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文史 > 中國古代「調查記者」的消亡:那些為時代秉筆直書的人,都去哪了?

中國古代「調查記者」的消亡:那些為時代秉筆直書的人,都去哪了?

原標題:中國古代「調查記者」的消亡:那些為時代秉筆直書的人,都去哪了?


記者這個行當,在中國,要到晚清才出現。古代並沒有記者,但是有一群人,他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他們為了記錄真相,秉筆直書,不惜冒著生命危險,他們不甘做唱讚歌的夜鶯,嚮往做啄木鳥,哪裡有黑暗,哪裡有不公,都會被他們原原本本地書寫下來。


後人稱他們寫下來的文字,叫做「信史」。就是內容確實可信,沒有掩惡溢美,能夠取信於當代,流傳於後世。


這群人是史家(史官),古代版的「調查記者」。


在歷史的進程中,隨著皇權越來越集中,正直史家的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等到人們發現,矛盾被掩蓋,太平被粉飾的時候,開始懷念這群「調查記者」,才發現他們已經像大熊貓一樣稀少。

是的,那個時候,所謂的史家都被圈養起來,要麼只盯著眼前的厚祿,要麼怕被鉸了舌頭,已經發不出像樣的聲音了。



1


當上皇帝後,宋太祖趙匡胤有段時間迷上一項休閑運動:彈弓打鳥。有個御史見了,認為趙匡胤有玩物喪志之嫌,於是,在某次皇帝玩得正起勁的時候,謊稱有要事稟奏。


趙匡胤無奈放下彈弓,接見御史,臉色不太好看。等御史奏完事,趙匡胤更鬱悶了,因為奏的是件芝麻綠豆的平常事,哪裡來的十萬火急!


他質問御史,你什麼意思?御史不怕,答道:臣以為此事再小,也比打鳥的事大。


趙匡胤怒不可遏,當場「以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御史沒有跪地求饒,他緩緩俯下身子,撿起被打落的牙齒,藏到懷裡。


趙匡胤懵圈了,你撿起牙齒,莫非還想當物證,到哪裡去告我不成?御史回答:臣到哪都告不了陛下,不過,自然有史官記下這個事兒。


這可把趙匡胤嚇壞了。他趕緊道歉,給御史賜金帛,然而歷史還是都記錄下來了。


論監督,沒有人監督得了皇帝,御史敢監督皇帝,不是因為他們不怕死,而是他們有靠山——史官,一群隨時處在事發現場且堅守如實記錄的人。

趙匡胤怕自己的不當言行上史書,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還有一次,早朝後,他很不高興,原因是思及一件事情處理不當,怕史官記錄:「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故不樂也。」


宋代宮中還有女史,專事內起居注的寫作,時刻不離皇帝,記錄其行動,當晚交給史館。她們的住處外面釘有金字大牌,上書「皇帝過此罰金百兩」。



▲女史官


按照傳統,皇帝不能翻看當代史,包括本朝、本人的一切記錄。這是為了防止皇帝利用權力篡改歷史。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多次提出要調看關於其日常言行的歷史記錄——起居注。他給出的理由很正能量,說朕看了,才能「知得失以自警戒」,不然自己做錯了都不知道。


第一次被諫議大夫朱子奢制止了,認為皇帝親覽起居注的做法傳示後代,必然使史官不能秉筆直書,信史就無從談起。


第二次是七年後,李世民還是不死心,死皮賴臉要看起居注。當時的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官褚遂良同樣明確拒絕,說起居註記錄人君言行,善惡畢書,自古迄今,從來沒有哪個皇帝躬自觀史。


言下之意,皇帝您不要開這個惡例,要是開了,那也是要上史書的。


李世民問,朕有不善的言行,你真的都記下來了?儘管聽出李世民語帶威脅,褚遂良還是一字一頓地回答:不記下來,那就是我的失職!

黃門侍郎劉洎站出來為褚遂良打圓場,勸皇帝說,人君有過失,就算褚遂良不記下來,天下人也會記下來的。


多數皇帝怕史官,是因為有一個真相的標準懸在天地之間。古往今來的史官,為了捍衛這個標準,不惜以生命為代價。這,是中國古代史官的一項傳統。



2


凡是有修養、有責任感的史家,都會把「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作為共尊的職業圭臬。你的職業精神去到哪裡,你的作品可信度就去到哪裡。


早在春秋時期,史官就有這種自覺性,以及職業榮譽感。


最著名的故事是「崔杼弒其君」,為了寫下這幾個字,當時齊國一個史官家族兄弟四人被殺了仨,殺得崔杼沒脾氣,只好放棄。最後四兄弟中的小弟倖存下來。


與此同時,齊國另一個史官家族南史氏,聽說崔杼在殺史官,立馬舉家抱著竹簡趕赴現場。你如果把太史一家殺光了,我們接著寫,接著用頭顱來捍衛真相,捍衛歷史的尊嚴。



當時的史官是世襲的,史官秉筆直書,為了天下,也為了捍衛家族榮譽。從此,史官和青史的權威就奠定下來了。

司馬遷寫《史記》,不僅寫「古代史」,也寫「當代史」,寫到他生活的年代——漢武帝時期為止。武帝連年對匈奴作戰,是當時一個尖銳而敏感的現實問題,司馬遷在史書中客觀記述了征戰造成的惡果,不僅民眾困苦不堪,連文景時期韜光養晦積累下來的財富也被耗盡了。


