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文體的形成

傳世文獻無疑以《尚書》為最古，後人論《尚書》文體，或稱八體，或稱十體，視《尚書》文體已備。就後人的認知來看，謂其文體已備，是就現存的各體名稱而言，事實上《尚書》各體，起初並無固定的體制，但形成文獻專書之後，堯、舜、禹等的發言，便由史官或整理者根據他們的身份和內容而定某一名稱，這便成為某種文體。試以《尚書》為例以說明之。

上古寫作，先有史，史官記言記事，初無體制，然王之言行，視其場合不同，而有不同記載。故堯、舜之言稱為「典」，皋陶、大禹稱為「謨」。典訓為常，與經相同，但名典不名經，孔《疏》說是「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偽孔《尚書序》說：「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以典定為堯、舜之言，即此文體在先秦時具有特定意義，亦見先秦時其文體已經定型，所以後之文體不可再稱「典」。《國語·楚語》記申叔時對楚莊王問傅職說：「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韋昭注稱《訓》《典》指五帝之遺書。春秋時，《尚書》容或未成編，故《左傳》往往稱「夏書」，此處《訓》《典》或即《堯典》《伊尹訓》一類。

「謨」訓為「謀」，孔《疏》說是「皋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是說《大禹謨》《皋陶謨》乃皋陶與禹同為帝舜所謀，故知其文體命名，亦是因文成篇。後人因見《書》載聖賢之謀，非能因襲，故解釋說：「謀之已定謂之謨。」（宋黃倫《尚書精義》引張氏語）專謂皋陶、大禹之言。虞夏書年代緬邈，文獻不可稽徵，故《堯典》諸文見疑於後人。但若全盤否定，亦未有確當之證據。要之，或為周人據上古文獻整理而成，故曰「曰若稽古」。這樣的話，名「典」、名「謨」，或亦為後人所為。後人存意以先聖之言與後聖之言區分，故定其文體為「典」為「謨」。故就文體看，《堯典》諸文與誓命之文，有明顯的區別。孔《疏》說「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是孔穎達亦以為虞夏書與商、周書不同。古者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與事相分，然虞夏書言事並記，則似為後人所整理。就此而言，上古時或有記言記事之官，但文體並無固定，只是以言、事區分而已。後人名篇，亦如孔穎達所說「但致言有本，名隨其事」。若《甘誓》以下，記征伐之誓師之辭，則為信史。「誓」，孔《疏》引《曲禮》訓為「約信」。將戰之前，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如《甘誓》所言「予誓告汝」之「誓」。誓辭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威逼利誘，兼而有之，是所謂「誓」之體。其後如《湯誓》《泰誓》《牧誓》諸文，雖其經文或為偽《書》，然其文體，則為古《尚書》所載。諸《誓》並與《甘誓》同，是其文體具有固定形態的證明。然《誓》並不僅用於戰，孔《疏》引《周禮·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孔《疏》解釋說：「《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祭禮重大，亦須與百官誓戒。誓，取其約信之義，或用于軍旅，或用於祭禮。《尚書》所載多是誓師之辭，祭誓不載。至於《秦誓》，與征伐誓師不同，是「誓告群臣之辭」，當是誓之變體。

誥體，《尚書》有《仲虺之誥》《湯誥》《康誥》《召誥》等，誥本義即告，訓為示，以己意告示別人。但《尚書》所載多為王言，故又解為以上告下稱誥。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引《字書》雲，告上曰告，發下曰誥。此以上下分告、誥，其實上古未必如此。《書》載《仲虺之誥》，即仲虺告湯之語。此誥，偽孔《傳》解為「會同曰誥」，孔《疏》引《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作註腳，並說：「『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眾。」但仲虺此處僅對湯一人而言，非是會同，孔《疏》解釋說孔安國是泛解諸篇誥義。其實會同曰誥，當是周以後新起之義，解釋的不同，正說明上古時文體並未如後人所說那樣分明。

《尚書》諸文體，記王言為主，初未必有文體篇名，正如孔穎達所說：「《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制，隨便為文。」是上古諸文體，皆據事而成名，非有固定體制。但隨著社會活動的日益豐富，尤其是周以後，制禮作樂，體制周密，司職清楚，掌文之職，均各有分工。如《國語·周語》所說「瞽獻典、史獻書、瞍賦、矇誦、庶人傳語」，可見是皆各有職掌。則文體亦漸固定，且分工明細。

《周書》載有周朝誥命諸文體，文體雖承商書，體制卻有所改易。如《太誥》，據《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而作《太誥》。與《商書》諸誥相比，《太誥》責數武庚之罪，言自己當繼父祖功業，務去叛逆之罪，勸人勉力用心。其時武王初崩，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洶洶，故三監叛而天下疑周公，周公乃以誅叛之大義告示天下。然「兵凶戰危，非眾所欲。故言煩重」。此誥已與《仲虺之誥》等不同，而與誓書略相同。孔《疏》引陳壽說：「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也。」此外，就文辭看，周時顯然較殷商時為繁複，是由質及文，椎輪大輅之故也。

周人文體，當然不限於《尚書》所載，如《逸周書》有「解」體。又如西周的銅器銘文，據郭寶鈞說，周初銘文各有風格，頗少沿襲，演進到了穆王，策命漸多，書史若有定格，到厲王時，幾於「公文程式化」了。大概的格式是紀時、紀地、右和受命者、作冊尹、冊命辭、對揚、作器、祝願。郭寶均說：「好象那時作冊尹手中有這樣一種格式，遇有錫命，只把不同的時、地、人名、命官、賞錫等分別填進去；制器者照樣加上一段對揚、祝願的話，就把它鑄出來。」（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西周銘文由非格式化至於格式化，正是文體產生和定型的過程。格式化也就是傳統的建立。但顯然，先秦時期文體傳統並沒有保持太久的時間。在東周以後，這個傳統很快就被破壞了，原因就是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政治、文化活動都與西周有了極大不同，原先固有的文體規定，不適合新時期的要求，而新時期也不斷產生新的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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