地力之教」來發展農業,施「平糴之法」來穩定物價,創「武卒之制」來提升軍力,勵精圖治,富國強兵,充當三晉老大。他曾聯合韓、趙諸國,先後西伐秦,占秦河西之地;南擊楚,奪楚睢(三點水+歲)之間;東攻齊,入齊長城;北征中山,一度奄有其地。使得魏國在當時諸雄當中率先崛起,稱霸中原。繼起的魏武侯循規蹈矩,「蕭規曹隨」,不越雷池一步,保證了魏國的霸業得以平穩維持。應該說,父祖輩給梁惠王留下了一份十分可觀、人人羨慕的諾大家業,他完全可以「大樹底下好乘涼」,當守成之主,享現成之福,謀社稷之安。

然而,梁惠王似乎是天生不安分,喜歡瞎折騰的現世寶,他好大喜功的心態以及隨之而來的戰略抉擇失誤,終使他走上了身敗名裂的不歸路。從戰國兵備地理考察,魏國北鄰趙,西接秦,南連楚,東毗齊、宋,其地四通八達,多面受敵,無險要可供守御,處於四戰之地的戰略內線地位,這決定了魏國的中原霸權有著天生的內在脆弱性。所以,梁惠王上台後最應該做的,是如何憑藉已有的實力地位,適當選擇主攻方向,避免四面出擊,到處樹敵。就當時的實際情況看,他的正確選擇無疑應該為東守而西攻,即牢牢據有河西之地,乘秦國退守洛水的有利形勢向西發展,奪占涇、渭流域,控制崤、函險要,爭取戰略上的主動。遺憾的是,梁惠王本人是徹頭徹尾的戰略短視者,他所追求的是表面上的風光,貪圖的是虛幻意義的榮耀。在他看來,秦國「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狄遇之」(《史記·秦本紀》),完全不配當自己的對手,勝之不武,服之無名,激發不起自己追求大名的興趣。相反,控制三晉,壓服齊、楚,才是煌煌偉業,顏面有光。在這種自高自大心理的驅使之下,他輕率地作出了戰略東移的選擇,西守而東攻。為此,他把都城從今天山西境內的安邑搬遷到四通八達、無險可守的大梁(今河南開封),自以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當然地成了天下的領袖。

意識深處的霸主心態越是強烈,表現在行動上的乖張輕妄也就越是極端。它使得梁惠王在當時的軍事外交上變本加厲地推行「單邊主義」,動輒對其他諸侯國付諸武力,用戈戟而不是用樽俎來發言。這樣一來,長期形成的魏、韓、趙三晉聯合陣線逐漸破裂了,與齊、楚等大國的關係日趨惡化了,至於與秦國的矛盾也絲毫未因遷都大梁而有所緩解。一句話,梁惠王終於因自己的好大喜功、鋒芒畢露、四面出擊而陷入了戰略上的極大被動,播種下了使魏國霸業迅速中衰的禍根。

尤為可悲的是,梁惠王始終不曾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殆,反而沾沾自喜,繼續營造「慕虛聲而損實利」的「形象工程」。而他的對手恰好利用這一點,將計就計,推波助瀾,誘使他在失敗的道路上死不旋踵地走下去。頭腦簡單卻自視甚高的梁惠王果然中計,進了人家預設的圈套。

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梁惠王接受商鞅的獻策,釋秦攻齊,自稱為王。商鞅入秦主政後,敏銳地看到秦、魏互為死敵的本質屬性,認為魏是秦的「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史記·商君列傳》),於是處心積慮「借刀殺人」,以圖削弱乃至摧毀魏國的實力地位。為此,他出使魏國,實施禍水東引、坐收漁利之策。商鞅對梁惠王貪圖虛名的個性特徵早已胸中瞭然,所以一到魏國,他便當面給梁惠王戴高帽,灌迷湯,反正空口白牙,並不需要什麼成本,更不必為此承擔什麼法律責任:「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 (《戰國策·齊策五》)愛面子的梁惠王當然聽得滿心舒坦,整個身子飄飄然起來。商鞅見招術奏效,進而居心叵測地建議梁惠王「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即鼓動梁惠王公開稱王,然後聯合秦國,用兵齊、楚。「王」是當時的最高稱號,地位在一般諸侯之上,梁惠王對這個名號早己朝思暮想、垂涎已久,只是擔心他國的反對才躊躇猶豫,不敢倉猝行事,現在既然得到秦國的「鼎力支持」,那也就不必再半抱琵琶,講什麼客氣了,「恭敬不如從命」,於是乎,梁惠王興緻勃勃地按照周天子的禮制準備輿服儀仗,修築宮殿,在周顯王二十五年(前344年)正式加冕稱王。同時以霸主的身份召集諸侯會盟,把氣氛弄得熱熱的,把場面撐得大大的:宋、衛、鄒、魯諸國國君應邀與會,秦國也派使節到會捧場。這時候的梁惠王真的是掙足了面子,擺夠了身段。殊不知「出頭的椽子先爛」,中國人從古至今最喜歡的是平均主義,最討厭的就是個別冒尖,當別人都是雞的時候,你先變成了仙鶴,這如何了得,所以魏惠王這種利令智昏的舉動,恰恰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陷於孤立的困境,到頭來為一時面子上的光鮮付出慘重的代價:「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戰國策·齊策五》)以桂陵、馬陵之戰為標誌,魏國的霸權宣告終結,梁惠王的面子亦隨之丟得乾淨。

《老子》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梁惠王的可悲,正在於他既不知人,更不自知,既無法勝人,又不能自勝,好高騖遠,忘乎所以,對國際形勢茫然無知,對自己位置未能擺正,不幹實事盡說虛的,熱衷做秀,喜歡露臉,稍有資本便要炫耀,一旦得勢便要擺譜。更讓人可嘆的是,他至死也不曾悟出自己之所以倒霉的原因,而只知道一味抱怨命運,責怪天道,從來不曾正視過自己身上的不足,典型的「有嘩眾取寵之意,無實事求是之心」,這從他和孟子的談話中反映得很清楚:「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孟子·梁惠王上》)這裡你可聞得到一絲一毫的自我批評的氣息?可看得到一星半點兒的改弦更張的端倪?一個人不虛心、不自重到了這種地步,的的確確是無可救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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