司馬遷自述心跡,說他寫這些「負面」東西,是要留下一部信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不過,記錄真相的阻力之大,時常超乎想像。這種阻力,不僅來自專權殘酷的上層,還來自盲目自信的精英。


當時很多愛國小粉紅,恰恰認為武帝時期是大漢崛起的關鍵點,社會上瀰漫著大國雞血情緒,司馬遷的秉筆直書是這些人所不願看到的。一直到東漢時期,還有人說司馬遷專寫大漢的污點,《史記》是一部「謗書」,以武帝不殺司馬遷為恨。


還好,史官的價值觀還是一致的。他們互相抱團取暖,推崇司馬遷的史書為「實錄」,並將他作為太史、南史之後秉筆直書的新榜樣。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朝代更替與皇帝輪換,跟走馬燈似的。亂世中,無道之事更多,對史家的考驗更大。


這時候,一些史家已經被異化,開始墮落。有的畏懼權勢,誰當權就替誰粉飾太平,只寫正面報道;有的把手中的筆,當成個人求取富貴的工具,誰給好處,就把他及其祖先捧上天。


最沒節操的是,負責修北魏國史的魏收,公然放言:什麼東西敢和我過不去?我舉之則使之上天,按之則使之入地。


什麼職業操守,什麼信史良史,在他那裡,都是沒有的事。


當然,整體而言,史官這個群體還是守住了傳統。魏收的《魏書》一出來,就遭到群嘲,被稱為「穢史」。這至少說明,史官好壞、史書良莠的標準沒有坍塌。

史官的主流是好的。這時候,出了不少有骨氣的史家,氣概直追春秋史家。比如,寫晉代歷史的孫盛,面對權臣桓溫的滅門威脅,仍然堅持不刪改桓溫在枋頭吃敗仗這段不光彩的歷史。


孫盛算幸運的,崔浩就真的遭到滅門夷族,堪稱當時影響最大的史官血案。


崔浩深得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器重,奉命修撰當朝史書。拓跋燾特意叮囑他,要「務存實錄」。崔浩沒揣摩皇帝這四個字是故作表態呢還是真心實意,就當起了當代司馬遷,把拓跋氏不光彩的歷史,一五一十寫了出來。書成之後,他還好大喜功,命人將這部史書刻石立碑,任人觀看。


拓跋燾大怒,命人將崔浩收監,讓數十個衛士輪流在他頭上大小便。備受羞辱之後,崔浩慘死獄中。不僅如此,崔浩家族,及其聯姻的大族,都被滅門,這起史官慘案牽連受戮的人以千計。


這件事給史官群體留下了一道深刻的心理陰影。



▲崔浩


3


史官的另外一道陰影,是李世民造成的。李世民幾次要求調看起居注,裝作是一個歷史小白,實際上,他對歷史的功用和控制,精通得很。


歷史上,權臣監修史書的制度,正是從李世民執政時期開始的。通常由皇帝安排一個親信大官,作為官方修史活動的總負責人,這樣有利於當局對國史修撰的控制。

這個惡例一開,以後正直史官求取真相的空間就縮小了。國史監修作為總把關人,第一要務是把不利於當朝的記錄,全部閹割掉。


真相不能當飯吃,所以不是監修們首先要考慮的。安全才是。


李世民最終還是通過宰相、國史監修房玄齡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這麼多年來,他執著地要看起居注,其實是惦記著歷史會怎麼闡述他發動的玄武門之變。


史官對此心知肚明,經過緊急刪改後,呈給李世民。李世民看到自己最關心的玄武門之變寫得很隱晦,語焉不詳,就對房玄齡說,我當年發動玄武門事變是為了安社稷、利百姓,史官幹嘛要隱諱呢?


房玄齡是聰明人,不會傻到跟崔浩一樣聽不出皇帝的弦外之音。他立馬心領神會,安排人按照皇帝定下來的基調——玄武門事變是安社稷、利百姓的好事變——重寫這段歷史。


我們今天看到的正史,把前接班人李建成寫得一無是處,把殺兄奪權的李世民寫得那麼偉光正,就是這麼來的。


此後,正直史官以瀕危物種的銳減速率,從這個國度慢慢消失。


唐文宗時期,皇帝向起居舍人魏謨索要起居注觀看。魏謨拒絕並上奏,說「陛下但為善事,勿冀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書之」。又說「臣以陛下為太宗皇帝,請陛下許臣比職禇遂良」。


魏謨表示,自身向褚遂良學習,希望唐文宗以唐太宗為楷模。


魏謨竟然不知道李世民後來得逞了,不僅看了起居注,還指導了重寫,還很傻白甜地認為唐太宗很尊重史官,很敬畏歷史。可見,唐代對真實國史的遮蔽到了何其嚴重的地步,寫歷史的人,都把皇帝的劣跡當成美談。

你猜唐文宗怎麼說?他淡淡說了句:你以前的史臣是讓看的。


這句話,足以讓這個堅守史家職責的魏徵五代孫崩潰。曾經抱團取暖,以守護真相為榮的那些同行,他們都到哪去了?


