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與餘姚官刻本

原標題：《資治通鑒》與餘姚官刻本

《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由宋神宗趙頊賜書名。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橫跨了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極高。《四庫全書總目》評為：「網羅宏富，體大思精」。

主編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編寫成一部巨著，「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該書的流傳過程中，有一個版本極為重要，由於是在南宋年間由官方在餘姚製版刻印，故稱為「餘姚官刻本」。是在南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年）由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下紹興府餘姚縣重刻孝宗朝（南宋最傑出的皇帝宋孝宗執政時期――筆者注）或稍後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諸種版本，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於這一版本。

據葉德輝《書林清話》，「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時期)兩浙東路茶鹽司刻過《外台秘要方》四十卷。紹興三年(1133年)刻《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楊雄《太玄經》十卷。紹興六年(1136年)刻《事類賦》三十卷，以及無年號《唐書》二百卷。

當時餘姚的絹、茶、鹽業極為發達，「姚黃」竹紙更是馳名全國，並由此帶動了印刷業的發展，也正是這個原因，294卷巨著《資治通鑒》才會選在餘姚校刊印行。

從《資治通鑒》的幾次刻印的過程來看，雖然《資治通鑒》成書後，在宋神宗元豐八年，范祖禹、司馬康、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畢，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但是，元祐本已不可見。因此有理由認為，目前《資治通鑒》餘姚官刻本成為存世的最早版本了。

此版書卷後有刊板題識:「紹興二年(1132)七月初一日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公使庫下紹興府餘姚縣刊板，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畢工，印造進入」。該版本版框高21厘米，寬14.1厘米，半葉12行24字，白口、左右雙邊。白麻紙印本，紙墨瑩潤，刀法規整，字體方整端重，宋諱缺筆至構字，慎字間有剜去末劃痕迹，當是孝宗朝稍後印本。版心下記刻工名，皆南宋初期杭州地區習見良工，多見於同時所刻他書。卷末原有紹興二年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公使庫校勘官銜名鈐有「天祿琳琅」、「天祿繼鑒」、「乾隆御覽之寶」等印，迭經文徵明、顧從德、季振宜、徐乾學等名家所珍藏，清初又為內府天祿琳琅收藏，現藏北京圖書館。

在北宋末期，由於金兵南下所迫，只得在臨安（今杭州）建立南宋王朝偏安一隅。而原北宋國子監書版由於兵災全遭毀棄，秘書省、國子監的刻書力量被大大削弱了。因此，在南宋建國初期，只得搜尋一些北宋舊監本書籍作為藍本。由於此時的國子監已無力重雕，故令臨安府及兩浙、兩淮、江東等地方政府部門負責刻版，然後送歸國子監，這就是地方官刻的由來。

當時，由於條件所限，只刻印了九經白文、十三經古注、十二經正文，以及一部分正史書和《資治通鑒》。其它書版多存在原地印賣，或由讀者贖買。因此，南宋時期地方官刻書迅速發展起來。如：各地方公使庫，中央在地方各路設置的各路使司、地方州(府、郡)縣軍學、郡學、縣學、書院等等都普遍刻書、印書。

南宋的地方官刻包括「公使庫刻書」、「各路使司刻書」、「各州(府、縣)刻書」、「州(府、軍)郡」、「縣學刻書」、 「書院刻書」幾個種類。

其中，「公使庫」是指宋代地方接待中央來往官吏安寓的所在，這種部門有著較為殷實的經濟力量，加之往來客寓都是政府官員，因此多附庸風雅，從事刻書印書。

其中，「各路使司」，則與宋代的官制有關。據《宋史?地理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天聖析為十八，元豐析為二十三：京東東、西，京西南、北，河北東、西，永興，秦風，河東，淮南東，兩浙，兩淮，江南東、西，荊湖南、北，成都，樟，利，夔，福建，廣南東、西。高宗南渡後，所存者，兩浙、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廣西等十五路。」

政府在各路設置茶鹽司、安撫司、轉運司、提刑司等機構主管茶鹽專賣、民政、水路轉運、財政稅收、提點刑獄訴訟等事務。這些機構，掌握著各地方的政治經濟命脈，有較雄厚的力量和條件，也競相從事刻書、印書。

而《資治通鑒》的餘姚官刻本就是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在餘姚所刻，而民間很難刻這部宏著的原因，可能與資金來源和工程龐大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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