魏謨的孤獨,想想都很悲哀。


但事實上,在魏謨之前,史官行業早已徹底淪陷。韓愈曾經跟朋友說,他原來想做一名史官,但怕因直書丟了性命,還是放棄了。


在韓愈之前,劉知幾那個時代,他已經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史官),卻如披沙揀金」,所以一再感嘆實錄難遇。他說,「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南史氏)、董(董弧)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總之一句話,當時史官的節操都掉一地了。



▲一台表現春秋史官精神的話劇


4


史官秉筆直書的精神,越往後世越弱。唐朝開的惡例,很壞,但還不是最壞的。史官最壞的時光,在清朝。

時至清代,帝王對史館修史的干涉明顯向縱深發展,把追求真相的史學,變成了政治宣傳工具。舉凡修史的各個環節,大到修史項目的確定、修史指導思想的確立,小到體例的安排、字詞的推敲,再到史官的任命、史館的管理,皇帝無不過問,達到了親自全面干預修史活動的最高峰。


以前的朝代,官修史書修完了,再給皇帝看,清代帝王則要求,一些重要史籍每修若干卷就要進呈御覽,隨時審閱。康熙曾要求明史館將《明史》寫好的部分,「以次進呈」。所謂進呈御覽,實際上就是審查。史館修史次第進呈御覽,實際上就是便於統治者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糾正,杜絕不利於自身統治的記載出現。


這進一步強化了皇帝對修史的控制,史官最後一點自由的空間,都失去了。


清朝官修的各類史書中,只有起居注號稱皇帝不能看。實際上呢,你懂的,乾隆曾經出來闢謠,說他沒有閱覽起居注,真是欲蓋彌彰。


更可怕的是,從雍正開始,起居注已經失去了它的本意和價值,只是抄錄一些皇帝的諭旨而已,像趙匡胤打落御史兩顆門牙這種事,寫都不敢寫。起居注從監督報道,變成了領導語錄,閱與不閱,無所謂了。


「這種事是要上史書的」,這種話對皇帝的殺傷力為零。



清代史官多是知識精英,原本有著修史以經世的政治情懷,但修史處處要體現官方意志,一不小心就踩到雷,他們其實心裡憋屈得很,簡直倍嘗人格分裂之苦。


一旦禁不住良心誘惑而越軌,史官們就可能慘遭橫禍。嘉慶年間設館編纂《明鑒》,涉及清朝開國之事,其中按語被認定「多有悖謬之處」,嘉慶閱後大為光火,斥責該館總裁等人「率行纂輯,實屬冒昧」。結果《明鑒》館總裁、總纂、纂修等官均被罷免,交部議處,原稿一律作廢。


這些內心扭曲的史官,寫出來的作品,後來被形象地稱為「哈巴狗史學」,隨著主人指揮棒轉,主人讓你向誰吼,你就向誰叫,主人叫你向誰搖尾巴,你就向誰獻媚。

這個時期對史官的研究卻是最透徹的,社會上很多精英在議論,一個正直史官應該怎樣怎樣。章學誠就提出,一個良史要有「史德」和「心術」,即要有「君子之心」。這種提法彌補了唐代劉知幾對「史學三長」概括的不足,把史家研究提到了很高的程度。


但弔詭的是,把史官當作研究對象,而且研究得最透徹的時候,往往是史官在現實中凋零得最厲害的時候。就像今天,研究調查記者的人,比調查記者還多。


梁啟超有一段話,對中國古代的「調查記者」——正直史官的評價十分到位:「現在人喜歡講司法獨立,從前人喜歡講史官獨立……這種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熱,他單要捋虎鬚!這自然是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所以好的政治家不願侵犯,壞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這種好制度不知從何時起,但從《春秋》以後,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這無形的紀律,歷代史官都主張直筆,史書做成也不讓皇帝看。」


社會上也有一種獎勵機制,那些秉筆直書的史官,他們生時遭受的厄難,常常獲得歷史賜予的花環。


手中有筆,就要寫出世間的真。這是讓時代充滿安全感的一群人,可是,梁啟超沒有說出來的話是,這種人,這種精神,從什麼時候起變得只可追憶。


當社會正不壓邪的時候,人們才惶然四顧,那些為時代秉筆直書的人,都到哪去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最愛歷史 的精彩文章:

一個科舉失敗者的逆襲:考不上,就把它廢了!
晚清六隻「羊」: 影響中國兩個世紀, 算你狠!

TAG:最愛歷史 |